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五大洲”的地名译介与知识建构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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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反映着历史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晚清之际“第五大洲”经由西人地志书再次介绍至中国，受制于名实不相对应，地名译称并不统一。基于淘金热诞生的地名“新金山”是在澳华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在晚清社会沿用为“澳大利亚”及至大洋洲的代称。随着知识介绍与实地考察的进一步深入，“第五大洲”相关地名译称逐渐定型；受澳大利亚发展阶段与晚清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新金山”被定义为“墨尔本”的代称，并最终成为历史地名。晚清国人对澳洲冒险与机遇之地、原始与先进双重形象的地理想象暗含着对本国前景的担忧与探索。“第五大洲”由自然地理空间向分化的政治空间转变，嵌入晚清国人世界地理知识体系中，进而内化为今天的常识。

关键词：第五大洲；洲名译介；新金山；知识建构；地理想象

当今世界以大陆体系划分各区域的地理观念已内化为常识，这一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元地理学观念于19世纪下半叶基本成型，其中“第五大洲”大洋洲可谓在四洲之外“又提供了新一种地理类型和文化类型”。相较于大洲地位已经稳固的欧、亚、非、美四洲，大洋洲地理发现之新，在欧洲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影响下由自然地理区域逐渐演变成政治空间，为地理想象建构提供了发挥空间；其地理性质之特殊，作为一个海洋性十足的区域却最终被纳入“大洲”的大陆体系中；其与近代中国之关联，使得国人在概念化的地理知识之外形成了更加综合的地理认知，正是考察地理知识在不同地方如何产生、传播、演化的绝佳案例。

目前学界已关注到晚清国人对大洋洲区域的认知演变，然而尚未注意到其对世界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新地理类型”特征的发掘相对较弱，且少有对地理知识如何内化为认知的考察。知识地理学史倡导将地理学知识体系分为地理知识、地理观念、地理学理论三个层次，丰富了地理学史的解释维度。本文拟从地名演化的角度切入，考察伴随着中西间知识传播与中澳直接接触，有关“第五大洲”的域外地理知识如何嵌入晚清国人的世界地理认知中，进而反映近代地理学知识体系传播、演化的具体过程。

一、洲名译介：来华西人引入的“第五大洲”知识

明末清初之际，“五大州”的地理观念已由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介绍至中国，其中第五大洲为“墨瓦蜡泥加”，并为此后的传教士沿袭，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1834年，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天下诸国有“亚细亚、欧逻吧、亚非利加、亚墨利加、澳大利亚”五部分。1847年，《新释地理备考》则以“啊噻哑呢哑”指代第五大洲，可见19世纪以来第五大洲之名已由“墨瓦蜡泥加”向“澳大利亚”或“啊噻哑呢哑”等译称演化。这一转变过程与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1.“第五大洲”命名与其背后的地理书写主体

首先，以“洲”划分世界各部分是欧洲历史演进的结果。欧、亚、非三洲古时便已划分，至1492年发现新大陆，“诸著地理志者得增一州而名之曰哑哩咖”，此后西人又继续航海探索，在亚洲、美洲间发现了一片海岛众多的区域曰“啊噻哑呢哑”，“凡新著地理志之人皆以一切归为一州”，“是以近者地球分为五大州也”。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首次将世界划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三个部分。随着文艺复兴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人进一步探索世界，同时宗教战争不断冲击基督教世界，古希腊大陆体系中的“欧洲”认同逐渐取代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段义孚指出：“它指明了一个历史、人种、宗教和语言都同根同源的地域。欧洲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具有完整的含义。”在对“欧洲”的认同基础上，欧洲人对欧洲之外区域也采用了“洲”的划分标准，在殖民扩张时代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理认知。

