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幻想靠“油价上涨”来拉动物价和增长

（全文12000字，阅读约18分钟）

“通货膨胀”，曾经是一个让人闻之而色变的词。

在最近几场重要会议上，“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一目标屡次被提及。很显然，促进物价适度抬升、容许鼓励适度通胀已经成为了当前宏观政策的鲜明导向。

（延伸阅读：《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11个重要新信号》《看懂“两会”报告蕴含的信号：今年经济是求“进”还是求“稳”？》）

在过去的2025年，国家对全年CPI涨幅设定的目标值是2%。但由于食品、能源等占居民消费大头的商品在2025年的价格总体是下降的，受其影响，全年下来CPI涨幅是0%。

正当人们对2026年会否通缩众说纷纭之时，CPI却在进入2025年底之后、尤其是进入2026年之后忽然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2026年2月CPI同比增长了1.3%，核心CPI更是同比增长了1.8%，创下三年来新高。

观察2月份CPI猛增背后的原因，除了春节错月导致的食品、交通、服务价格上涨，以及反内卷持续推进、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等带来的影响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金价。

今年头两个月里，国际金价飙涨了超20%。金价的上涨带动了黄金饰品价格的飙升以及人们对黄金饰品投资需求的高涨，进而带动了CPI的一路走俏。

（延伸阅读：《再谈近期一系列经济动向背后的底层逻辑》）

就当人们踟蹰于要不要高位购入黄金时，2月28日深夜西亚波斯湾畔的一声刺耳警报，划破了已经笼罩在伊朗头上两个多月的阴霾。

随着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等中东主要产油国联手宣布石油减产，随着伊朗宣布对扼守波斯湾与阿曼湾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禁运，人们对石油供给的信心也掉到了冰点。3月9日这天，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冲破了每桶119美元，这比美伊开战之前足足上涨了70%。

（图片来源：知识分子）

再联想到石油从中东运输到东亚、欧洲等目的地的海上航运耗时通常要20天到50天不等，故而石油价格上涨的威力恐怕还未充分显现出来。因此，由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CPI继续上行，就成了3月、4月乃至更长时间里的大概率事件。

于是有人说了，石油价格上涨将一扫CPI下行的颓势，让我们进一步摆脱可能陷入通缩的担忧，从而使我们完成CPI全年涨幅2%的目标，达成以适度物价抬升、适度通货膨胀来驱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油价的上涨是一件好事，它是在给经济锦上添花、而不是火上浇油。

——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

【一】

近一千年以前的北宋神宗时期，总揽全国财政经济大权的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沈括在仕途失意之时，曾写下过一部流传千古的著作——《梦溪笔谈》。

在这本书里，沈括作过这样一段描述：“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

后人将英语“petroleum”一词翻译成汉语“石油”，出处就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写的这段话。

20世纪初，随着内燃机被广泛使用，石油逐渐崛起成为了与煤炭并驾齐驱的人类社会最重要能源燃料。再加上运输方便、能量密度高的特性，石油逐渐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世人称之为“黑金”。

同时，由于石油是地壳在亿万年间的时空跨度里，有机生物、地质构造、气候温度共同发生化学反应所带来的产物，所以石油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分布是极为不均的。

按照已探明储量的标准，环绕波斯湾的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到了全世界的57.4%，世界前10大储油国中有5个都是中东国家（沙特、伊朗、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

（图片来源：石油探秘）

然而，真正对石油消费量大的却是北美、东亚、南亚、东南亚、欧洲等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区域，这些区域里的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贫油国，所以从中东进口石油就成了他们维系自身经济运转的依赖。

（图片来源：中石油集团《全球能源治理报告》）

在二战结束初期，中东地区的石油还掌握在英美跨国集团公司的手中，最知名的就是垄断了全球石油生产和供应的“七姊妹”——美国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改名为埃克森美孚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后并入埃克森美孚）、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后改名为雪佛龙公司）、德士占公司（后并入雪佛龙）、海湾石油公司（后并入雪佛龙），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波斯石油公司（后改名为英国石油公司）。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东国家才逐步收回了对石油资源的主权。1960年，伊朗、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委内瑞拉五国代表齐聚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宣布抵御英美跨国公司的经济侵略、夺回本国石油主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欧佩克”。

