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消失的大河，把悲伤与传奇留在人间……

作平按：这是我的行走江河系列之一。原题《黑河：在流淌中消失》，已刊发于《中国三峡》今年第一期。文长，阅读需要耐心。

【黑河流域出土的魏晋时期画像砖】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从寒冬到早春，整整100天里，每天清晨，寇钦都拖着渔网，朝那条大河走去。河风劲吹，有如钝刀割脸。太阳升起来后，胡杨投下长长的阴影，沙漠边缘的孤城，就躲在胡杨林深处。

寇钦是受雇为人打鱼的。他希望用打鱼的工钱，偿还父亲欠下的一笔债务。父亲叫寇恩，已经66岁了。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寇恩为人赶牛车运货物，以及寇钦打零工。上一年腊月，受雇主委托，寇恩将5000条鱼干装上牛车，前往外地售卖。然而，寇恩没能像和雇主约定的那样卖得40万钱。他不仅赔进了工钱和牛车上的一些用具，雇主还要他再赔一头牛以及20石谷。

寇家认为此事有欠公允，但他们不得不接受。因为，雇主乃是本地最高军事长官：甲渠候。甲渠候姓粟，人们尊称他粟君。他的地位，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客民寇恩无法比拟的。

就在寇钦辛苦打鱼时，意想不到的是，粟君向县廷提起诉讼，寇恩成了被告。

这桩旧事，发生在居延都尉府下辖的甲渠候官，时间是两千年前的东汉初年。

两千年过去了，人歌人哭的甲渠候官，变成了额济纳荒漠中一方方低矮的土堆，宼钦打渔的黑河，变成了一条大多时候都干枯如黄色绳索的季节河……

【黑河张掖段】

绿洲

一夜之间，奇迹发生了。

前一天，在寻访了鸡鹿塞后，我从磴口县赶往额济纳旗。这是一段600多公里的漫漫长途。前面大半程，高速公路一直顺着东西走向的阴山向西延伸，草原虽远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丰茂，却不时能看到羊群和牛群。

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临近，稀疏的草原渐变为沙砾遍布的荒漠。狂风骤起，黄沙弥漫，天地间宛如世界末日般的混沌。隔着玻璃窗，我也能听到沙子打在车身上的脆响绵绵不绝。

就在距额济纳旗政府驻地达来呼布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峰回路转，路旁出现了一片片胡杨林。慢慢地，遮天蔽日的沙尘消失了，原本浑浊的天空重又通透。

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达来呼布镇是一块沙漠夹缝中的绿洲。如果说黄色的沙漠如同漫无边际的海洋的话，那么，这块绿洲就是海浪扑打的孤岛。

绿洲的缔造者，是一条名为黑河的内流河。

进入达来呼布镇前，公路几次跨越黑河。河岸，沙丘堆积，沙丘旁，胡杨树既粗大也粗糙。不过，我看到的黑河并没有水，只有一条完全干涸的宽阔的河床。河床与周边惟一的区别，是落日下於泥反射出灰白的晖光。

没想到，一夜之后，第二天，当我再次来到黑河边，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十几个小时前还滴水皆无的黑河，此时竟急流滚滚。浑浊的河水从南边流来，岸边蓬松的沙丘，不断被冲刷进河里。空气中，土腥味儿混杂着青草味儿，粗鲁地扑进鼻孔……

不久，我从新疆进入河西走廊，高速公路两旁仍然是大片的荒原和沙漠，但荒原和沙漠之间，村落城镇星罗棋布，点缀在面积不等的绿洲上。

透过右侧车窗望去，远处，是一线深绿的山脉。那是祁连山。

包括黑河在内的河西走廊的三条主要河流——比黑河更西的疏勒河，以及比黑河更东的石羊河，它们，全都是祁连山冰雪融水的产物。

有了祁连山，才有了黑河，有了黑河，才有了包括张掖、额济纳在内的大大小小的绿洲、城镇，以及它们漫长而曲折的历史。

祁连山绵延1000多公里，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与祁连山相对的北边，是合黎山、龙首山等一系列也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它们一南一北，高高隆起，中间形成一条天然通道，因其狭长如走廊，且位于黄河以西，故得名河西走廊。

车行河西走廊，遥望祁连山连绵不绝的山影，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一首古老的歌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如此悲戚的哀叹，叫人很难相信，它的作者居然是天之骄子般的匈奴。

