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当“五代剧”收起了“权力”和“野心”

「 被“修饰”的太平，亦昭示天理人心。 」

公元947年，开封城外铁骑扬尘，张彦泽的刀锋划过政敌的咽喉，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在中原朝堂上接受跪拜。

这是一段课本上匆匆带过的“五代十国”——五十三载，八姓十四帝，战火染红黄河，百姓命若尘埃。

（石重贵向契丹天子跪行“牵羊礼”的画面）

就在这片历史血色之中，电视剧《太平年》却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温情”。这部节奏沉稳、台词半文的历史正剧，在2026年初俘获了大批年轻观众。

截至2026年2月首轮收官，该剧全网累计有效播放量已突破9.81亿次，豆瓣评分稳定在8分以上。

在这部剧中，刘知远、郭荣、钱弘俶、赵匡胤等主角收起杀伐的锋芒，接力做了一场“太平梦”，让无数网友为之共情。

（《太平年》官方剧照）

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这部剧“带有滤镜”或者“美化了历史”：主角们的权力欲望被淡化，政治野心被遮掩。他们与那些“乱世军阀”仿佛不在一个图层，自带几分“高大全”的疏离感。

这些评价并非空穴来风。稽古五代历史，钱弘俶与郭荣、赵匡胤三人之间的“兄弟情”，大多出于艺术虚构。那么，编剧对历史事件作出这些取舍与改编，究竟有着怎样的初衷呢？

其实，《太平年》的深意，恰恰藏在这些看似“违和”的处理背后。它借用了一套中国传统文艺的儒家笔法，完成了一次别出心裁的时代叙事。

01 当历史被温柔改写：那些被“淡化”的锋芒

五代十国，本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残酷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时代，皇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人性在生存与权力之间反复拉扯。毋庸置疑，每一位站在时代顶端的人，都带着强烈的欲望、清醒的算计，以及不得不为的决绝。这是不争的事实。

（《太平年》剧照：赵匡胤率兵与叛将张彦泽军厮杀）

而在《太平年》中，导演却选择了另一个视角呈现这段历史。冷峻的镜头扫过乱世的血色后，情节很快将出身南北的主角们汇聚在一起，将他们牵引向同一个命题——天下苍生。

在水丘昭券、冯令公、郭威等老一辈“仁人志士”的引导下，郭荣、赵匡胤、“九郎”钱弘俶等主角迅速步入了“寻找太平之道”的成长历程。

（《太平年》剧照：钱弘佐向九郎传授治国之道）

导演没有刻意渲染权谋的黑暗，也没有将帝王塑造成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作为几位主角的“领路人”，这些角色的野心也被“藏”了起来。剧中“七哥”钱弘佐和孙本之间的故事，就是这一改编思路的体现。

根据《十国春秋》记载，孙本被贬为庶人后，最终还是被钱弘佐赐死。但《太平年》给了两人一个美好的结局：钱弘佐最终主动向孙本求和，两人也重归于好。影视剧在这一部分的改编，是对钱弘佐“仁义”形象的维护。这体现了《太平年》在塑造典型正面人物时，整体弱化了权力斗争的倾向。

（《太平年》宣传海报：钱弘佐与孙本）

这样的改编策略，在剧中的刘知远和郭威身上也有所体现。在《太平年》中，刘知远如同一位仁义长者，少了历史上那般拥兵自重的枭雄底色，以及静观时变的军事谋略。而郭威则像是一位“官逼民反”的落难者。他和刘承祐的复杂博弈被完全简化，“诸军大掠”的事迹也被改成了“约法三章”的仁义之行。

在这些故事中，“争天下”的原始冲动，被转化为安天下的责任；逐鹿中原的欲望，也被柔化为“止戈安民”的理想。他们不再是为了一己之私争夺天下的枭雄，而更像是一群共同朝着“太平”二字前行的同行者。