（图片来源：地理沙龙）

在那一年，执掌伊拉克政权的还是“自由军官组织”，彼时尚不满23岁、后来成为了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还因行刺“自由军官组织”首脑之一、时任伊拉克总理的卡桑而被判处了死刑；

而伊朗当时还处在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巴列维国王的世俗化改革在伊朗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时候伊朗的女性还可以身着比基尼在海滩上晒太阳，至于那个后来被伊朗人神化了的教士霍梅尼当时还在库姆神学院里传经授道。

在这些海湾国家取代英美成为了全世界石油资源最主要的控制者之后，美国也就失去了对国际油价的主导权。从此，国际油价的一涨一跌都与中东——这个全世界“火药桶”的一战一和、一颦一笑紧密牵动了起来。

本次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国际油价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总共经历过四次大幅度的上涨，这四次中至少有三次都是被骤然紧张的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所引发，每一次后来都对全球地缘格局和国际经贸金融造成了极大恐慌和深远冲击：

（图片来源：繁星云海）

国际油价第一次暴涨发生在1973年，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

这年10月，为了表达对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十月战争、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和叙利亚一方的支持、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声讨，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决定减产石油，后来又升级为了对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

此后，国际油价从每桶3美元左右一下子飙升到了每桶12美元左右，从而触发了二战之后全球最严重的一轮经济危机。

1973年美国CPI同比还只有3.6%，到了1974年就飙升到了12%。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纷纷出现经济衰退，美国GDP增速下降了4.7个百分点，欧洲GDP增速下降了2.5个百分点，日本GDP增速下降了7个百分点。

这场石油危机还间接导致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让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深陷泥潭，就连紧急接替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的福特，也由于任内一系列糟糕的经济表现而未能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获得连任。

在那之后，国际油价就稳稳站在了每桶10美元以上。

国际油价第二次暴涨发生在1979年，史称“第二次石油危机”——

那一年，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赶走了老国王巴列维，夺取了伊朗政权；萨达姆也赶走了老总统贝克尔，担任了伊拉克总统。

作为海湾地区势均力敌的两个大国，伊朗与伊拉克一个由什叶派主导、一个由逊尼派主导，霍梅尼早年在伊拉克流亡期间还曾跟萨达姆发生过龃龉，两人掌权后又都想当海湾地区的带头大哥。就这样，总共持续了长达8年的二战后全球最惨烈战争——两伊战争便打响了。

在两伊战争的催化下，国际油价从每桶14美元一下子飙升到了每桶35美元。由于伊朗、伊拉克两国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都显著锐减，全球石油日均产量也从战前的每天580万桶骤然下降到了每天不足100万桶。

1980年，美国CPI飙升到了13.5%，英国、韩国、法国的CPI也都飙升到了10%以上。两伊战争及其引发的石油危机让西方世界再次陷入经济衰退，80年代初期美国GDP下降了3%。

也正是在这场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才开始认真思考发展非石油类的清洁能源，并着手建立战略性石油储备计划。这场经济危机还断送了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仕途，彻底改写了美国此后的中东地缘战略。

国际油价第三次暴涨发生在1990年，史称“第三次石油危机”——

这一年，为了弥补自己在两伊战争中遭受的经济重创，萨达姆瞅准了与伊拉克南部接壤的小国科威特，他声称科威特通过斜向钻井窃取了伊拉克的石油，于是向科威特悍然出兵，从而引发了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不仅让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遭到了国际制裁，也严重打乱了科威特原本正常的石油开采和出口，还威胁到了邻国沙特的石油生产，从而让国际油价从两伊战争后刚刚回落下来的约20美元一桶，一下子又飙升到了约40美元一桶。

但好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紧急采取了军事干预，美国以碾压性的军事优势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了科威特，海湾地区的石油生产和出口也就很快在战后得到了恢复，因此这一轮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冲击要小于前两次。

可尽管如此，挟着海湾战争胜利东风归来的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是在1992年大选中惨败给了“奶油小生”克林顿，而克林顿反击老布什最脍炙人口的一句口号就是——“笨蛋，是经济！”。

国际油价第四次暴涨发生在2008年，即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尽管海湾战争击退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但却留下了萨达姆——这个与美国为敌的死对头。因此在2003年，刚刚打完了阿富汗战争的小布什又将目光投到了伊拉克的身上，他以萨达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将美军的飞弹瞄准了伊拉克。

