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制度并不只有周制与秦制：“共时”存在和周边因素导致从来就不单一

*本文摘选自《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序言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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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研究中国历史的，大都从现代国家、民族立场看到古典。其实，在王权没有受到普遍质疑、王权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时候，天下其实就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并不具有普遍性，更和每一个成员关系不大。读历史至戊戌（1898 年），康有为面对天下大势忧心如焚，不断用“亡国亡天下”发出警示，但看“天下的主人”之一者如何说：“你康有为就是瞎操心，即便大清亡了，也轮不到你康有为哭丧。”这大概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普遍情形，天下、国家私有，皇帝家族之外的人其实都是瞎操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认为统治者在统治方略的选择上会有主观好恶。对于统治者来说，不论儒法，不论道教、墨家、刑名家，只要有利于统治的，他们不会有意识屏蔽，而是兼容并蓄、选而用之。这是研读中国文明史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不必自作多情，以为传统的“天下国家”是每一个人的事，而只有经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厘清公私权利界限，民族国家才具有普遍意义。

思想如此，制度亦然。最近一百年，大约从谭嗣同开始就将中国的制度区分为周制与秦制。最近几十年，愈演愈烈，大有非周制、必秦制的二元论。其实，这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从“私天下”“家天下”立场看，就像从来不会单独用“纯儒”一样，又怎么可能单独使用秦制或周制呢？

所谓周制，就是指周朝八百年所实行的制度。据王国维的研究，周朝制度的基本特征大致有这样几点：

第一，嫡长子继承制。王国维说，殷商以前无嫡庶之分，而周朝之所以要订立嫡庶之制，其根本就是避免继承制度无序，确立了“立子以嫡”的顺位制，极大地避免了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争夺、杀戮。当然，后世并没有完全避免，只是相对而言有了规矩，有了参考的依据。

第二，宗法制度。一般认为，殷商时期还没有形成宗法制度，打天下、坐天下兄终弟及，大约上阵时举家而动、全族跟随，有难同担，有福同享，或许由于年龄原因使得兄弟之间携手合作多于父子，无弟方才有机会传子。至周朝，则实行比较严格的宗法制度，天子、诸侯以及各级贵族大都实行比较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与夏商两朝相比较，周朝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制度的完善，逐步走出了母系社会，不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逐渐形成了父系氏族家长制，知其父且逐渐有了姓氏制度。

第三，由宗法制度衍生出丧服制度，丧服制度规范了人们之间的秩序、间隔、距离，如亲亲、尊尊、长长等；男女有别，有了至亲、外家等诸多细节。继而，因为血缘远近各不相同，所以又渐渐讲究位序，讲究远近。这些细节在丧礼、丧服中都有细致体现，只是现在人们越来越不讲究，因而渐渐失传，甚至不明所以。

第四，根据王国维的研究，认为周制的一个极大贡献是同姓不婚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对于种族繁衍、优生优育影响极大，而且从政治层面看“私天下”背景下同姓不婚势必要在族外寻求通婚，有意无意间小共同体必然向大共同体过渡，久而久之“天下一家，家国同构”并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周朝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就是基于血缘、姻亲的联合体。

第五，周制与前后体制的最大不同，无疑在于其实行的分封制。王国维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简言之，商王仅为诸侯之长，而周王则为诸侯之君。从周代起，大力分封亲戚以屏周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至此，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体制构建完成，远近亲疏、等级森严分明。

基于这样的制度安排，王国维认为周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道德教化”，毕竟大家同出一源利益攸关，残忍杀伐毫无必要，利益均衡可以更多地凭借道德的、亲情的力量或者影响以制约。

上述几点，是王国维概括出来的周制特征。经“周秦之变”，周王朝成为历史陈迹，秦王朝构建从未有过的一统天下，秦朝延续秦孝公以来的路径：推崇高度中央集权，集中一切资源富国强兵；编户齐民，剥夺人民最大限度的自由。秦制被后世研究者视为一种极端残忍的恶政，“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彻底摧毁了周制之双层政治结构，让秦帝国成为一个无处可逃的大牢笼。在周制背景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秦制背景下，编户齐民，身份管制，无处可逃。这大约是研究者普遍认同的周制与秦制的区别之所在。

很显然，秦制是对周制的颠覆，开启了后来两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先河。“百代犹行秦法政”，大致可信。然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周制与秦制是否就是中国历史上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

