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美伊战争，性质突变！

上周在联合国安理会，我看到了一幕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我本应邀就战争作证，却被美英阻止发言。之后，我听到了丹麦大使的发言，就在美以袭击伊朗的同一天，她对伊朗发起了长篇抨击，却对伊朗遭到轰炸、165名女学生被杀害、以及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无端攻击只字不提。

事后我想上前提醒她这对丹麦并不安全。她从讲稿上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我追在后面，她头也不回。

这一幕，就是当今世界秩序的缩影。而它背后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战争性质的彻底突变。

在许多人看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偶发冲突，而是美国长期“选择性战争”逻辑的延续。真正令人震惊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它所呈现出的赤裸、粗暴与毫不掩饰。

过去，美国发动战争时，多少还会包装一层“正义”“安全”或“国际责任”的外衣，会制造一些理由，会摆出若干程序姿态。

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前，鲍威尔还在联合国摇晃那管"洗衣粉"。即便是在最蛮横的时刻，霸权仍然承认存在一套需要应付的国际规则、一种需要面对的全球舆论。

但这一次不同。

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甚至懒得找借口，完全不打算走任何程序。这种赤裸裸的厚颜无耻，标志着美国对外行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有借口的霸权"变成了"无遮拦的帝国"。

这种突变，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几十年来，美国已逐步滑入帝国行为的轨道，所有真正的制衡机构早已被抛在一边。国会的外交监督权形同虚设，媒体的质疑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知识界的反对被边缘化为"精英清谈"。当权力的扩张不再面对任何内部阻力，帝国就会失去自我约束的机制。

其二，特朗普的黑暗三重人格：自大狂、恶性自恋和精神病态，更将这种帝国倾向推向了极致。一个对一切一无所知、被世界各国领导人私下称为"头脑简单"的人，手中却掌握着这个星球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这种组合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预测的灾难。

他的政治风格不是冷静计算，而是冲动、炫耀、报复和极端自我中心的混合。

他把国家机器当作个人意志的延伸，把战争当作权力表演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战争不再仅仅是某种冷酷的地缘战略工具，而更像一种由个人性格缺陷放大的全球风险。一个拥有全球最强军事力量的国家，却由这样一个轻率、无知、极端自恋的人来驱动外交决策，危险性可想而知。

更令人不安的是，面对这一切，除了西班牙的佩德罗·桑切斯和深知此事的爱尔兰总统康诺利，整个欧洲几乎集体失声。按理说，欧洲应当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宪章》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最该珍视禁止侵略战争这条底线。

欧洲在关键时刻越来越像美国的附庸。欧洲的沉默并非偶然，它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政治依附结构：安全依赖美国，战略服从美国，外交语言也日益以美国意志为边界。

欧洲何以沦为美国完全的附庸？

部分原因在于领导人的遴选机制——他们需要通过华盛顿的认可程序，否则很容易被排挤掉。但更根本的是结构性的：如果你领土上有美国军事基地、中央情报局的存在、直接的政治干预，那么无论你是否愿意，你就是一个半被占领的国家。

这种退化，在联合国舞台上体现得尤为刺眼。就在伊朗遭受袭击、平民伤亡不断扩大的时刻，一些欧洲国家的代表仍然机械重复对伊朗的指责，却对空袭、死亡和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现实只字不提。

受害者被无视，侵略者被默认，国际法被倒置。这样的场面说明，今天的国际舆论空间已经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不少国家不再试图区分谁先开火、谁越界、谁在破坏秩序，而是简单按阵营站队。这不只是外交上的犬儒，更是战后国际伦理的一次崩塌。

欧洲已无法发出理性的声音。它不是没有利益，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利益；它不是没有立场，而是失去了形成立场的政治能力。当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家门口的危机集体噤声，这本身就是一场文明危机。

而对伊朗本身的误判，则进一步暴露了美西方战略思维的空洞。长期以来，西方政治精英和媒体塑造了一套关于伊朗的固定叙事：政府脆弱、社会分裂、民众不满、体制缺乏合法性，似乎只要军事施压，伊朗就会迅速崩溃。

然而战争进程却没有按他们预想的那样发展，冲突没有迅速结束，伊朗也没有立刻陷入瘫痪。于是，西方舆论中开始出现“怀疑的萌芽”：这场战争会拖多久？结果会不会失控？是不是低估了伊朗国家机器、军事能力以及社会凝聚力？