作为中国北方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匈奴在秦汉时迅速崛起，并成为秦汉两朝最危险的敌人。秦始皇不得不在北部边境筑长城、屯大军，汉高祖不得不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年间，几代人的休养生息，终于迎来了解决匈奴问题的历史契机。

张掖市博物馆里，伫立着一尊戎装的古代军人塑像，他就是汉朝名将霍去病。24年岁就夭折的霍去病，他的人生如同一颗灿烂的流星，闪亮而又疾速地划过天幕。从军几年间，他立下的赫赫战功之一就是在河西大败匈奴，从匈奴手里夺取了河西走廊。

占领河西走廊后，西汉政府设置了酒泉、张掖、武威和敦煌四郡，它们不仅分割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同时还意味着为丝绸之路的贯通扫清了碍障。

至于河西走廊上星星点点的绿洲，也因大量汉军的屯垦驻扎和内地居民的迁徙，从而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开发——一座座边城取代了一顶顶帐蓬，一片片良田取代了一群群牛羊。

所有的边城，都选在有水的绿洲。

有水，才有绿洲，有绿洲，人类才能长久生存。

在雨量充沛，江河丰盈的南方，很难真正理解水对生命的重要。

这种重要，我在河西走廊有了直观感受。

那是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郊外，一条两匹小山形成的山峡里，我顶着烈日向前走去，光秃秃的原野上，黄色的沙砾铺向远方。山峡底部，突然出现了一片小树林。走进去，却立即感到了一阵沁人的清凉。

荒漠里，为什么会有小树林呢？奥秘就在山壁上——岩石缝里，一汪泉水汩汩而出。这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泉水，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第一个发现它的，是汉武帝时代的大将李广利。因为泉水悬于山壁，故命名悬泉。

泉水从壁上落下来，在峡谷里形成了一个只有两张桌子大小的水坑，之后顺着一条小沟往外流，只流出几十米，便被干渴的荒漠全部吞噬。因此，这片由胡杨、红柳和芨芨草构成的绿洲，异常袖珍，至多不过三四百平方米。不过，就是这片袖珍绿洲的存在，从汉朝起，一个叫悬泉置的驿站就落址于距它只有两三百米的峡口。

如同悬泉置的设立，是因为泉水和泉水形成的袖珍绿洲一样，大到管理数万平方公里的郡，不论是酒泉、敦煌还是张掖、武威，它们的存在，也与水和绿洲密切相关。

河西走廊三大内流水系里，最重要的首推黑河。

即便炎炎夏日，行走于河西走廊时面东而望，大多时候，都能看到祁连山顶白色的积雪。这些终年覆盖的积雪，发源了淙淙流淌的小溪、山涧，当它们缓缓流出祁连山，便在河西走廊汇成一条条长长短短的河流。

地处祁连山腹地的祁连县因山得名。祁连县境内，无数条源自祁连山的河流分别流向山北与山南，分属黑河水系和大通河水系。黄藏寺是祁连县的一座小村庄，村外，两条源出祁连山的河流在此交汇后，始称黑河。

作为中国第二大内流河，黑河由南向北流淌，在河西走廊以及走廊北部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两大沙漠间的荒漠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S形，最终，消失在距源头900公里外的居延海。

因为黑河流淌，从河西走廊到居延海的荒凉大地上，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绿洲，它们就像被一根灰白绳索串起的一颗颗绿色翡翠：张掖绿洲、临泽绿洲、高台绿洲、民乐绿洲、鼎新绿洲、额济纳绿洲。河流造就了绿洲，绿洲滋养了人类，人类创造了历史……

【黑水国南城遗址】

关塞

正当寇恩父子为粟君的起诉而烦恼时，离他们生活的甲渠候官300多里外的黑河下游，一个名叫肩水金关的地方，尹衡正在给他的朋友伟卿写信。

尹衡殷切问候伟卿，并要他保重身体。同时，他还对伟卿和朋友们关心自己何时返回故乡深表感谢。

末了，尹衡忍不住在信的结尾，十分惆怅地写道：“塞上诚毋它可道者。”意思是说，在这荒凉的边城要塞，生活单调，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有意思的事。

与寇恩父子是从内地前来边关谋生的平民不同，尹衡的身份应该是戍边军人，很可能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中下级军官。

自汉朝在河西走廊设郡后，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一字排开，从东南向西北延伸，从而把首都长安和遥远的西域紧密相连。

