全球化进程演化与中国经济 | 施展札记66

最近在读关于大宗商品的书籍，偶然获得一些新的观察角度。

中国在1992年开始市场化改革。当时冷战刚刚结束，中国遇到几个有利条件。

一方面，苏东集团的便宜原材料大规模涌入全球市场，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了全球经济的低通胀，催生了一轮高增长，中国遇到很好的全球宏观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当时西方世界对于未来有足够的信心，甚至是盲目乐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这方面可能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历史终结”意味着地缘冲突不再存在，全球被视作一个平滑、统一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的企业便排除了其他考虑，而以“最大化效率”作为单一目标，来规划自己的全球布局。“全球平滑、统一市场”的预设，也使得向中国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成为可能。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但是，90年代中国的经济仍然面临着一个不确定性：中国对美出口的最惠国待遇需要每年审核一次，对美出口的贸易条件本身存在不确定性。西方企业如果要大规模外包等操作，没有足够的政策确定性，就不敢做长期投资，只能做短期投资。更多的是来料加工、组装等不会受到政策波动影响、容易规避风险的业务。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有了确定性，“全球平滑、统一市场”假设当中的最后一个不确定性也被排除了，西方企业敢做十年期起步的长期投资了；这种长期投资也把各种金融杠杆充分地撬动起来，于是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所以，中国内部的一些条件是中国制造业能够崛起的基础，但加入WTO，让这些条件在一定时期内被锁定为不可逆，大规模地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崛起的速度和效率。

但是另一个悖反也就逐渐出现了。

随着中国崛起到一定程度，在2015年左右，全球秩序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实际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西方企业把世界视作平滑市场进行全球化布局，可是每个国家的财政空间仍然是独立的，财政空间相应地对应着福利分配，对应着选票，因此世界并不是平滑的。但是经济空间却被预设为平滑的，时间够长的话，一定会引发矛盾。

中国的超大规模具有巨大的马太效应，制造业体量越过某个门槛后，各种制造业都更加向中国转移外包，让西方国家的实体经济逐渐陷入困境，但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科技创新领域，却因为利用着中国的超级高效的生产网络，而放大了比较优势，发展得更快。

这让西方国家开始陷入某种内部的经济撕裂，经济撕裂接下来传导为社会撕裂，社会撕裂再传导为政治撕裂，政治撕裂的表现之一就是各政党在政策上会竞相极化，因为社会的中间群体出现塌陷，政策向中间靠无法获得更多选票，极化反倒成为理性策略。于是，各国在政治上开始出现反全球化的民粹风潮，人们的观念开始变化了，“历史终结论”本身终结了，世界不再被视作一个平滑、统一的市场了。

到了这一步，各种各样的政治性对抗重新出现，地缘冲突也回来了。只要地缘冲突重新回来，之前所抱持的“全球统一、平滑市场”的预设不在了，贸易条件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确定了。于是，各种资本就不会再继续做以十年为单位的长期投资了。对于与中国在同生态位竞争的那些国家来说，比如印度、越南等，这种新的环境是很不利的；没有哪个国家会自外于地缘冲突，那就意味着，像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接受组装、来料加工等短期投资的机会很多，但获得长期投资的机会会大幅缩水。

同时，越是这种情况，对西方国家来说，它们的比较优势在于高端服务业、金融产业，其资本越发不会去投资制造业。而能够有兴趣去海外投资制造业的，只有为了规避各种贸易壁垒、被迫要出海的中国企业。我这几年调研访谈到大量的中国企业，它们把相对来说属于短期、轻量投资的组装环节转移出去，但是需要长期、重投资的上游供应链环节，仍然依托留在中国的庞大供应链网络；这是近几年来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出口总量却仍持续走高的原因。这种搞法会引发其他问题，但那是另一种逻辑了。

于是，又一种悖反浮现。随着全球化1.0的终结，驱动的却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程不断往前推进。以这些企业为载体，把政治上割裂的全球化空间，在经济层面上重新缝合起来，但是底层的驱动机制、表层的风险及成本函数，各种结构全都变了。

全球化1.0的终结主要是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上很可能正在缓慢浮现全球化2.0的轮廓。这是我们观察未来世界演化的一个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