（《太平年》：郭威拜谒孔庙，冯令公对之称誉有加）

在这种温柔底色下，历史的粗粝感被磨平，权力的锋利感被包裹，人物身上最原始、最真实的政治动机，被一层温和、理性、充满善意的叙事所覆盖。

观众看到的，不再是“谁更狠、谁更黑、谁更能赢”，而是“谁更仁、谁更稳、谁更能守护一方安宁”。这样的史料取舍和情节设计，让残酷的历史变得可亲可近。

当野心被淡化，历史便从一部生存竞争史，变成了一段关于责任、选择与理想的精神叙事。

02 “脸谱”涂饰：新的“刘皇叔”与“曹丞相”

在《太平年》中，“太平梦”的接力棒最终传到了主角手中。作为实现梦想的一代，他们承载着更大的价值凝聚功能。这种“政治棱角”的缺失，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为彻底。

剧中的赵匡胤，被塑造成了宽和隐忍的仁君，几乎毫无权力欲望，“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顺势而为的被动选择；钱弘俶纳土归宋，更是被升华为一种以苍生为先、主动放下权位的大义。

反观反派，张彦泽的残暴被放大到令人发指，何成训告密求荣的嘴脸刻画入木三分，李煜对于政局似乎毫无主见、刘承祐的每一个决定都显得不可理喻。这种“正反面”角色的对比处理，被一些观众认为“有些扁平”。

（网友对一些角色被“美化”的议论）

其实，这种“类型化”的历史角色塑造方式，并非《太平年》的首创。我们翻开中国古典文学的奠基之作《三国演义》，也会发现这套“脸谱逻辑”的影子。

在《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善恶忠奸几乎一眼可辨。刘备被塑造成仁德的化身——携民渡江、三让徐州，处处彰显“长厚”之风。曹操则承担了所有的“奸诈”，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将一代枭雄钉在了白脸奸臣的位置上。

（电视剧《三国演义》复刻了“多疑、狡诈、敏感、自私”的老年曹操形象）

这正是中国古代讲史艺术的特征：好人“极好”，被赋予史实所没有的赞誉；坏人“极坏”，本来没有的恶行也被归咎于他们。鲁迅先生对此批评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正是这套逻辑的代价：当人物被推向道德的极致，便难免失之于“失真”。

但毛宗岗父子却认为：《三国演义》之所以流传数百年，正在于它善恶分明、立场清晰，让目不识丁的百姓也能一眼认出“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正是简洁、易记、脸谱化的人物形象，让他们承载了鲜明的善恶，成为了最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也宣扬了最为朴素的家国情怀。

（数百年来，三国这场“同生共死”，成了无数人心里的梦乡）

《太平年》的主角们，同样肩负着这套古老的美学与教化功能。他们作为“仁政”的符号、太平理想的化身，适当改编能使角色的功能被最大化地释放。更“纯粹”的角色，也能让观众更能直观感受到更“纯粹”的浩然之气。

中国的历史叙事，从来都带着深厚的儒家底色。千百年来，我们推崇仁君、赞美德治、强调民为邦本，对过度张扬的权力欲望始终保持着审慎与克制。

（《太平年》中“权臣”的代表人物——胡进思）

这种文化基因，深深埋在历史书写、戏剧演绎、民间传说之中。它让我们天然更偏爱“安民”而非“争权”，偏爱“统一”而非“分裂”，偏爱“安定”而非“动荡”。但这正是中国传统叙事的智慧——以“忠奸之辨”简化历史纷争，让观众在最短时间内理解“何为乱、何为治”。

这种处理当然有代价：有观众调侃“男女主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偶像剧图层”。但正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虽然“似伪”“近妖”，却依旧成为了千古仁义的符号，《太平年》的主角群像也完成了一次价值观的凝聚。

（《太平年》里“鞠躬尽瘁”的赵匡胤形象）

而放在今天的社会语境里，这种叙事更显恰逢其时。看完剧后，我们或许会忘却那些争权的泥淖，但总会记起这样一个画面：在这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中，总会有人高声吟出一句：

“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易！”