尽管河西设郡，乃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但退守到蒙古高原的匈奴仍然可以从北方南下，突袭河西走廊中部，从而将河西走廊四郡拦腰斩断。

河西四郡中，张掖地处中部，位置最为重要，而黑河从张掖北上，一直流淌到几百公里外的大漠深处。

如果沿着黑河，隔三差五地修筑关塞并驻扎军队，平时利用绿洲屯垦，战时作为御敌前哨，那么，就能与河西四郡汉军互为犄角之势，既成为丝绸之路的屏障，还能将势力深入到匈奴腹地。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于是，一道与河西走廊垂直相交的防线应运而生，这就是沿着黑河兴建的一系列关塞。

在汉朝，郡是中央管辖的一级行政区，郡守或者说太守，是一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边地各郡，设有指挥军队的都尉府，都尉府下面是候官，候官下面是部，部下面是燧。

以张掖来说，在黑河流域，设有由太守指挥的两个都尉府，即肩水都尉府和居延都尉府。两个都尉府各辖五个候官——肩水候官属肩水都尉府，甲渠候官属居延都尉府。

河西一带，原本是匈奴游牧之地，人烟极为稀少。西汉设郡置关后，不仅要在这里常年驻扎军队，还要将大量内地居民迁徙实边。与内地相比，边塞的生活无疑艰苦乏味，就像尹衡信中说的那样：“塞上诚毋它可道者。”

在尹衡生活的肩水关，两千年后，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书。由于散佚，家书只保存下一句：“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大意是感叹自己为了谋生，远赴边塞作小吏，如今身患疾病，大概是没法再活着回故乡与亲人相聚了。

当这位不知名的小吏在边关简陋的土室里，就着一炬豆火映照，写下“死生恐不相见”这样忧伤的文字时，我想，他的眼里一定蓄满了泪水。

肩水这个名字，屡屡出现在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中，但在内地文献中却难以寻觅。据此，专家认为，肩水很可能是当地居民对从他们生息之地流过的黑河的称呼——至于黑河的另一个古称弱水，则是内地典籍中的称谓。

寻访肩水关的经历非常曲折。所有的导航，不论高德还是百度抑或腾讯，都无法查到肩水关遗址或者肩水候官遗址，只有从有关地方史料上得到的一个大致而模糊的定位：金塔县城东北120公里处。

金塔与额济纳接壤，一个在黑河中游，一个在黑河下游。从金塔县城所在的金塔绿洲出发北行，几十公里外，是被荒漠隔断的另一个绿洲：鼎新绿洲。

几十年前，鼎新是一个县，而今则是金塔的一座镇。与普通镇子相比，作过县城的鼎新街道更宽阔，人气更旺。从鼎新开始，公路大体溯黑河而上，除了公路两侧有一些稀疏的林子和庄稼地外，稍远处，便是风沙茫茫的沙漠和荒野。

黑河下游东岸，金塔与额济纳的交界地带，原野愈发荒凉，大地一片赭黄，那是沙的颜色、岩石的颜色，有如火星。偶尔，会看到一小丛生命力旺盛的红柳或是骆驼刺，低低地葡伏着，它们必须用尽所有力气，才能在干旱与风沙的折磨中活下去。

黑河之滨，矗立着一些夯土的残垣断壁，围成了一大一小两座废墟，像是两座城的样子。靠河的那座更大，角落里，还残存着一方瞭望台。靠里的那座更小。这里，就是曾经大军屯驻的肩水关，或者说肩水金关了。

按资料说法，大的那座是坞院，系驻军生活区；小的那座是关门——那时候，南来北往的旅人，必须在此接受驻军检查，只有持有合法通行文书，才能进出关门。

肩水关南面大约1000多米的地方，同样也是在黑河东岸原野上，分布着另一片废墟，这片废墟只残存了一座方形的障城。障城之外，当年的房舍、街道和城墙，均已毁坏严重，难以辩识。这座城名为地湾城，它是肩水候官驻地。

地湾城南边是大湾城。这是一座长方形的遗址，长约400米，宽约200米，又高又厚的城墙表明，大湾城级别更高——考古实证也的确如此：它是肩水都尉府驻地。

黑河河畔的三座城，呈三角形排列，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汉朝时边关驻军的管辖模式：都尉府管辖候官，候官管辖烽燧。