与前三次石油危机不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由于萨达姆政权很快被推翻、美国迅速控制了战局，所以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在开战半年之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国际油价在从战前的约25美元一桶飙升到开战前夕的33美元一桶之后，也很快就回落了下来。

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强化了美国社会的繁荣幻象，因此也就给几年之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在2008年那场由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中，国际油价最高时飙涨到了140美元一桶，在那之后油价虽仍有起起伏伏，但整体波动区间已经被抬升到了60至70美元一桶之上。

2009年，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年度CPI负增长的通缩现象，当年美国GDP也下降了2.6%（之所以这一次美国出现了CPI负增长，乃是因为这轮石油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而不完全是中东地区的战事）。

【二】

回顾历史上四次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的历史，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点规律——

第一，决定国际油价变化的主导因素在供给侧（即中东海湾地区的产油国），而不在需求侧（即北美、亚洲、欧洲等主要石油消费国或进口地）；

第二，国际油价多半是因骤然爆发的军事热战而突然走高，可油价一旦升上去之后就很难再降得下来，每一次油价飙升都会将油价推升到一个新的波动区间；

第三，国际油价的飙升往往会带来全球商品价格的整体抬升，促使CPI指数被动增长；

第四，尽管CPI增长了，但以适度通胀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却不成立，遭到石油危机冲击的国家在此期间多半会出现经济衰退，GDP反而会负增长。

由此看来，因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CPI指数上行往往并不是一件好事，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在多数亲历者眼中并没留下多少令人快乐的记忆。那么这种油价上涨带来的“CPI增长行情”还值不值得期待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谈谈CPI与通货膨胀背后的机理了。

所谓“CPI”，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的简称。每个国家的统计部门都会选取一篮子居民日常消费时会经常采购的商品，并将每类商品赋予不同的权重，定期观察它们市场价格的最新变化，由此便计算出了CPI。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一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有四个基本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将“稳定物价”纳入宏观调控的四个基本目标之一，足见价格问题在国民经济全局中的重要性，而CPI正是观察物价是否稳定的最重要指标。

可用CPI来衡量社会整体物价水平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核心CPI的概念。

所谓“核心CPI”，就是剔除了食品、能源这两个在居民日常消费中支出占比较大的项目后的社会整体物价水平。之所以要把食品、能源这两项居民日常消费的大头给剔除出去，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食品和能源的消费价格极易受季节、天气、灾害、战争、收成、国际供给等意外突发因素的影响，短期波动可能过大，容易在判断整体物价变动趋势及幅度时造成干扰；

二是食品和能源属于人们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消耗品，人们对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敏感度比较低，不会因为其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而显著增加或减少消费。

也就是说，食品和能源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在宏观上可能无法代表全社会的物价变动行情、对指导政府宏观调控意义不大，在微观上可能无法影响人们的日常消费决策、甚至会使人们对物价变动趋势产生误判，所以才需要将它们剔除。

除了CPI之外，另一个观察全社会物价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PPI。

所谓“PPI”，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的简称，它的统计逻辑跟CPI比较类似，区别在于CPI统计的是居民消费环节的商品物价，而PPI统计的是工厂生产环节的工业品出厂价格。

CPI、PPI、核心CPI共同构成了判断社会整体物价水平的三大指标，其中CPI最为全面，核心CPI最为客观，PPI是CPI的上游、通常可以作为引领CPI走势的先导指示。

当CPI、PPI、核心CPI三大指数都发生显著上行时，通常意味着经济景气度高、市场需求旺盛、增长动力强劲、经济主体预期乐观，但这同时也会埋伏着经济过热、生产过剩、通货膨胀的危险信号；

当CPI、PPI、核心CPI三大指数都发生显著下行时，通常意味着经济景气度差、市场需求萎靡、增长动力匮乏、经济主体预期悲观，此时尽管物价水平是稳住了，但它所带来的通货紧缩、经济低迷却是更可怕的。

因此，奉凯恩斯主义为圭臬的西方宏观经济学通常认为，一国政府应该努力将通货膨胀维持在小幅微增的水平，CPI既不能过高、也不能为负，每年1%到3%的温和通胀率是最理想的，此时既能驱动经济的快速循环和持续增长，又不至于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而造成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居民财富储蓄缩水。