03 时代回响：当“太平”成为人心的“最大公约数”

文艺作品的面貌，总是随着时代脉搏而起伏。这在《水浒传》中有着生动的体现。

作为一部世代累积的作品，《水浒传》的不同篇章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部分的情节承载了不同的社会思潮，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主题。

在南宋时，梁山的故事是“忠义”的寄托，元末明初它是“造反”的呐喊，明末金圣叹腰斩它是因为看到了“盗贼内乱”的现实隐喻。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故事，因为“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绵延千年的传统。

（《水浒传》在“风雪山神庙”和“招安”的章节中，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质）

而《太平年》的出现，同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当下的中国社会，历经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追求“安定”“平和”“理性”的新阶段。人们不再迷恋极端的冲突、不计代价的胜负，转而向往稳定的秩序、包容的氛围、有温度的生活。

《太平年》恰好踩中了这种情绪。它将“太平”二字置于最中心，把统一、安定、民生作为最高价值。剧中钱弘俶反复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不打”，最终“纳土归宋”的核心驱动力是“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家训。

（《太平年》剧照：“太平年间的一盏热酒”，成了几位主角一生的执念）

这部剧没有停留在“成王败寇”的浅层叙事，而是深入追问：在文明的至暗时刻，是什么支撑着华夏文明的韧性？剧中给出的答案是：对“王道”的持守、对信义的坚持、对民生的体恤。

这种以苍生为先的选择，在当下的语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祖国完璧，和平统一。正如编剧董哲所说：“不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所有人在乱世中都期盼太平年景，太平就是人心的最大公约数。”

（同为吴越先祖钱鏐的知名典故，导演并没有提及“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故事，而反复提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将“仁义”和“安宁”作为着墨的重点）

当一部历史剧选择淡化野心、柔化冲突、强化价值，它带来的传播影响，是深刻而多面的。从正向意义上说，《太平年》为当下的历史剧创作，打开了一种更沉稳、更有文化质感的可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剧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过度娱乐化，把历史变成狗血爱情、无脑爽剧；要么过度暗黑化，把宫廷与朝堂写成只有算计、没有底线的“斗兽场”。

而《太平年》跳出了这两种路径。它不猎奇、不偏激、不贩卖焦虑，也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来博取眼球。它用克制的叙事，把观众的注意力从“谁赢谁输”拉回到“何为天下、何为百姓、何为长久安定”上。

（《太平年》剧照：几位主角最初“共饮”的场景）

这种转向，本身就极具价值。它让历史剧重新回归文化产品的本质——不是提供短暂的情绪刺激，而是传递长久的价值认同；不是强化对立与分裂，而是构建共识与包容；不是渲染暴力与权谋，而是引导观众理解责任、秩序与和平的意义。

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这样的叙事，有助于建立一种更温和、更理性、更具大局观的历史认知。他们会明白：统一来之不易，安定弥足珍贵，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与掠夺，而是守护与成全。

（五代十国地图：曾经分崩离析的山河，终会归于一统）

当然，任何一种选择，都伴随着相应的代价。

当野心被过度淡化，当权谋被刻意隐去，历史的复杂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简化。五代十国的统一，并非只靠理想与善意推动，它同样离不开实力的较量、时机的把握、政治的权衡，甚至那些不能放在台面上的决断与取舍。

把所有动机都归于光明、归于大义，会让历史失去一部分真实的粗粝感，也让人物少了一点从尘埃里站起来的鲜活与锋利。观众看到的，是更美好的历史，却未必是更完整的历史。

（《太平年》：一场“仁义”的接力，让“太平梦”终成现实）

但这并不妨碍《太平年》成为一次有意义的创作实践。

它证明了，历史剧可以不依靠黑暗与冲突立足，可以不靠极端与猎奇出圈，可以用温和、体面、正向的方式，走进人心、产生影响。

在一个常常被情绪裹挟的舆论环境里，这种冷静、克制、追求共识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力量。

（图片素材来自《太平年》官方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