肩水关前，地面有一道隆起的土堆，那就是曾经的长城。汉朝时，这道从肩水关前蜿蜒而过的长城，溯黑河和疏勒河而上，经安西、敦煌而抵玉门关。

那时候，肩水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河西走廊西端的另外两大名关：玉门关、阳关。只是，两千年后，当玉门关和阳关成为大名鼎鼎的旅游目的地时，肩水关却因偏僻的位置而被人遗忘，惟有刮自大漠的风沙，昼夜吹打着日益凋蔽的残垣断壁。

站在台地上远眺，黑河蜿蜒如蛇。如果是在年均气温比今天略高，因而降水更充足，上游来水也更丰沛的汉代，黑河应当是长年奔流不息的。而现在，我看到的这条季节性河流正处于断水期。

泥泞的河床相当开阔，低洼处尚有星星点点的水洼，走过去细看，水洼里有极小的鱼虾在游动。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处涸辙而相欢了。如果上游的水库不及时放水，它们将在水洼完全干涸后被烤成鱼干。

和黑河流域的大多数关塞遗址一样，当地人称为破城子的甲渠塞也位于一片荒凉的戈壁上。这里地处黑河下游，原野平坦，黑河流淌出众多分支。如果是在水量丰沛时节从高空鸟瞰，其景象，如同一张黄色巨纸上，以飞白笔法写出的一幅草书。

甲渠塞，或者说甲渠候官遗址，经考古发现，它包括了历任甲渠候——当然也包括粟君——居住的鄣城，此外还有27座布局在原野上的烽燧。

燧是汉朝边防军最基本的单位，每一座烽燧由一名燧长带领五六名到十来名不等的士卒防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观察敌情，一旦敌军来犯，就按规定点燃烽火。所谓“有寇至，则举烽火”。根据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可知，敌人进攻不同的关塞，在白天和夜晚，要用不同方式和不同数量的烽火传递信息。

甲渠出土的汉简，记录了匈奴人的一次偷袭。其时，有备而来的匈奴人进攻甲渠塞下辖的烽隧防线，一个名叫课的汉军指挥官，一面下令点燃烽火示警，一面派人冲出匈奴人的包围圈，直奔居延都尉府汇报。由于处置得当，匈奴人的进攻没给汉朝造成更大损失。

无论是守卫郡治县治还是候官鄣城，绝大多数戍边的将士都来自内地。两千年前，上千里的长途跋涉，是一桩艰苦乃至危险的事情。他们中的少部分人，还没有走到边关就在路上死去——汉简里，称为物故。

一枚甲渠塞出土的汉简，记载了九人物故；一枚肩水关出土的汉简，记载了四人物故。此外，还有不少人在边关因疾病或其它原因死亡。他们的遗物被同仁整理好，交给他们的同乡，以便在适当时候归还其家人。

作为边地最高首长，张掖太守不仅管辖肩水都尉府和甲渠都尉府以及其下众多的候官和烽燧，同时，他还是张掖所属十县的行政长官。军人为主的关塞与百姓为主的城镇，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黑河流域，从而构筑成帝国西北的重要防线。

甲渠候粟君雇人捕获的5000条鱼，没有在他任职的甲渠塞出售。一个重要原因，我猜，可能是这里人口较少，购买力较弱。于是，他叫寇恩和自己的妻子业一起，把鱼干装上牛车，前往另一座他和寇恩都认为会卖得一个好价钱的地方：觻得。

粟君和寇恩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觻得既是张掖各县中较大的县，同时还是张掖郡的郡治。换句话说，它不仅是彼时黑河流域最大的聚落，还是整个河西走廊至少可以排进前四的城市。

那么，觻得在哪里呢？

两千年过去了，一个初秋的午后，我在张掖市区西北部的原野上，找到了一片废墟。四周都是生机勃勃的玉米，空气中游动着野草的苦味儿，几块玉米地正中，一匹小山微微隆起。山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黑水国北城遗址。

与黑水国北城遗址隔着国道约2000米的南边，是黑水国南城遗址。那是一座城墙保存相当完好的古城。它的历史比较短，建于明朝初年。与南城相比，北城非常残破，因为，它的历史要早得多。

黑水国北城，就是寇恩去卖鱼的觻得。

从甲渠到觻得，路途长达500多公里，即便是今天的高速加国道，也需要六七个小时。两千年前，那辆满载鱼干的牛车，按张家山汉简的记载，每日行程不过20公里。就是说，寇恩将坐在吱吱呀呀的牛车上，溯黑河而上，风餐露宿地走上20多天，才能遥遥地望见，河流拐弯处的台地上，那座高大巍峨的城。