第二，欧洲各国对南太平洋的航海探索建立在南方大陆假说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地理学发展至现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把本来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间单元创制出来”，“由此固化这个地理空间的神话”。“南方大陆”由古希腊时期的地理假说演化而来，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墨瓦蜡泥加”将南方大陆与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中对火地岛的发现相联系，但这一命名尚未脱去想象成分。清初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所绘《坤舆全图》以中文“新阿兰地亚”“新瑟兰地第亚”分别指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映出17世纪荷兰在海上探险的权势地位。18世纪中期库克船长完成澳大利亚海岸线测绘后，类似于“墨瓦蜡泥加”这样的地理想象也终于逐渐散去。澳大利亚（Australia）成为形容南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大陆的新地名，由英人在“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的基础上得名。从“墨瓦蜡泥加”到“新荷兰”再到“澳大利亚”，对这片大陆命名的变化体现出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先后在南太平洋的航海探险活动与势力争夺。

第三，伴随着18世纪以英法为主导的欧洲各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进一步探索，新的地名亦为制图师及学者们不断提出。19世纪，在法国制图师们的积极探索下，大洋洲（Oceania）经历了“Magellanique”“Océanique”“Océanie”“Oceanien”“Oceana or Pacific Ocean”等称谓的探讨与演变方得以确立。刘伉指出，“Océanie”意即“太平洋中的陆地”，也即涵盖了太平洋中的所有岛屿，乃是以大洋之名称呼大洲。作为一个更贴合“海洋”而非“大陆”性质的词汇，“Oceania”（Océanie英译）最终成为南太平洋众多岛群的统称，并成为继亚、欧、非、美洲后的第五大洲。至于其内部区域的命名则与岛屿的特性、与种族密切相关。

“第五大洲”的发现与命名建立在古希腊大陆体系、南方大陆假说及近代西方国家航海探险的历史基础上，虽被划为一洲，却具有较强的海洋色彩。西人对这一地理区域的命名变化折射出殖民扩张时代霸权的兴替。在法国地理学界的讨论下，尽管出现了“Océanie”这一地名统称，其性质归属、内部区域划分在19世纪西方地理学知识体系中尚未完全定型。

2.“第五大洲”的中文译称与简单介绍

有关“第五大洲”的知识记述经由来华西人介绍至晚清社会，由于早期来华西人所接受的知识背景不同，其对“第五大洲”的内容介绍并不统一，集中体现在：（1）洲名的翻译，其专名以“Australia”还是“Oceania”为准，通名为“洲”还是“群岛”？（2）具体包含几个区域？这一方面引发晚清国人对“五大洲”说的质疑，如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认为：“近又有将南洋群岛名为阿塞亚尼亚州称为天下第五大州，殊属牵强。”相较于其他四洲，这一最新大洲多由群岛构成，“洲”由“continent”翻译而来，既带有自然地理内涵，又与西人航海探险的历史密不可分，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与辨析在19世纪80年代的晚清社会逐渐展开，为晚清国人所接受与消化并影响着“第五大洲”地名译称的使用。张铁文认为晚清之际“澳洲”被视为大洋洲的代称，1900年前后大洋洲的译名由音译向意译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之前的文献记述中，“第五大洲”主要出现在新闻报刊中，且以罗列“五大洲”洲名的形式，并不加以延伸介绍。这与时人对“五大洲”的接受程度有关，新闻报刊往往聚焦于最新消息，但并不如教科书般系统深入。因此，在另外四洲译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是“Oceania”或“Australia”的何种音译，晚清国人关注的重点似乎并不在于译名是否能包含“第五大洲”的实际范围所指，而在于其存在本身，即作为“五大洲”的构成部分即可。地名学理论认为“选择外语名称表达形式，取决于地名本身的性质和对它所掌握的资料”。这一时期晚清国人对五大洲之“名”的推崇，以及对“第五大洲”地理知识之“实”了解的欠缺，或许正是“第五大洲”译名多元的重要原因。

