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事：中国马背上的红颜，与她们身后的江山

马年说马事：中国马背上的红颜，与她们身后的江山

作者︱孙树恒

马年新春，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骏马的图腾。在这个属于女神节的特别日子，我们谈论中国女性与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久违的自由与掌控感。马，这种充满力量、速度与美感的生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曾与无数女性的命运交织。她们或驯服烈马于宫闱，或万里归汉于大漠，或以马背为舞台展现盛世风华。今天，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去看看那些马背上的中国女子，以及她们身后那条由开阔走向逼仄的道路。

一、 驯马者武则天：权力从马背开始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的传奇与马有着不解之缘。这个关于勇气与智慧的故事，开启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据《太平御览》等史籍记载，武则天在唐太宗宫中做才人时，西域进贡来一匹名唤“狮子骢”的骏马，性情暴烈，无人能驯。太宗问及驯马之术，在场的嫔妃皆默然，唯有武则天挺身而出。她对太宗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先用铁鞭抽，不服则以铁锤击其首，再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

唐太宗听后，既惊且叹。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竟有如此刚烈的胆识与冷静的谋略。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武则天过人的胆量，更隐喻了她日后统治天下的手腕——既有怀柔之术，亦有雷霆之威。

“才人”在宫中本是为皇帝后妃出游准备车马的官职，武则天却因此练就了一身好骑术。每当太宗出猎或游玩，她总是骑马护驾，前后照应。长年的马上运动，不仅让她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更让她在男权至上的宫廷中，找到了立足的支点。

从驯马到驯天下，武则天用三物之道，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篇章。她活了81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有学者认为，这与她早年骑马锻炼、中年参禅修心密切相关。

二、 悲歌行万里：蔡文姬的归汉之路

如果说武则天的骑马故事象征着权力的掌控，那么东汉才女蔡文姬的骑马形象，则象征着命运的漂泊与文化的坚守。

蔡文姬，名琰，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她的一生，是乱世浮萍的写照。汉末大乱，她被匈奴掳去，在胡地生活十二年，嫁与匈奴左贤王，育有二子。建安年间，曹操念及与蔡邕的旧谊，遣使以金璧赎回文姬。

《文姬归汉图》，这幅传世名作便描绘了她从胡地返回汉地的场景。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这幅画卷，画面简练而富有张力。茫茫大漠，风沙漫天，一队人马缓缓前行。队伍最前方是武士引路，其后便是蔡文姬——她头戴貂冠，身着胡服，脚踩胡靴，面容端庄，神情凝重，双目直视前方。与前后那些因畏惧风沙而面露苦色、以袖掩口的随从相比，她的从容与坚定，传达出毅然回归汉地的决心。

清代乾隆皇帝在画上题跋道：“前瞻故国心欲飞，回忆双儿泪偷抆。”这句诗道尽了文姬内心的矛盾——一边是故国，一边是留在胡地的两个亲生骨肉。她的回归，是以母子永别为代价的。

蔡文姬在马背上颠沛流离，用血泪写就了《胡笳十八拍》与《悲愤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五言长诗之一。她将胡地文化与汉地文化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记忆。文姬归汉，不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文化血脉的延续。

三、 盛唐气象：马背上绽放的女性风采

如果要寻找中国历史上女性骑马最为自由奔放的时期，非唐代莫属。在那个开放包容的时代，骑马不仅是出行方式，更是女性展示个性与地位的时尚舞台。

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1976年，宁夏青铜峡市玉泉营唐墓出土了一件彩绘骑马女俑。女俑鬓发抱面，头饰高髻，脸庞丰润，明眸远望，红唇微闭。外着桔黄色窄袖翻领长袍，内穿翠绿色圆领襦衫，右手执缰，神态安详欢悦。她的衣着华丽，色彩明艳，展现了唐代女性独有的自信与风采。

在河南博物馆，藏有一件三彩骑马女俑，同样出土于洛阳。女俑头梳双髻，着翻领窄袖长袍，足蹬高筒靴，腰后系有行囊，双手作执缰揽辔状，面向左前方遥望。这类骑马女俑在唐代艺术品中屡见不鲜，反映出当时女性骑马出行的普遍风尚。