鱼干并没有卖出期望中的好价钱，甚至，连与粟君约定要上交的40万钱都没卖够，寇恩只得把那头拉车的牛也一并卖掉——那本是粟君给他的工钱，仍然只凑得32万。

鱼干没有卖出想象中的好价钱，我猜原因有两个，

其一，尽管觻得是县城加郡治，但人口其实仍然不多。据《后汉书·郡国志》载，西汉时，张掖的总人口为88731人。这是十个县加在一起的总数，平均每县不过8000多，即便考虑到觻得是郡治，人口多一倍，也不过一万六七，相当于今天一座小镇的数量。

其二，黑河就从觻得城外五六公里的山脚流过。既然甲渠塞可以捕鱼，那么，觻得一定也可以捕鱼，鱼干并不是什么稀罕物。

所以，寇恩卖鱼，更像一次缺少市场前调的失败零售个案。

可怜的寇恩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不仅两手空空，为了支付承诺的40万钱给粟君，他不得不卖掉了拉车的牛，以及牛车上的一些物品，并免去了卖鱼期间，粟君的妻子业吃喝的费用。甚至，就连儿子寇钦为粟君捕鱼100天的工钱也一分没拿到。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事实上，寇恩相当于已经给了粟君42万钱。

粟君仍不满意，他向居延县起诉，要寇恩还他一头牛——这头牛，就是拉鱼那头，寇恩认为那是他的工钱，粟君却坚称是他借给寇恩的。

【黑河尾闾，东居延海】

西海

686年五月，初夏时节，当草原上的牧草已有小半人高时，陈子昂登上了草原尽头一座馒头般的小山。极目远眺，他看到一片波涛拍岸的湖面，蓝色的湖水，倒映着天上的白云。风过，湖水发出哗哗的声响。这片水域，就是他早年从书上读到过的居延海。

气象万千的唐朝，文人有从军出塞、建功立业的传统。陈子昂也不例外。

这年春天，金微州都督仆固始率仆固和同罗等突厥部落叛乱，唐朝以刘敬同为主将平叛。平叛大军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以左补阙摄侍御史充当监军的乔知之。非常凑巧的是，乔知之系陈子昂好友。得知乔知之北征的消息后，陈子昂也投笔从戎，加入到唐军队伍。

陈子昂的诗文，勾画了他北征的行军路线：春天，他随同大军西出长安。三月，翻越陇山。四月，渡过张掖河——即黑河。五月，抵达大同城。

时值五月，如果在家乡蜀地，早已是深红浅绿的初夏；但在苦寒遥远的边地，草木才刚从隆冬的酷寒中醒来，花尚未发，叶尚未吐。不过，令陈子昂惊讶的是，当他伫立居延海边时，他突然听到了一阵久闻的莺啼。

娇柔的莺啼，常与江南、细雨、亭台、山寺联系在一起，没想到黄沙荡荡的边关，竟然也有莺啼。这令陈子昂意外而感慨——婉转的莺啼声中，陈子昂联想到了出塞和亲的王昭君，流落匈奴的蔡文姬，“坐闻应落泪，况忆故园春”。乍闻莺啼，使人落泪，更何况，这莺啼还叫人想起故乡的春天呢？

偶然的莺啼令诗人敏感地怀念古人和故乡，不过，真正令陈子昂热血澎湃的，是他此前从未见识过的塞外高远的蓝天，风沙的大漠，燃烧的烽火以及夜半的鼓声。这些陌生的体验，令陈子昂诗情迸发，留下了多首和居延有关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里，他写下了他看到的苍凉景象：瞭望敌情的亭堠耸立在原野上，下面是不知何时战死的军人的白骨。大风刮过戈壁，尘烟升腾，灰白的太阳躲在西天一隅。四、五月的初夏，边塞还相当寒冷。登上高处遥望长安，只能看到云雾中横亘天际的绵绵大山……

荒芜而凄清的风物，陈子昂感叹不已：由于将领无能，边备不修，致使“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将士们为国战死，却无人为他们收尸。不过，感叹之余，陈子昂仍不乏建功立业的雄心：“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在居延海一带，陈子昂随大军停留了一个多月。其间，肯定发生过战争，但陈子昂是否上阵杀敌，史料阙如。战事规模不大，叛乱很快平息。