当然了，这个看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我国，由于历史上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惨痛的记忆，比如1988年因“价格闯关”失败而导致物价急剧上涨，进而引发了全社会性的抢购、挤兑风潮，巅峰时的CPI月同比增幅一度超过了28%，这就使得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对CPI、通胀率一直采取的都是限制型政策思路。

从80年代一直到前几年，尽管国家每年都会就CPI设定年度目标，但彼时这个目标的意义始终都在于“划定上限”。例如在2024年初，国家将当年CPI目标设定为“涨幅3%”，言下之意就是“要控制通胀，全年CPI涨幅原则上不能超过3%”。

这种情况一直到2024年下半年才开始转向。到了2025年初，国家虽然将当年CPI目标下调为了“涨幅2%”，但言下之意却变成了“要防止通缩，全年CPI涨幅原则上不能低于2%”，此时设定CPI目标的意义就变成了“划定下限”。

（延伸阅读：《一个被忽视的重要信号：20年来首次调低CPI涨幅目标！》）

然而，2025年全年CPI的平均涨幅却只有0.0%，直到进入2025年四季度后情形才开始有所改观，到了2026年初则突然迎来了一片涨势。

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事之前，带动CPI回升的更多还是金价上涨等这类非完全消费类的因素，所以彼时人们对后市CPI能否保持住回升势头还持观望态度。直到2月底美伊战事爆发、国际油价飙升，人们才觉得CPI维持上涨的趋势算是稳住了，完成CPI全年涨幅目标的任务这下应该没有压力了。

——但很可惜，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极其典型的形而上学。

【三】

从成因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通货膨胀划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叫“需求拉动型通胀”——

即总需求显著超过总供给，总的商品就那么多，可市场上愿意为这些商品支付的货币却突然变多，那么物价就必然上涨。导致总需求增加的可能是内需拉动，比如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也可能是外需拉动，体现为出口。

第二种叫“成本推动型通胀”——

即工厂为满足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土地、运输、劳动力等生产资料的成本突然上涨，为了保证利润空间，厂家不得不提高制成品售价，从而引发物价上涨。如果这些成本突然上涨的生产资料是来自于国外的话，那么就叫做“输入型通胀”。

第三种叫“货币超发型通胀”——

即总供给、总需求、总成本都未自发变化，但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却突然变多了，因而平摊到每件商品上的物价也就变高了。最常见的货币超发型通胀就是央行为了扭转市场预期、提振市场需求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向市场投放的流通货币总量突然增加。

第四种叫“预期自我实现型通胀”——

即总供给、总需求、总成本、总货币量都未发生变化，但人们普遍预期未来物价将会上涨，而这种一致性的预期极易导致自我实现。比如，当所有人都预期明年物价将会上涨10%时，那么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损，工厂的产成品、商店的零售价、给员工发放的工资都会自发上调10%，这原本只是大家基于一种预期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但结果却是造成第二年全社会物价真的上涨了10%。

第五种叫“结构性通胀”——

即商品价格走势出现了K型分化，最典型的就是食品、能源等刚需消费品的价格猛涨，或者住房等跟资产挂钩的商品价格猛涨，然而真正属于可选消费、增值消费的汽车、家电、服装、电子产品、文体旅游的价格却陷入内卷、不升反降。

（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将某一次通货膨胀简单归因于上述五种成因中的某一种，因为它往往是几重因素交织叠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上述五种通胀类型中，人们最期待的其实是第一种——“需求拉动型通胀”：

因为只有需求拉动型通胀才是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提振、企业投资建设和扩大生产旺盛的反映，此时需求拉动型通胀就成了经济景气度变高、经济主体预期改善、经济活力涌现、经济循环加快的直观表现，人们也容易对通胀形成一致预期，从而使得需求拉动型通胀与预期自我实现型通胀凝为一体，持续驱动经济增长。

相反，成本推动型通胀会让企业盈利缩水、居民体感变差，从而抑制供给、抑制需求、抑制经济增长；

货币超发型通胀缺乏现实的物质财富变化作基础，属于饮鸩止渴、繁荣假象，长期看只会伤害经济；

结构性通胀本质上是经济供给侧出了问题，也许是发生了影响经济健康循环的垄断现象，也许是有什么资产价格泡沫正在悄悄积累，最后常常会加剧贫富分化、酝酿金融风险；

——这几种通胀都不属于我们想看到的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

那么，因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属于上述五种通胀类型中的哪一种呢？通过分析石油价格上涨推高全社会物价水平的链路，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第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国内成品油价格又采取的是跟国际原油价格紧密挂钩的调整机制，因此国际油价的上涨会立即传导至国内油价表现上，工业燃料成本、道路运输成本、快递物流成本、居民出行成本、网约车出租车载运成本、航空航海运输成本等等都会立刻上升，这些成本的抬升要么是直接反映到CPI中，要么是通过PPI间接传导到CPI中。

