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70岁农民待遇 历史欠账偿还 晚年基本尊严

今年不少代表、学者特别提到，建议将70岁农民从目前一个月一百多元提高到500元、1000元。

原因是这些农民当年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改革开放国力增强，他们的待遇不应该被遗漏，提高他们的退休待遇是一种历史欠账的补偿。

70岁的农民（约生于1956年），他们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代人把最好的公粮免费交给国家，不仅义务修路、义务修建各种水利工程，如今很多大型水库都是当年这些农民在没有机械设备用肩挑修建起来。

交公粮：用粮食托起国家工业

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他们每年都要把最好的粮食无偿上缴国家（“交公粮”）。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0年，农民累计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这些粮食不仅保障了城市口粮，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低价卖粮、高价买工业品），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超30万亿元的原始资本。

当年，如果没有农民年复一年的无偿把粮食上交国家，城市没有稳定的粮食供应就会不稳，他们为城市口粮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兴修水利：用肩膀扛起“人工天河”

今天很多大型水利工程都是那个年代农民修建起来的，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那个年代，他们自带干粮、义务出工，用铁锹和扁担一锹一锹一担一担完成了许多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超级水利工程。

红旗渠，削平1250座山头，凿通211个隧洞，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情况下，靠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这条“人工天河”。红旗渠的建成，彻底结束了林县人民“吃水贵如油”的历史，解决了54万人的饮水问题和67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红旗渠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水利工程范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和时代印记。

淠史杭灌区，全球最长灌区之一，最高峰时80万民工上阵，完成近6亿立方米土方。淠史杭灌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被誉为“人间天河”，位于安徽省中西部，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由淠河、史河、杭埠河三个毗邻灌区组成。淠史杭工程是新中国治淮工程的重要成果，彻底改变了江淮丘陵地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困境。工程惠及安徽、河南两省4市17个县区，有效灌溉面积超1000万亩，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粮仓”，也是合肥、六安等城市的主要水源地。

密云水库，几十万民工靠人挑肩扛，仅用700多天建成，成为北京重要水源地。它承担着北京城区约60%的供水任务，是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它拥有巨大的水面，对调节区域气候、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北京重要的生态屏障。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密云水库的角色从“主力供水”转变为“战略储备”。它现在是南水北调来水的重要调蓄库，在丰水期存水，在枯水期或紧急情况下保障首都供水，是北京水资源安全的“压舱石”。

全国各省还有很多大型水库都是在当年，这些农民义务修建起来的，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人海战术，一锹一锹挖、一担一担挑，硬是建成了这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大型水利工程。

没有当年丹江口水库 可能没有南水北调

比如现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虽然大坝在湖北，但水库水域面积大部分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境内。也是当年湖北、河南两省10万农民用肩膀挑出来的。1958年开工时，大家自带干粮、住草棚，硬是靠人力完成了汉江截流，直到1974年完工，为北方送去了生命之水。

没有丹江口水库，就没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是中线工程唯一的水源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长1432公里，沿途没有其他水源补充，全程自流，全靠丹江口水库的水位差“推”着水走。如果丹江口水库没水，整个中线工程就会断流。

南水北调的水从丹江口水库出发，通过陶岔渠首枢纽（位于河南南阳）这个“水龙头”进入总干渠，一路北上直达北京、天津，不仅解决了北方缺水问题，还让华北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得到回升，白洋淀等河湖生态得到复苏。

三线建设：用双脚丈量山河

在“备战备荒”的年代，他们响应号召，以“民兵”身份参与三线建设。例如修建湘黔铁路，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人力开山凿石，湖南全省就抽调了100多万民工参与“会战”，硬是靠肩挑手挖完成了工程，当时由于施工条件恶劣，伤亡时有发生。例如在六盘水铁路建设中，曾有125名民工不幸身亡，超过300名民工终身残疾。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甚至有“平均一公里牺牲一个人”的说法。

民工们常住在临时搭建的油毛毡房或“干打垒”土房里，砍伐圆木当柴火，饮山泉水，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当时民工没有正式工资，主要靠生产队记工分，每月仅有十几元的生活补助（其中可能包含几元保密费），但他们依然干劲十足。民工们修建的成昆铁路、襄渝铁路、湘黔铁路等，彻底改变了西南地区“蜀道难”的局面，为后续的工业发展打通了生命线。

三提五统：用汗水支撑乡村运转

除了农业税，他们还承担了“三提五统”（公积金、公益金、教育费、修路费等）。据统计，1986年至2001年间，农民累计承担相关资金1774亿元，是同期农业税的10倍多。

那个时代乡村两级办学（民办教师工资、校舍建设）主要靠“教育费附加”支撑，农民自己出钱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乡村道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主要靠“公积金”和“道路建设费”修建，农民用肩膀挑出了乡村的现代化。农村五保户供养、合作医疗、优抚军属等福利事业，主要靠“公益金”和“优抚费”维持，农民自己解决了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

那个时代的农民不仅缴纳了“皇粮国税”（农业税），还通过“三提五统”承担了基层行政运转成本（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村干部工资），实质上是用农业的微薄利润补贴了工业的发展。

那个时代农民做出了制度牺牲

当时城市公共服务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同类支出却转嫁给了农民，农民在制度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国家积累了宝贵的原始资本。

那一代的农民用“交公粮”解决了国家的“吃饭问题”，用“义务工”建成了国家的基础设施，用“剪刀差”支撑了工业的原始积累，他们是共和国最坚实的基石。如今他们已经年过70岁，晚年余生应该得到时代的“补偿”和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