及后，陈子昂与乔知之还做了另一件事——他们深入考察了居延海以及相邻的甘州、肃州等地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民心世态，并由陈子昂撰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这篇呈送朝廷的文章，介绍西北情况外，还提出了三条建议：

其一，趁仆固之败，大军深入漠北，斩草除根；

其二，居延海和张掖河流域水草丰茂，可军垦屯田；

其三，加强要塞同城等地的防务。陈子昂信心满满地写道，只要采纳这些建议，则“千载之后，边疆无虞。中国之人，得安枕而卧。”

当伫立居延海畔的陈子昂渐行渐远，半个世纪后，又一位大诗人吹着迎面而来的朔风，也走近了居延海。

他就是盛唐诗人王维。王维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到河西，历来聚论不休。不过，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的说法，开元二十五年，即737年，当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大败吐蕃后，王维奉命出塞宣慰，并留在河西节度使幕作判官。

其间，他写下了一系列与他那些隐逸诗截然不同的边塞诗。那首传为千古绝唱的《使至塞上》里，“大漠降烟直，长河落日圆”乃是描写西北荒漠景象最生动的名句。

额济纳的一些宣传资料，都认定王维这首诗写于居延海地区。事实上，王维从长安出发前往河西，一路上，他在好些地方都将看到长河流过大漠边缘的景象。

人们之所以认定写于居延海，不仅因为当黑河在即将流进居延海时，河流笔直，大漠平坦，更因为这首诗还明确提到“属国过居延”。此外，王维还有另一首诗，直接写居延城：“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他用这首七律，描写了发生在居延城下的一场战争，借以颂扬戍边的崔希逸和唐军将士。

一千多年前，陈子昂和王维看到的居延海是一片水天相连，宛如大海的辽阔景象，我看到的居延海却有三个。或者说，居延海已经一分为三——这种化整为零的背后原因，令人堪忧。

就在穿越风沙走进达来呼布镇次日，我前往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前一天下午，高速公路上，我看到过好几块天鹅湖景区的广告牌，声称它是古居延泽景区。

不巧的是，景区铁门紧闭，一纸通告说暂停营业。就在打算掉头时，一辆挂苏A牌照的车开过来，下来一名中年男子，径直掏出钥匙打开铁门。原来，他是附近铁路工地的施工人员，租住在景区房子里。于是，在他的许可下，我得以进入景区。

原本，天鹅湖这个名字，让我联想起水天相接的湖面和晶莹剔透的湖水，以及优雅高贵的天鹅。然而，我看到的天鹅湖几乎全部干涸。沿着木栈道走到尽头，几条锈迹斑斑的铁壳船搁浅在沙滩上。含盐量极高的沙滩，是一片拒绝生命的茫茫灰白。远处，一人多高的芦苇随风摇荡，牛羊低头吃草，一只鹰以倾斜的姿势盘旋。

匆匆看罢天鹅湖，我又前往将近100公里外的居延海景区。

居延海景区没有因旅游淡季而关闭，但偌大的停车场上一辆车也没有。景区门卫室里，只有两个守门的中年男子。买票后，我得以驱车进入景区，其实也就是沿着居延海行驶了十来公里。与天鹅湖相比，居延海湖面还算开阔，近岸的水边，也分布着大片的芦苇。湖对面的山峰，光秃秃的，阳光下，像没有充分燃烧的木炭。

今天人们说的居延海，地图上标注为居延海景区。严格说来，它应该叫东居延海。因为，就在它西边30公里处，还有居延海的另一部分，即西居延海。只不过，西居延海几十年前就完全干涸，曾经湖水充盈的湖床，早就沦为沙漠。

总之，两千年间，居延海不断缩小，并最终一分为三。这种沧海桑田的变化，还是得从黑河说起。

从金塔北上，通往东风航天城和额济纳方向的公路，名为航天路。车过东风航天城数公里，航天路和黑河之间的荒原上矗起一座小山。小山山体赤裸，岩石坚硬，这就是狼心山。山巅，一座残存的烽燧，暗示了它曾经的重要——元朝时，从酒泉和张掖通往亦乃集以及漠北的驿道，就取道狼心山下。

狼心山西麓，黑河分岔为东西两河。东河名为额济纳河，之后再分为包括纳林河在内的八条支流，然后以扇状注入达来呼布西北的苏泊淖尔；西河名为穆林河，之后向北分成五条支流，注入达来呼布东北的嘎顺淖尔。

