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彭军对建议,从法律层面确定护士处方权的合法地位与责任边界,优先选择具备高级职称、丰富临床经验的高学历专科护士,从外用药品、常规检查、治疗申请单等风险较低的项目起步,同时建立培训认证与监管机制,并通过试点逐步推进。
只能说这是一个吃螃蟹的建议,确实有利于现状,但护士处方权与所修课程、学历及培训、认证、监管一系列系统性问题,并非易事。在国外却有护士处方权,但国外处方权护士的学历和课程以及处方权范围及监管都有非常规范严格把关的要求。
按照国内法律红线,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处方权只授予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护士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医嘱,法律上不允许独立开具处方。
为缓解医生资源紧张,部分地区开始试点“专科护士处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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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早期探索,早在2017年,安徽就探索过让高年资护士在医师指导下开具特定处方,有说法称,“目前该探索处于“暂停”状态。”
2022年深圳率先通过特区立法,允许取得专科护士证书的护士在护理门诊开具检查单、治疗单和外用类药品。当然,有说法称,还有很多细节规范要求和管理。
有观点认为,部分专科护士已具备较强的临床决策能力,在慢病复诊、伤口换药、肠道准备等就诊环节中,由专科护士开具延续性或辅助性处方,有助缩短患者等待时间,缓解医生资源紧张,提升医疗服务体验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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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处方权的争议和风险,主要存在权责边界和专业壁垒上。权责边界怎么划?医护分工模糊化,传统分工是“医生诊断开药,护士执行护理”。一旦护士能开处方,这种界限就模糊了,容易引发医护协作矛盾。比如,当护士和医生意见不一致时,到底听谁的。
利益蛋糕被切割,处方权背后是诊疗权和收入。部分医生担心,护士拥有处方权会稀释医生的职业优势,甚至影响医生收入。
主要风险,专业能力够不够?诊断能力不足,护士的培养体系侧重于护理操作和病情观察,缺乏系统的诊断学和药理学训练。如果让护士独立判断病情开药,存在误诊误治的医疗安全风险。
法律风险陡增,处方权意味着法律责任。一旦用药出现问题,护士将直接面临医疗纠纷和索赔。目前国内对护士处方权的法律界定尚不完善,权责不清容易导致护士“背锅”。
现实困境,落地门槛有多高?学历门槛,目前国内护士队伍中,大专及以下学历仍占相当比例。而国外拥有处方权的护士多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国内护士的整体知识储备能否支撑处方权,存在疑问。
最后是监管缺失,目前缺乏全国统一的护士处方权培训、考核和监管体系。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盲目放开处方权,容易导致医疗乱象。
护士处方权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能缓解医生压力、提升护士职业价值,但必须建立在严格资质认证和明确法律边界的基础上,否则极易引发医疗纠纷和行业混乱。
国外护士想拿到处方权,不是“有证就行”,需要跨过三道硬门槛。学历要求,普遍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且课程中必须包含高级药理学、病理生理学等专业训练;经验要求,通常要求3-5年的临床工作经验,确保护士具备足够的病情判断能力;最后是认证要求,必须通过国家或行业协会组织的专门考试,获得处方资格认证。
国外护士处方权是“高门槛、严监管”下的产物,主要服务于基层医疗和慢性病管理,并非所有护士都能拥有。
我们目前护士很多是大专学历,甚至有中专学历,当然护士处方权可以提升培养护士晋升通道与希望,但给谁不给谁会不会造成新的腐败。
给予护士处方权还是应该谨慎,毕竟大专学历太低,另外专业课程设置上的缺失,容易引发医疗行业混乱,甚至成为一些人新的敛财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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