二、地名“新金山”诞生：晚清国人对“第五大洲”的直观认识

明清之际的文献中已出现南太平洋地区的相关记载，谢清高《海录》被认为是“中国人最早有实际经历并记录南太平洋岛屿知识的私人著作”。在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民众与这一区域的集中接触发生在晚清。1851年夏，继美国西部发现金矿后，澳大利亚东南部发现金矿，随即引发东南沿海居民出洋淘金热潮。“金山”成为晚清国人形容海外发现的金矿地，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地名含义。人们称前往海外淘金之人为“金山客”，称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为“金山省”。《辞海修订稿·地理分册·外国地理》解释：“墨尔本，华侨称新金山。”杜继东则指出，19世纪末以“新金山”专指澳大利亚不会产生歧义。作为近代华工出国的见证，“新金山”这一地名折射出实际接触中晚清国人对“第五大洲”的地理认知。

1854年9月的《遐迩贯珍》已出现“新金山”一词，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新金山”的文献。其“近日杂报”报道：“有外国船名‘衫落’，由港驶赴新金山墨儿奔行至新加波，因见人多，船主驱其人登岸，有九人均得搭船回港。”“新金山”在该刊发行四年间共出现11次，可见其诞生初即具有一定的社会使用基础。1876年，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解释了新、旧金山的得名缘由，“美国卡厘方利亚省之三藩谢司戈城，华人以其地产金，称为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亚岛亦产金称金山，而以新旧别之”，并在“澳大利亚岛”后注“俗称新金山”。可见，“旧金山”“新金山”是晚清国人基于美国、澳洲接连发现金矿而创造的域外地名，其与金矿发现地紧密相关，并具有指代金矿区所在的更大地理区域的地名意义。

“新金山”是赴澳华人对所居之地的习惯称法，指称的地理范围亦随着这一群体在当地社会的适应而呈现泛化的特征。最初发现的金矿地集中分布于墨尔本附近，因此在1868年出版的第一本由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字典集成》中，“新金山大埠”即“Melbourne”（墨尔本），“新金山各埠名”即“Town near Melbourne”，“新金山”则与“Australia”（澳大利亚）相对应。其编者邝其照与在澳华人的关系不同寻常，《字典集成》中“孖罅辣（Ballarat）”的中文用字恰与1856年在Ballarat（今译作巴拉瑞特）当地出版的《唐人新文纸》（

The Chinese Advertiser

19世纪80年代，金矿区的枯竭使得在澳华人转向其他行业。为寻求清廷的权益保护，华商代表多次向总理衙门呈请设领一事。1889年，在澳洲颇有影响力的华商梅光达自禀“窃光达系广东新宁县人，自幼出洋谋生，寄居新金山之雪梨埠”“伏求大人俯察远人疾苦，奏派领事前往保护”“则新金山五六万华人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矣。伏乞恩准施行”。1908年，在澳保皇党创办的《东华报》（Tung Wah Times）有《寻叔告白》一文，述其来自广州府东莞县的家叔“自来新金山已历多年”。对于在澳华人而言，“新金山”是其远渡重洋寓居于此的身份认同所在，作为习称、俗称，其包含的地理区域相对宽泛，主要指代“澳大利亚”，同时也指代城市、港口以及新发现的金矿区。

视线转回晚清本土社会，地名“新金山”用以指代“澳大利亚”乃至“第五大洲”，这与在澳华人与国内间的紧密联系不无关系。一方面，作为传递出洋消息中介点的香港继续以“新金山”指代澳大利亚等南太平洋相关地区。渣打银行前身“印度新金山汇理银行”分别于1858、1859年在上海、香港设立分行，称“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至1956年改今称，可谓近代“新金山”地名存在的重要见证。另一方面，在澳华人与国内亲友的通信联络、与清廷驻英大臣及涉外事务官员的交涉，推动着晚清社会内部对这一新命名地理区域的了解。1886年，清廷派王荣和、余㻽两位官员从广东启程游历南洋二十余埠，介绍“金山即英属澳士地利”；1890年，崔国因记载“新金山即澳大利亚，法、和两国始得之，以为荒远，旋即弃之，英人乃经营之”。无论民间交流还是官方层面，晚清社会中的“新金山”地名已与原初指代金矿地的含义有所脱离，而成为以澳大利亚为主的南太平洋地理区域的地名代称。