其实，周制实行的时候就不是纯洁的单一体制。周朝的分封制建构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架构，周王室并不过度干预诸侯国的政治，而诸侯国的制度选择则是五花八门。例如，秦国，也是周朝最早的诸侯国之一，它从一开始的制度选择就与周朝之主体诸侯国齐、鲁、宋、韩、赵、魏、吴、越等很不一样；而齐、鲁、宋、韩、赵、魏、吴、越、楚、蜀尽管都是周朝的诸侯国，但各自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别，由齐、鲁、宋所见之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与他们这些文明先启的诸侯国相比，显然有文野之分。换言之，周朝之所谓周制，只是就其大略而言，似乎经不起深究，否则就不容易理解周朝八百年各地差异性何以持久而顽固，更不要说与周朝享有共同时间“共时性”的周边族群，他们后来也纷纷加入“中国”，成为“中国”概念中极为重要的周边因素，如周初即已存在的西楚、百越、肃慎、犬戎。这些族群的文明基因不可能在加入“中国”概念后被完全无视。所以，我一直倾向于讨论先秦诸族之融合，一定要多考虑周边因素，或后世所说的所谓“非汉人因素”。然而，两千年历史学的主流叙事，基本上无视周边的存在，而周边诸族又由于各种原因，或没有文字没有记录，或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无视、摧毁。总而言之，从今天的视角讨论周制，既要看到其主体之封邦建国，又要看到“共时”之周边后来加盟“中国”时所带来的不一样。

至于秦制，也有类似情形。因为中国史并不只是汉人的历史，甚至也不只是中原的历史，所以将两千年中国史视为秦制一个单色调，可能并不准确，也不恰当。与秦汉帝国“共时”存在的匈奴与中原有密集交往，甚至也有婚姻交换，而匈奴大部分或者说主体后来渐渐融入“中国”，他们的文明实际上也就带给了“中国”不一样。因此，后世中国文明中理所当然具有匈奴族群的因素。

东汉解体，“第一帝国”秦汉王朝结束，中国进入分治时期。先是汉帝国主体部分一分为三，但是应该注意，魏、蜀、吴三国的总面积大于东汉晚期，尤其是东南、西南在吴、蜀精心治理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成为后世中国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三国的体制，合起来像周制，分开看更像秦制，但又不是秦王朝那样的残忍和严刑峻法。三国分治，没有一家不想统一别人，但也没有一家有这个力量，因而分治让三国保持了适度的张力，这也是他们内部治理相对不错的一个外部环境。

接着是晋朝短暂的统一，这个新建的大一统王朝并没有延续两汉体制，有意重回西汉初年封建与郡县的混合体制，分封诸王并要求这些诸侯王离开京城到各自封国，甚至都督诸州军事。各诸侯国行政由诸王主导，社会经济文化则遵从自发秩序，由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分别管理，模式不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没有过多影响经济的自由、文化的多元，此时的知识人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民，延续东汉晚期以及三国时期的风气，享有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就此而言，晋朝的体制既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周制，更不是秦制，而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惜，晋朝统一极短，重建封国导致“八王之乱”，进而晋朝大一统统治结束，北部中国诸多异族政权崛起并深刻影响南部中国，伴随着“永嘉南渡”使大量士大夫带领大量部曲族人在南方侨置郡县。于是，南方先是东晋，进而南朝之宋、齐、梁、陈；北朝则起于十六国，直至隋唐再建统一。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间段，后世中国境内的政权大小几十个，如果一定要用周制与秦制二选一，显然是不科学的。尤其是北朝之十六国，虽然许多地区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要将他们的体制进行归类，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周制与秦制中二选一，否则就更无法理解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隋唐终结了魏晋以来四百年分治状态，重建了大一统帝国。相对于秦汉“第一帝国”，我们不妨称隋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而“第二帝国”的体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周制抑或秦制。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写有一篇《封建论》，所讨论的就是郡县制与封建制孰优孰劣，“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在柳宗元看来，秦朝的失败就在于残忍的统治，“亟役万人，暴其威刑，咎在人怨”，而不是秦王朝实行的郡县制。

继秦而起，“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很显然，柳宗元站在秦制立场上，以为汉初封建、郡国混合体制并不能阻止动荡，而且“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更证明郡县制有利于政治稳定。

至于“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唐朝的动荡“在于兵而不在于州，有叛将而无叛州”，也足以证明唐朝“制州邑，立守宰”的制度设计不误。可以说，隋唐主体政治体制接近于秦制，但与隋唐同时存在的政治实体还有突厥、吐谷浑、高句丽、吐蕃、大食、南诏、大理等，这些政治实体很显然有自己的选择，并不局限于周制与秦制。

稍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如此，短短几十年时间出现了十几个政权，其性质当然不会整齐划一，也不可能只在周秦之制之间选择。

再稍后，唐朝政治架构继续分解，辽、宋、西夏、金政权相继出现在北部中国，他们差不多都自称“中国”、崇拜孔子、尊奉儒学，宣称继承华夏正统。这又是一个分治时期，如果从五代十国（始于 902 年）算起，至元朝重建大一统（建于1271年），这又是三百多年时间。三百多年的分治，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尤其是北部中国经过北朝（始于 439 年）以来长达近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稳固的一部分。这几百年的中国政治架构，呈现明显的多元特征，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中原帝制传统，但说为周制或秦制似乎都不太合适。总而言之，中国并非只有周制与秦制，混合的、不见于周秦之制的应该所在多有，不一而足。

制作｜熊思琪

初审｜熊思琪

复审｜谢 惠

终审｜李 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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