我有一个坚持多年的原则：美国不应该被允许轰炸任何一个国家，除非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能说出该国的两个城市。这个原则如果实施，将终结所有美国战争。美国人对伊朗一无所知，这包括他们的领导层。

更讽刺的是，这并非仓促决策，而是酝酿多年、准备已久的结果。计划了几十年的事情，却依然对对象国家缺乏基本理解，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战略失败。

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美国长期沉迷于“控制中东”“维持霸权”的幻想，久而久之，战略判断便脱离现实。一个在根本问题上失去现实感的决策体系，最终会在所有问题上失去现实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场战争看起来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计划”。它更像是一种不断升级的惯性操作：先制造冲突，再根据局势升级，至于后果如何，则寄望于力量压制和临时应变。

这并不是严肃的战略，而是典型的冒险主义。

它让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些由中情局主导的失败行动——先把美国拖入局中，再用既成事实迫使政治高层加码。如今的逻辑依旧相似：先让美军卷入，再谈扩大打击，甚至为“地面部队”做舆论铺垫。

1961年的猪湾入侵就是这样：入侵者没有计划，但策划者相信一旦登陆部队遇险，肯尼迪就不得不呼叫空中掩护，从而将美国拖入对古巴的全面入侵。

这种升级路线既没有清晰目标，也没有退出方案，只会把战争一步步推向更深的泥潭。

不过，这一次，美国国内民意的反对相当强烈。相当多的美国人并不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一旦战争长期化、代价显性化，这种反对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战争的另一重“性质突变”，体现在它已不再只是地区冲突，而正在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引爆点。市场是最诚实的观察者，油价快速飙升，本身就是对这场战争后果的即时投票。

当原油价格冲向每桶120美元，意味着全球能源体系已开始把战争风险计入成本。对本就增长乏力的欧洲经济而言，这几乎是雪上加霜；对通胀顽固、产业脆弱的西方世界而言，则可能是一次新的系统性打击。

石油冲击的历史早已说明，能源价格飙升从来不只是“加油更贵”那么简单，它会迅速传导到运输、制造、电力、食品和家庭生活成本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滞胀压力：增长放缓，通胀上升，失业扩大，社会不满积聚。

上世纪两次石油危机都曾让全球产出相对趋势线明显下滑，带来长期经济痛苦。如今，如果海湾地区生产、储运设施持续受损，霍尔木兹海峡风险上升，那么世界经济很可能再次面临类似级别的冲击。

而更糟的是，这一次冲击发生时，美国经济已经显露疲态，欧洲更是长期处于低迷和结构困境之中。换言之，这场战争并不是打在繁荣时代，而是打在一个本就虚弱的全球经济体上，其破坏性只会更大。

那么，这场战争还有没有回头路？如果看清它的本质，答案其实很简单：战争唯一真正的结束方式，不是再升级，不是幻想靠军事护航和威慑解决问题，而是美国和以色列停止他们的侵略战争。

就这么简单。不是谈判桌上，因为无物可谈；不是联合国决议，因为那会被否决。唯一有效的，是世界施加的、不容拒绝的压力。

有趣的是，这种压力可能来自西方以外。

随着世界格局变化，美国已不再拥有三十年前那种几乎无人能挑战的权力垄断。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更广泛的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形成另一种国际重量。一旦这些国家在外交上明确发声，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并把停止战争作为共同要求，那么局势就可能出现转机。

其中，印度的角色尤其关键。一方面，印度近年来在对美关系上有明显靠拢倾向，试图在供应链和地缘政治中从中获利；但另一方面，印度同样深知殖民历史的痛苦，也高度依赖中东能源，一旦战争升级，受损将极为严重。

如果印度、俄罗斯、中国、巴西、南非、非洲联盟、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共同发声，如果欧洲最终跟随佩德罗·桑切斯站出来，战争就会停止。

归根结底，这场“美伊战争”的性质已经变了。

是因为这场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事件，而是一个时代转折的信号。它昭示着旧有霸权模式正在以最危险的方式挣扎，也逼迫世界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继续容忍少数国家以战争裹挟全球，还是由更广泛的国际力量站出来，对这种疯狂说一句——够了，停止。

这不仅是地缘政治，更是对未来的抉择。美国将再次证明亨利·基辛格的箴言：做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而以色列，如果继续这种疯狂的暴力方式，应该像当年的南非一样被暂停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它要么恢复理智，要么失去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