苏泊淖尔就是东居延海，嘎顺淖尔就是西居延海。《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时，“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即黑河别称，而流沙，则指黑河下游的居延海。

汉朝时，居延海称为居延泽——这也是今天的天鹅湖景区又名古居延泽的原因；匈奴人把居延海称为天池，并作为圣地加以祭祀。魏晋时，称为西海；唐朝时，称为居延海。无论是西海还是居延海，显然，都极言湖面广阔，湖水丰盈。有关史料表明，上古时代的居延海，面积超过2600平方公里，和今天的洞庭湖相当。

汉朝以后，居延海面积不断缩小，并逐渐一分为三。不过，即便如此，直到上世纪上半叶，居延海仍然面阔水深。

1927年夏天，考古学家黄文弼第一次看到居延海。他在著作里说：“东海周围约六十里，西海周围约三百里。两海相距约二十余里，中隔沙碛。东海南为草滩，苇草颇深。水在百漫延十余里。东为沙窝，北有红土岗及小山。西为戈壁。水淡，有水草。鱼鸟尝飞翔于其上。西海东南部为草滩淖泥深数尺不可行，西南部及西部为戈壁。北部沿岸均有小山，络绎不绝，绕之北行。东部为戈壁，与东海相接。水盐不可食，食之患腹泻。每当潮涌时，水汩汩有声，白沫壅起，烟雾蓬转。”

20年后，农业专家董正钧考察东居延海时，他看到的则是：“水色碧绿鲜明，水中富鱼族，大者及斤。鸟类亦多，千百成群，飞鸣戏水，堪称奇观。湖滨密生芦苇，粗如笔杆，高者及丈，能没驼上之人……”

居延海的急剧缩小并最终干涸，是最近几十年的事：1958年，东、西居延海水面分别减少为35平方公里和267平方公里。1961年，西居延海干涸；1992年，东居延海干涸。至此，那片蓝宝石般镶嵌在沙漠边缘的大湖，蜕变为两片令人望而生畏的盐碱地。如果从高空鸟瞰，它们就像大地胸膛的两个弹洞。

居延海的干涸，缘于黑河来水锐减。黑河下游地区，地处几大沙漠之中，年降水量仅有37到5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500到4100毫米，属于极端干旱气候。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河流补给，注定将退化为拒绝一切生命的沙漠。

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能够在额济纳生存，皆是拜黑河所赐。因为有了黑河源源不断的来水，才形成了恍如大海的居延海，形成了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的额济纳绿洲。

但是，看上去生机勃勃的湖泊和绿洲，其实异常脆弱，它们的存在有一个决定性前提：每一年，黑河来水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生态系统才能正常运行。

查阅有关资料时，我读到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对黑水国北城遗址发现的几十具汉代遗骸作了研究，发现其中有超过四成的人患有上颌窦炎。其原因，除了该地区寒冷干燥外，更由于空气污染。在没有现代工业的汉代，造成污染的原因，很大可能是黑河流域因大量移民的屯垦而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沙漠化。

一项数据表明，汉武帝时期，驻扎在河西走廊的军队和迁徙的移民超过十万。森林被砍伐，草原被开垦，农业取代了牧业，定居取代了游牧，黑河沿线出现了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城镇。边疆得到开发的同时，则是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了黑河水量，而黑河水量的减少，也使得居延海从2600平方公里，急剧缩减到700多平方公里。

当然，7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依然浩瀚如海——它相当于三个洱海或是20多个泸沽湖。但是，随着时间向现代迈进，黑河流域人口不断增多，城镇不断扩张，耕地不断开垦，对水的需求自然也与日俱增。

于是，在黑河沿线，隔三差五都是引水口，这些引水口如同一条血管上密布的针头，有限的河水通过引水口，灌溉农田、发展工业以及满足城镇生活用水，水还没有流到居延海，就已经被引水口瓜分殆尽。

没有了充足来水，而蒸发又是如此强烈，终于，西居延海干涸了，东居延海也干涸了，惟有天鹅湖因湖底有一些泉眼，尚未完全干涸。

在居延海景区门卫室，我和看门的那个中年人聊了一会儿。他是土生土长的额济纳人，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他回忆说，在他年轻时候，一年中，黑河都是有水的，只是水大水小而已。至于居延海，那时的湖面还有好几十平方公里。春天和夏天，波浪滚滚，一眼望不到边。湖里，游鱼成群，他曾经看到有人捕起一米长的大鱼，足有好几十斤。后来，水没了，湖干了，鱼死了，胡杨枯了。