（图片来源：氢景）

仅以跟CPI直接相关的居民终端消费为例，2025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50.12万亿元，其中“石油及制品类”为2.25万亿元，占比达4.5%。

第二，由于石油是化工产业链的起点，所以石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化工产品价格，进而逐步传导至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化肥、农药等各种中间工业品和终端工业品，最终导致居民终端消费价格的普涨。

当然了，这种从PPI到CPI的传导路径会出现阻滞或衰减效应，比如若是下游市场竞争激烈、库存积压、买方议价权大，那么上游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就会受限（但这样反过来又会影响上游企业的生产意愿，从而减少市场供给，进而改变供需关系、推高产品价格）；又比如传导链条越长、越靠近终端消费市场，那么油价造成的成本变化幅度就越小（但同时覆盖的行业面却更广了）。

第三，由于不同类型的能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所以当石油价格上涨时，工业企业就倾向于增加使用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品作为替代，从而改变了能源市场的需求结构，推高了煤炭、天然气等替代性能源的价格。

这就使得油价一旦上涨，那就不光是石油化工企业的成本会上涨，而是电力、热力、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各种燃料成本都会跟着普涨。

第四，石油价格上涨还可能传导到食品价格上，因为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农用机械的作业、农产品的运输、食品包装材料的加工都离不开石油。

说到这里，答案其实已经显而易见了：因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属于我们并不希望看到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具体来说，这种因国际油价上涨而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有这几点负面影响：

其一，它会直接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油气、食品、交通、塑料制品、机票等各种常见商品或服务的零售价格都会提升。这将直接冲击居民的生活质量，降低人们的获得感，对冲国家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的努力，甚至还有可能引发不理性的抢购囤货风潮。

其二，企业可能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上涨的多重挤压，却又很难将陡然抬升的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利润下滑、投资减缓、预期转弱、供给收缩。即便是企业咬着牙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可也会因此抑制消费需求，从而导致库存积压、生产过剩，最终企业还是会受损。

其三，由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2025年用于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合计进口总额高达2.98万亿元，占到了当年全部贸易进口总额的16%，所以因国际油价上升而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也是一种典型的输入型通胀。为油价上涨而多支付的钱大多会流向国外，贸易顺差将因此收窄，人民币经常账户压力将因此变大，汇率也会因此受到挑战。

（图片来源：物流启示录）

其四，因能源供给冲击而引发的通胀，会制约当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发力和执行。假如油价上涨真的全面推高了物价，甚至导致CPI同比涨幅达到了2%以上，那么央行在运用降准降息工具时就必然面临更多掣肘，在平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两个目标时将更加难以兼顾，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将大大提升、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四】

显然，石油价格上涨看似能够立竿见影地推高CPI、一举扭转物价指数下行的趋势，但这种因油价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并不是一种健康的、良性的通胀，它不仅无法治疗终端需求疲软这个导致通缩的根源，甚至还会进一步冲击需求、抑制供给、给经济造成新的伤害，并让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变得更多。

因此，对于这样一种通胀，我们非但不应该期待，反而应该尽力规避。

最近，国内外不少研究机构都对国际油价波动将如何影响我国CPI、PPI的下步走势做了测算：

按照粤开证券的测算，国际油价同比每上涨10%，就会推高国内PPI和CPI分别同比提升0.4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

如果中东局势冲突持续激化，导致国际油价冲上150美元一桶的话，那么国内PPI和CPI同比增幅会分别冲高到2.2%和2.1%；

如果中东局势冲突迅速降温，使得国际油价回落到65美元一桶的话，那么国内PPI和CPI同比增幅也会分别升至0.4%和1.0%。

（图片来源：粤开证券宏观）

按照方正证券的测算，如果2026年国际油价中枢稳定在110美元一桶的话，那么国内PPI和CPI则会分别被动拉升到3.7%和1.1%。

（图片来源：方正证券）

当然了，尽管当前中东局势仍是晦暗不明，美国和以色列对于是否介入伊朗国内事务、是否将这场战争长期化仍存有根本分歧，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禁运也没有明显放松的迹象，但我们仍然有对未来保持适度乐观的一些理由，这包括：