由于晚清社会多以澳大利亚为一洲，“新金山”又是澳大利亚的代称，故而“新金山”的地名范围还与“第五大洲”对应。1899年《五大洲考略》一文先言“五大洲之名，见于西人所著之书，中国士人固不甚了了”，后介绍“南洋之极东有大荒岛焉，曰澳大利亚，或曰奥削尼亚，即世所称新金山者，是其地自成一洲”。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地理信息亦在日常接触与知识介绍中逐渐为人所知，“新金山”之外，如“澳洲”“澳大利亚”“纽西兰”“新西兰”及其重要城市如“美利滨”（墨尔本）、“雪梨”（悉尼）等区域内的地名译称亦在社会中有所传播，“第五大洲”的地理形象尽管并不如知识介绍中的“洲”这样规整，却是这些出洋民众的地理坐标所在，进而与晚清社会相关联。

三、地名界定：晚清国人知识书写中的“第五大洲”

19世纪以来，伴随着西人地志的知识介绍与晚清民众的实地考察，“第五大洲”之名实已逐渐得到对应。然而在这些介绍域外地理的新闻报刊、游记、出使日记中，“第五大洲”的洲名与其内部各地区的大小地名译称均呈现出多元不统一的局面。陈士芑1902年在《海国舆地释名》指出，地名译称受制于外文读音之缓急、译者自身之发音及译者见识之广浅，并不便于广泛传播。

清末民初，日人地理志书的引入与学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五大洲”知识体系在晚清社会普及开来。存在于不同群体、信息渠道下的地名称谓开始被整合进“知识”的规范书写中。“第五大洲”成为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上分布的大小群岛构成的地理区域，并多被分为“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马来西亚（Malaysia）”“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三大区。

1.“第五大洲”相关地名译称趋于定型

地名由专名和通名组成。涉及外国地名，地理著述在介绍外国行政区划时往往以清朝的政区通名，如“省”“州”词汇类比之。这一点为陈士芑所注意，“各国建国之制有称部者、有称省者、有称郡邑者，皆译者以意为之故，亦莫能定一也”，如《地球韵言》即载澳大利亚“分建五省”。

在清末流传的地理教科书中，“第五大洲”洲名译称逐渐定型为“海洋洲”“大洋洲”。音译往往是地名翻译之首选，其余四洲之名均由音译得来，因此晚清社会对“Oceania”存在“阿塞亚尼亚”“阿西亚西亚”“阿削尼亚”“澳削尼亚”“澳萨尼亚”和“俄西亚尼嘎”等译称，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即列举了多种译名写法。清末，由学部编订名词馆编的《外国地名中英文对照表》将西文原名“Oceania or Oceanica”定名为“沃希安尼亚、海洋洲”，虽由官方主导，并未得到广泛传播。

“第五大洲”意译称法由日本地理志书引入，如1903年矢津昌永《改正世界地理学》介绍：“大洋洲者，澳大利亚大陆与太平洋中散列群岛之总称，谓之阿西亚尼亚洲，即大洋洲之意也”。在此后国人编译的地理教科书与编绘的世界地图中，“海洋洲”“大洋洲”译法已相当普遍。1905年，《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介绍“海洋洲”为“太平洋中百千岛屿与澳大利亚大陆之合称”。“第五大洲”成为五洲中唯一以意译作为洲名的大洲，虽名为大洲，海洋性却是其突出地理特征。

至于其洲内地名译称，由于牵涉清廷与当地政府的政治往来，往往同时存在官方文书与大众读物两个传播系统。以地区名New Zealand为例，尽管“新西兰”译称早在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就已出现，且普遍见于地理教科书、报刊出版物中，如《澳大利亚洲新志》即采“新西兰”译称；而在清末甚至民国时期的官文书系统中则以“纽丝纶”为主，如宣统元年《商务官报》载清政府派驻新西兰惠灵顿首位领事黄荣良《纽丝纶华侨商业情形》一文，同年在新西兰成立的中华会馆通过的《纽丝纶中华会馆章程》《纽丝纶中华会馆规条》皆以“纽丝纶”为译名。城市名如Sydney，今译作“悉尼”，晚清官文书则称“雪梨”，由粤人发音得名，光绪三十三年清朝设立驻“雪梨”领事。在海洋性色彩的洲名译称之下，“第五大洲”逐渐具体为由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地名及大小城市地名构成的地理区域，呈现出政治空间的特征。