西居延海干涸后，平坦的湖底，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间或有干裂的缝隙，蛛网般延伸。缝隙里，不时可看到鱼的尸体——湖水干涸时，它们曾经绝望地挣扎在泥浆里，却无法挣脱鱼干的宿命。

转机来自于2000年。当年，国家启动了黑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开始制定并执行水量分配方案。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黑河分水。作为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纪念，在达来呼布城区的黑河边，著名的胡杨林景区对岸，一方小小的园子里，立着一块高高的碑，那就是黑河分水纪念碑——一夜之间，黑河从干河道变得急浪滚滚的奇迹，我就是在碑下目睹的。

水量分配方案的核心，是约定上游河道沿线，在灌溉关键期的春季和生态补水期的秋季，必须关闭全线引水口，集中向下游输水。我正好遇到了秋季生态补水，于是见证了奇迹。

2001年，干涸了十年后，久违的河水重又流进了龟裂的东居延海。从此，东居延海水面一直维持在三四十平方公里的面积，这也才有了东居延海景区。至于面积大得多的西居延海，如今的黑河已是鞭长莫及，它只能继续干涸。对湖畔仅存不多的红柳来说，一碧万顷的湖水，已如前世之梦幻……

【居延汉简，记载了寇恩那场官司】

汉简

在额济纳以及整个西北荒漠地区，红柳最为常见。这种生存能力极强的灌木，能够在干旱、盐碱和风沙的恶劣环境下生长。漫长年代里，它是薪炭的主要来源。到了汉朝，人们将红柳剖成长短均匀的木片，用于书写，称为汉简。两千年后，大量汉简在黑河流域出土，命名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极其偶然。1930年4月的一天，第二次到中国西北考察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正在居延海南边的一座烽燧遗址忙碌，当他为一段院墙作测量时，钢笔掉到了地上。弯腰捡笔之际，他意外地瞥见钢笔旁有一枚汉代的五铢钱。紧接着，他又发现了一枚青铜箭头和另一枚铜钱。

次日，在发现五铢钱和箭头的地方，很快就发现了写有汉字的木简。“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贝格曼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以后，在居延地区发现的汉简多达10000多枚。汉简的主人，就是汉朝时生活在黑河流域的汉军将士及居民。这些重见天日的原始档案，为后人还原了两千多年前，黑河流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粟君状告宼恩一案的法律文件，就书写在一方方汉简上。

书写者叫宫，身份是乡啬夫。乡啬夫系秦汉时的基层小吏，负责一乡的诉讼和赋税徭役。

不论候官还是都尉府，都没有司法权。故此，身为甲渠候官最高首长的粟君，向甲渠候官所在地居延县提起诉讼。县廷接到诉状，令宫负责调查询问，形成笔录，限期上报。

这个悲伤的故事，有一个相对来说，不算那么悲伤的结局。

寇恩向宫作了申辩。寇恩认为，他之前把卖鱼和卖牛的32万钱交给了粟君的妻子业。贩鱼路上，他为业买肉买粮。回甲渠后，粟君扣押了他的车轴、皮袋等器物，这些都应折成钱。此外，他的儿子寇钦为粟君捕鱼100天，没拿到一分工钱。所有这些全加在一起，早就超过了应该付给粟君的40万钱。

宫如实记录了寇恩的申辩，并做出了他的初步判决：寇恩不欠粟君的钱。粟君的做法，乃是“政不直”。

一场从天而降的无妄之灾，因宫以及没有留下姓名的居延县官的秉公执法，寇恩才侥幸脱身。对此，我不知道寇恩父子作何感想。

如前所说，寇恩父子是外来者，称为客民，他们的老家在颖川昆阳，即今河南叶县。从甲渠候官到叶县，距离长达两千公里。这个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贫苦家庭，已经不大可能再回昆阳了。

哪怕他们一次次梦回故乡，但故乡，永远缥缈如梦。黄沙漫漫的孤城里，当他们枕着黑河的涛声沉沉睡去，天狼星下的西北，气候寒冷，物产匮乏，交通困难，匈奴袭扰，官长欺凌，现实的种种不堪令人伤心、悲愤。

然而，既然选择了到边塞改变命运，既然把希望寄托给远方，他们就只能像荒漠里沉默的胡杨那样，默默忍受，默默扎根，默默度过含辛茹苦的短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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