第一，近年来，全球对石油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是相对稳定的。根据国际能源署2025年底的最新预测，如果各国都能如约履行气候变化框架下所制定的化石能源替代政策，那么全球石油消费将在2030年见顶、即每日消耗102亿桶（较2024年的每日100亿桶仅增加2%）；如果各国仍延续当前的化石能源消费政策，那么全球石油消费也将在2050年见顶、即每日消耗113亿桶（较2024年的每日100亿桶仅增加13%）。

（图片来源：财经杂志）

也就是说，需求端很难对油价构成向上的牵引力。再考虑到电动车对燃油车的替代、可再生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技术进步带来单位GDP能耗的降低，长期来看，需求端只会对油价构成向下的制约力。

决定油价上涨的主要动力在于供给端。考虑到不论是基于财政收入需求、还是基于生产技术所限，主要产油国的油气开采都是一种稳定产出的行为，即便遭遇了短期冲击，事后也能得到快速修复，因而能够影响油气开采和运输的供给侧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乱，尤其是中东海湾地区的战乱。

历史一再证明，“战争溢价”就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决定性力量。但战争的摧毁力太大、不可控风险太多，因此交战双方谁都不愿意把战争拖得旷日持久，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东不可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打打停停才是此地的常态。我们需要关心的，仅仅是这场战争会持续一个月、三个月、一年半载、还是两三年。

第二，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本轮军事打击后不久，野望谷就说过，考虑到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战略目的并非谋求颠覆伊朗政权，因此美国大概率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深陷泥潭。

（延伸阅读：《4天？4周？还是将深陷泥潭？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究竟会持续多久》）

前几天特朗普又放话说：“即便我们此刻撤离，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巨大的成功……我们也可以继续推进……但那场战争的主要风险已经消除……我们正以压倒性的技术实力和军事力量击溃敌人”。

野望谷说过，在这场军事冲突中，真正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左右战争时间表的只有一方，那就是美国。而通过观察特朗普的一系列表态，我们则可以归纳出他内心深处的三条所思所想：

一是不过多插手伊朗内部的政局变动，只要伊朗能出现愿意与美国诚恳对话的人即可，最好是个亲美派；

二是决不能让美军深陷泥潭，尽量不派遣地面部队，尽可能速战速决，尽量损失最小化；

三是不论战事结果如何、战略目的是否达成，只要特朗普察觉到了战争可能拖延日久的苗头，他就会打出美国已经胜利的名号从而强行宣布结束战争。

考虑到美国自己也是一个石油消费大国，油价飙涨既会引发美国国内民众的不满，又会掣肘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还会危及美国股市、拖累美国经济，而这些都是特朗普不希望看到的；就在刚刚，美国财政部突然宣布将放宽对部分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便是一个明证。因此最迟在今年下半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一定会就这件事向国内给一个说法。

当然了，特朗普渴望尽快停戈止战的愿望无需怀疑，关键在于特朗普具不具备可以对战争节奏调控自如的能力。特朗普嘴上说着不会派遣地面部队，但现实却是只要特朗普不派遣地面部队，伊朗政局就不会发生根本上的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运状况也就得不到彻底扭转。

所以，特朗普如果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办法无外乎就是两种，一种是向伊朗派出地面部队、从而与伊朗掀起一场全面战争，另一种是向伊朗做出部分妥协让步、以此换取伊朗放弃强硬对抗。

不论是从理性角度说，还是从特朗普一贯的作风看，他大概率都会选择后者，也就是美国与伊朗各让一步、各取所需（当然了，考虑到双方各自的面子问题，这种“停战协定”大概率会是私下达成的，表面上双方都会冠冕堂皇地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

第三，前面说过，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实际操纵国际油价的就是欧佩克，由欧佩克成员国供给的石油占到了全球石油总供给量的45%到50%。

（图片来源：东方财富）

欧佩克目前有12个成员国，除了委内瑞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和拉美国家外，其余近一半都是中东海湾地区国家，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沙特，同时伊朗也是创始成员国之一。欧佩克操纵油价的主要考量，就在于尽可能让本国的石油财政收益最大化。