2.中文地名“新金山”含义缩小

“新金山”的地名界定亦构成知识介绍中的一环。19世纪末以“墨尔本”为“新金山”逐渐成为地理教科书的主流观点。1898年由张士瀛所编的《地球韵言》介绍了“墨力钵恩即新金山”。至民国时期，这一解释更加广泛地出现在新式地理教科书、列国图志、外国地名词典等大众科普读物中，1924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中“Melbourne”对应的译名是“墨耳钵恩，华侨称之曰新金山”；1927年出版的《华侨》作为“常识丛书”之一在当时属热销图书，书中介绍“华侨初至澳洲，在道、咸之间”，“及至金矿发见，华侨前往者渐多，新金山（墨尔布恩）之名称，即华侨所命也（新者，以别于美国加省之金山而言）”。与在澳华人及晚清社会相关群体对“新金山”的泛化使用不同，知识书写中明确将“新金山”定义为墨尔本的代称。

由指代“澳大利亚”到“墨尔本”，“新金山”指称范围缩小。作为在澳华人身份认同的象征，“新金山”地名指称的变化显然与在澳华人密切相关。19世纪80年代，金矿区的衰竭使华人群体开始聚集于墨尔本、悉尼两个城市周边，“新金山”原本即指代墨尔本附近分布的金矿，这是其与墨尔本的对应的前提。对清末社会而言，一方面此时距澳洲发现金矿已有半个世纪，“新金山”不再是新鲜概念；另一方面，晚清国人对“第五大洲”的相关地理知识，尤其是澳大利亚的行政建置已有基础的认识。以“新金山”指代澳洲华人聚居区，教科书编纂者倾向于选取更加精确且具有代表性的地域进行界定。如此，墨尔本作为发现时间最早、产量最旺的金矿区中心城市，又是当时华人聚集地之一，即成为“新金山”地名的所指对象。与之相应的，“旧金山”亦由指代美国西部金矿地的原始含义向金矿附近华人聚居的城市San Francisco转变。

此后“新金山”的使用日减，最终成为历史地名。然而“旧金山”作为美国城市San Francisco的中文译称沿用至今。作为淘金时代诞生的两个地名，二者为何会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走向？这与美澳在世界格局的定位、晚清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处于内忧外患的清朝从上至下皆在寻求救亡图存之径，因此对美国、澳大利亚的认识定位不同。美国作为西方强国，自然是晚清国人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层面“师夷长技”的对象；而此时的澳大利亚是在英国殖民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社会。因此无论是清政府还是知识人群体，乃至赴旧金山谋生（包括淘金）的基层民众对美国当地社会的接触与认识，显然是新金山地区不可同日而语的。旧金山华人1854年即创办首份华文报刊《金山日新录》，清政府1878年于当地设置领事馆；相较而言，澳大利亚第一份华人报刊《广益华报》于1894年始创刊，中国领事馆更是在赴澳考察官员、侨商长达数十年的重申下迟至1909年始设立。较之“旧金山”，“新金山”的华人社会规模、发展程度、清廷的重视程度皆有不及，这影响“新金山”地名的流传度。