在遥远的西域，新疆博物馆藏有一尊彩绘泥塑戴帷帽骑马仕女俑。这位仕女头戴垂纱帷帽，身穿黄色小花纹襦衫，下着绿色花长裙，悠然骑于枣红马上。帷帽流行于武则天时期，帽上的轻纱既可防晒，又平添几分飘逸之美。从长安到吐鲁番，骑马是贵族女子共同的时尚生活方式。

而这一切的极致呈现，当属唐代画家张萱（宋摹本）的 《虢国夫人游春图》 。这幅描绘杨贵妃三姊虢国夫人春游的名画，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画卷中，九人八马，踏春而行，人物丰姿绰约，马匹雄健肥硕。画中无一处背景，却通过人物轻薄鲜丽的衣衫和从容的神态，让人感受到春光明媚。画中那位着淡青色窄袖上衣、披白色花巾的女子，很可能便是虢国夫人本人，神情高傲却又雍容华贵。

然而，这看似漫无目的的游春背后，隐藏着残酷的历史反讽。虢国夫人及其家族享受了极致的荣华，也尝遍了极致的惨烈。天宝十五载（756年），安史之乱爆发，马嵬坡兵变中，杨贵妃被赐死，虢国夫人虽逃出，最终在追兵中自刎未遂，血凝于喉而死。曾经的春风得意马蹄疾，终点竟是马嵬驿的血与土。

四、 从马背到闺阁：自由的消逝

如果唐代是女性骑马风尚的顶峰，那么宋代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宋人承袭了五代之乱后，文化转向内敛与精细。这种精神风貌直接投射在了对女性的约束上。中国作家网曾刊文详细梳理宋代妇女生活的变迁：唐代妇女“露髻驰骋”，甚至穿着男装骑马击球的场面，在宋代几乎绝迹。司马光在《家范·治家》中强调“男女不杂坐”，对女性的行为规范日益严苛。

最为关键的变化是缠足的普及。尽管缠足始于五代南唐，但至两宋方普及民间。苏东坡《菩萨蛮》词中“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已流露出以小巧为美的审美倾向。流传民间的《女儿经》一语道破天机：“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缠足，以一种摧残肢体健康的方式，彻底剥夺了女性“骑马”的可能性。当女性连正常行走都困难时，策马扬鞭便成了遥不可及的旧梦。唐代那种纵马驰骋、招摇过市的气魄，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生活所取代。宋代理学家程颐那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更是将女性的身体与自由彻底禁锢。

从开放到禁锢，从马背到闺阁，这不仅是一种出行方式的改变，更是女性社会地位与生存空间的巨大倒退。

五、 神性与抗争：马背上的永恒形象

即便在严苛的礼教束缚下，中国历史上也从不缺少打破常规的女性形象。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记载，那些与马同在的女性，往往象征着不屈的力量。

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性军事统帅，曾统兵万人征战四方。甲骨文中记载了她率军征伐羌方、土方等国的赫赫战功。她的墓中出土了大量兵器与战马的痕迹，印证了这位三千年前女将军的马上英姿。

还有那位家喻户晓的花木兰。“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木兰辞》里的诗句，让一个替父从军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无论是北魏的民歌，还是后世的无数演绎，木兰的核心形象始终与战马绑定。她不是被保护的弱女子，而是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的英雄。

甚至还有传说中的妇好，以及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皇后，曾率女骑千人作为仪仗队，“皆着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这些女子，以她们的方式证明：女性与马背，从来不是陌生的组合。

六、把马鞭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我们回望中国历史上那些与马同在的女性，我们看到的是多重面孔：武则天用马背开启了权力之路，蔡文姬用马背承载了文化使命，唐代仕女用马背张扬了个性风采，而宋代的女子则被迫从马背退回了闺阁。

我们谈论中国女性与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选择权，像唐代仕女那样，可以自由地选择骑马出行，享受风吹过发梢的快意；也像武则天那样，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出自己的见解；更像蔡文姬那样，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依然保持内心的方向。

在这个马年，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里，愿每一位中国女性，无论是否真的骑在马背上，心中都有一匹可以驰骋的野马。愿我们都能挣脱无形的缰绳，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

行者无疆，自由且强壮。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专栏作家，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