假如油价下跌，那么欧佩克成员国就会面临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压力上升、本国货币贬值、国民财富缩水的风险，此时欧佩克就会选择控量、提价，从而减少石油供给、推动油价回升；

假如油价上升，那么欧佩克以外的世界其他产油国都会趁机增产，这就会侵蚀欧佩克的全球原油市场份额，此时欧佩克就不得不同步扩产、抢夺市场份额，从而增加石油供给、推动油价回落。

也就是说，欧佩克组织的行为对国际油价的涨跌具有削峰填谷的平滑作用，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路被打开，那么欧佩克的自发行为就能立马抑制住油价的过快上涨。

第四，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近年来在投资、基建、商务、金融、旅游、文化上多点开花不同，伊朗的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伊朗25%以上的GDP、60%以上的财政收入、70%以上的出口贸易、90%以上的外汇收入，都是来源于石油天然气及相关石化产业。

因此，石油若运不出去那最先伤害的就是伊朗自己，而不是其他海湾国家（即便伊朗或许不会封禁自己的油轮，但只要伊朗不放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就会对伊朗出海的油轮定点打击）。

考虑到伊朗经济在战事爆发后定然更陷入困境，伊朗的油气资源又大量掌握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伊朗政权基石的手中，所以伊朗也不希望石油长期运不出去，这也是伊朗能够与美国展开和谈的重要基础。

这几天有消息说，伊朗把自己的石油通过隐蔽伪装的“影子舰队”偷偷运出波斯湾，从而躲过了美军的打击，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以上几点都是直接影响国际油价的国际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个可以抑制国内油价过快上涨的国内因素：

第五，中国现行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虽是以布伦特等三地国际原油价格为基准进行调整的，但这个机制设计有价格调整的上下限。上限“天花板价”是130美元一桶，下限“地板价”是40美元一桶，假如油价突破了上下限区间，那么国家就会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

具体来说，当国际原油价格高于每桶80美元时，油气企业在销售汽油或柴油时就需要扣减加成的加工利润率，直至按加工零利润来计算国内成品油售价；当国际原油价格高于每桶130美元时，油气企业在销售汽油或柴油时则原则上就不再继续提高售价、或者少提高售价。

第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参照西方国家做法，启动了战略石油储备建设。当国际原油供给紧缺、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突发重大危机或灾害时，国家就可以动用这部分石油储备，以达到补充市场供给、平抑油价波动的效果。

在我国，石油战略储备实行的是“商业储备+国家战略储备+企业周转”三级架构。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在辽宁大连、山东黄岛、浙江舟山、浙江镇海、新疆独山子、广东惠州、天津、甘肃兰州、辽宁锦州、广东湛江、云南楚雄、福建漳州、山东日照、黑龙江大庆等地建设（或启动建设、启动规划）了多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2008年时，我国战略石油储备能力还仅可满足相当于全国10天净进口量的市场需求。到了2019年，我国战略石油储备能力就已经可以满足国内市场80天的消费需求。而根据2025年的最新数据，我国战略石油储备能力已经可以支撑国内市场120天的消费需求。

第七，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在有意识地分散石油进口来源地，增加从俄罗斯、中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石油进口；有意识地发展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有意识地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的电气化改造，用电动车替代燃油车。而这些都是对冲国际油价波动的长远措施。

（延伸阅读：《跟长江三峡不一样：投资1.2万亿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并不会建大坝、蓄大湖》）

（图片来源：《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终】

所以说，面对因国际油价飙升而可能导致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时，我们切忌用僵化的视角、倒果为因的思路去分析看待。

国家设定2%的CPI增幅目标、容忍适度的通货膨胀、一再强调“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想要的绝非是通胀本身，想要的其实是隐藏在通胀现象背后的需求走旺、经济高景气，想要的是以温和通胀来打破经济“低欲望”循环，想要的是构建起一个市场需求复苏、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循环加快、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正面预期树立的良性循环。

这种良性的、健康的、温和的通胀只能通过需求拉动路径来实现，而不能通过油价上涨这种成本推动路径来实现。

我们应该区分出“好的通胀”与“坏的通胀”，绝不能“为了通胀而通胀”，否则就成了教条主义、成了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