其次，美、澳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地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不同。美国政府架构完整，社会局势相对稳定；而晚清之际的澳大利亚正处于变革期，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白澳主义”政策的推行使得华人处境更为艰难。因此，较之旧金山华人，澳洲新政局对华人的进一步排斥使在澳华人群体对自身发展前景更为不安，支撑其身份认同的地名“新金山”的社会文化基础减弱。此外，清廷1909年在澳设领馆后，在华人事务的处理上从与英国政府交涉转向直接与澳洲政府接触，民国时期因澳洲华侨对革命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政府开始重视与澳洲的交往，体现在称谓上即“澳洲”“澳洲联邦”“美利滨”等规范地名的使用，“新金山”逐渐少见于官方文献。刘伉指出，地名往往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涉及外国地名则有一条“名从主人”的原则。这进一步影响着“新金山”的使用频率。

最后，从词语性质来看，“新金山”“旧金山”均为形容词性质的名词。当美国“金山”成了“旧金山”，其指称反而得以确定，即不会再有第二个名为“旧金山”的金矿区；“新金山”则不同，伴随着新金矿区的发现，“新金山”也会转而成为新金矿区的代称，位于西澳大利亚的珀斯就因其新发现的金矿而被当地人称为“新金山”。相较于“旧金山”，“新金山”指代地区的不固定，也是“旧金山”得以保存至今而“新金山”却沦为历史名词的原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清末教科书、工具书等出版物的知识书写讲求科学性、准确性，但在社会传播层面，地理信息并不如“知识”般规范，既保存过去的认知遗留，又随时可以捕捉到最新信息，因此往往兼具滞后性与先进性，从而呈现出社会多元、综合的认知。如“第五大洲”虽定名为“大洋洲”“海洋洲”，民间习惯仍为澳洲，“新金山”的使用不局限于指代墨尔本，甚至又用以指代新发现的金矿地。晚清国人在地理知识体系的建构中，逐渐建立起对“第五大洲”相对准确且具体的地理认知，体现出时代危局下主动融入五洲万国的积极探索。

四、“第五大洲”嵌入晚清国人世界地理认知体系

葛兆光指出：“晚清变局把‘世界’带入‘中国’，同时也把‘中国’带进‘世界’。”域外地理知识的更新进一步引发了晚清国人对世界空间格局的思考。地理想象“展现了人地关系中的主客角色，它不仅是人对实体或转译的地理环境的感知，也是对地理世界的再现／表征”，“在主客体之间映射地理想象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建构”。晚清国人的澳洲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世界中寻求自身定位的探索。

一方面，澳洲成为冒险与机遇共存之地。对晚清国人而言，澳洲是西人航海探险的新发现，而19世纪50年代大量东南沿海居民为了维持生计赴澳淘金历程的艰辛进一步增添了其“冒险”色彩。《遐迩贯珍》1855年多次刊文介绍澳洲对华民入境之限制，并提醒前往新金山者慎重前往。前往澳洲淘金的谭仕沛1877年在《阅历遗训》中述及“沿途所见华人，鹄形菜色，非贫则病，愁叹之声不绝于耳”。澳大利亚华文报刊1909年连载的华工小说《多妻毒》记述了前往淘金之地的曲折，主人公作诗曰：“伤心故国魂空断，刺骨寒风体欲僵，渴饮山泉胜玉酪，饥餐野果作糇粮。”对赴澳民众而言，澳洲之冒险不仅在于路途之艰辛、淘金命运之未知，还包括在当地遭受的排挤与苦难。

冒险之地往往意味着危机与希望并存。在展望世界各地未来之发展时，晚清国人对于这一地理区域持乐观态度，如1882年《南洋为洪水之后最晚出之地论》以上古五帝之传说为叙事之始，认为地球最初完全尽没于水中而“中国治之最先”，指出南洋为“将来悉成繁盛之区”，“更有澳大利亚者在利固有可穷之日哉，开风气于既晚，占利赖于最先，所愿富有资本者及早图之”。面对变幻的世界局势，晚清国人对澳洲前景的设想也可谓对同处弱势地位之“中国”未来发展的积极期待。

另一方面，澳洲具有原始与先进的双重象征。18世纪晚期，库克船长对澳洲的新发现改写了澳洲的发展脉络。伴随着英国在当地的拓殖活动，澳洲开始由土著社会向英属殖民社会过渡。淘金热潮兴起后，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澳大利亚的管理与开发，各殖民区逐一建立，澳洲土人形象与渐渐兴起的殖民地社会形象同时建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晚清国人对澳洲的认识也走向两个极端。一者，在民族危机之下将落后于西方的现状与澳洲土人的命运相联系，以此呼吁国人警惕之。灵石1904年发表《读〈黑奴吁天录〉》：“我读《吁天录》，证之以檀香山烧埠记，证之以美洲、澳洲禁止华人之新例”，“我愈信同胞蒙昧涣散，不能团结之，终为黑人续，我不觉为同胞心碎”。另一者，认可西方制度对澳洲经济发展与政体改革的积极作用。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流露出对澳洲的总督制的认可，认为中国应当学习之，“乃以我国政体，必当法英”，“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都，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晚清国人对澳洲的认知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对危局之下对国家命运何去何从的担忧与探索。

张灏曾将1895至1920年初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域外地理新知的引入，将晚清国人的地理认识空间拓展至世界五洲。澳洲作为冒险之地的象征，不仅是西方海洋文明的文学渲染，更是晚清民众奔赴其地艰难谋生的切身体会；对澳洲土人原始形象的感叹，是晚清国人在种族主义影响下对同为西方殖民霸权所欺凌族群现状的旁观与警示，也是封建王朝飘摇之际对民族命运的担忧；而对澳洲社会的认可，则体现出时人希冀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以救亡图存的倾向性。正是在深入理解与消化域外地理知识的过程中，晚清国人进而在世界五洲地理格局中思索自身的定位与发展走向。

“第五大洲”一方面作为知识介绍中由西人航海探险最新发现的大洲，另一方面作为东南沿海居民淘金谋生的“新金山”，均呈现出较其他四洲而言相对原始、尚待开发的自然地理空间性质。随着官方、民间实地接触的增多以及“五洲”地理知识愈发体系化，“第五大洲”的地理空间开始具体为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各群岛构成的地理区域，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的发展历程亦经由世界历史教科书、世界地志等为接受新式教育的晚清国人所知，一个相对准确且立体的“第五大洲”形象逐渐建立起来，并演化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分属欧洲各国殖民地的群岛等分化的政治空间。与此同时，处于危亡之际，晚清国人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也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知识体系中的“第五大洲”被进一步加工并投射出复杂的地理想象，逐渐嵌入晚清国人的世界地理认知体系中。

五、结语

地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与见证。在当今的知识体系中，大洋洲仍作为七大洲之一而被介绍，以澳大利亚为澳洲的习惯称法亦得到保留，“新金山”最终成为历史地名。“第五大洲”相关地名的演化正展现出晚清之际中国融入世界浪潮中地理知识与政治、时局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复杂面相。

在地理认识的主体与对象存在一定空间距离的情况下，地理想象也因此被建构出来，并与权力、政治、时局等社会因素紧密相连。对于19世纪下半叶始“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大洋洲”指代的地理范围一面存在于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书面介绍中，另一面仅是出洋华人淘金所在的“新金山”。在知识体系与直接接触之间，域外地理认知也逐渐建立起来。此外，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之间往往并不亦步亦趋，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地名，在名与实、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在教科书为载体的地理知识规范书写下，“第五大洲”的地理形象更加准确、具体，其洲名逐渐定名为“大洋洲”“海洋洲”，洲内各地区、城市地名译称亦逐渐定型，地名“新金山”则明确定义为“墨尔本”，含义缩小；并在晚清国人的地理想象中成为冒险与机遇并存之地、原始与先进的双重象征。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第五大洲”由原始的、相对自然的地理空间向融合了政治、经济、民族等综合因素的政治空间转变，这同时映射出晚清国人对自身定位与发展走向的探索。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晚清国人真正吸纳了地理知识拓展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转变，“第五大洲”大洋洲亦在后人的知识书写中进而更新为当今人们的常识认知。

作者：陶中淼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6年第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汪鸿琴

校对：汪依婷

审订：耿 曈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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