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同”新解:墨家辩学作为
科学逻辑的存在论奠基原理
〔南方在野〕
引言:
存有论(本体论)维度,是《墨经》逻辑思想中被长期忽视的方面。这使得墨经传统解读者不能回应休谟的质疑:“你日复一日的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于是你真能保证太阳永远从东边升起吗?”墨家辩学需要回答:“以类取,以类予”所依据的这个“类”的知识从何而来?“以类予”——就是演绎,也没有看见你具体的演绎方法。而“以类取”——如果只是归纳,你能保证你的归纳是完全归纳吗?这个质疑很有力。
于此就言墨家辩学垂垂老矣。可能还是小看墨家了。先秦墨家作为工匠中的理论家,其实是懂自然实验法和思想实验法的。前者已经被现代自然科学广泛运用。后者其实就是打开可能世界,设想各种可能,从各种可能的设想中寻找必要性和必然性,张开抽象理性之眼,发展先验理论。从现实世界形形色色的圆形物件中,抽象出“圆”本身出来。作为工程师出身的墨子通过圆规画出圆形,并深思熟虑,给出圆的概念定义,“一中同长”(圆上的每一点,到其中心的距离都一样长。)根据这个定义,后来的数学家就能推导出圆的周长公式,面积公式。这种真知是先验的,必然的。
那么墨家辩学以何支持这种“理性之眼”?本文将基于存有论框架重新解读墨家对“类同”的定义。在哲学层面论证墨家“知类”思维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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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墨经区分了四种同。重同,体同,合同,类同。
《墨经·经上》第87条原文:“同:重、体、合、类。”《经说上》释:“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墨子墨翟二名一实,是重同。手足不外于兼,是体同。桌子椅子同室,是合同。张三与李四在同一个公司共事,是人与人之间缔结了合同。都比较好理解。最难理解的是第四种同,最重要的也是“类同”。墨经对类同的定义是“有以同,类同也。”
对这个有“类同”,传统解释就是说有某一个方面的相似。理解为,有某一个方面的特征相似,那是比较浅显的。既没有考察墨家辩学“知类”的逻辑学语境,也缺乏哲学深度。将“类同”理解为“有某一个方面的相似”,实际上还停留在经验归纳层面——通过观察多个事物具有某些共同属性,归纳为一“类”。这种理解比较粗浅,无法回应休谟式的质疑:归纳永远无法穷尽所有个体,也无法保证未来个体必然符合该类。这是传统解释显而易见的短板。
我的理解比较逻辑哲学化:有,就是存,存有。这样理解,既符合墨家辩学作为三大逻辑学体系之一的语境,也体现了墨家存有论内涵,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类同,等于是划了一个边界。依据这个边界,考察对象是不是落入到这个边界的这一个范围里面。这样解读,就将“类”视为了存在者得以显现的边界,这意味着“类同”的存有论解读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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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是关键。在古汉语中,“有以……”是一个固定结构,通常表示“有……可以用来……”或“有……作为依据”。结合《墨经》的哲学语境,这里的“以”可以理解为“依据”或“凭借”。
因此,“有以同”可以拆解为。有:存有(存在本身)。以:依据、凭借。同:相同、共同。合起来就是:“以存有为依据而相同”,或者说“依据存有而共同归属”。
若完整翻译“有以同,类同”,可作:“依据存有而相同,即为类同。”这样,“以”字的功能得以保留:它不是虚词,而是强调“存有”作为判定“类同”的根据。这正是墨辩逻辑从存有论奠基的关键所在。〔推荐英文译法:
“Sharing in being constitutes sameness of class.”注:此处“有”指存有(being),而非属性上的“具有”;“类同”指事物因分有共同的存在方式而归于同一逻辑边界。〕
这意味着:两个事物之所以被归为同一个“类”,其根本依据不是表面属性的相似,而是它们共同依据于同一种存在方式。这个“以”字,恰恰点明了“存有”是“同”的根据和尺度——“类”是划定的边界,而这个边界正是由“存有”本身来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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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以同”——“有”即“存有”——要害是:“有以同”不是“有某些相似的属性”,而是“有共同的存有方式”。这个“有”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有”(being),而非认识论意义上的“具有”(having)。
将“类同”从认识论的“相似性”提升到存有论的“边界划定”。是对墨辩逻辑的重大理论推进。因为传统认识论解释类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似属性。那类的判定就是一种归纳法:观察a、b、c具有属性P,推断所有x∈类具有P 。这种推理是一种或然性推理,缺点是无法完全归纳。对休谟问题是无法回应的。
但在存有论解释框架下,类的基础是存在本身的显现方式。凡在此边界内者,皆“有”(存)此存在方式。推理性质就变成了必然性推理,边界即规定。这样就彻底消解了休谟问题:类不是归纳产物,而是存在的先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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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作为存在边界的哲学意蕴是非常深刻的。当“类”被理解为存在边界,它就获得了先验地位——不是从经验中归纳而来,而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
这与康德的“范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墨家的独特之处在于: 康德认为范畴是知性的纯形式,用于整理感性杂多。而墨家认为类是存在本身的显现方式,通过“名实耦”在实践活动中被揭示。
这也揭示了墨经“异类不比”的深层根据。《墨经·经下》:“异类不比,说在量。”传统解释是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比较,因为度量标准不同。
而存有论解读可进一步深化为:“异类不比”不是因为度量标准不同,而是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存在方式,处于不同的存在边界之内。这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者层次”与“存在论层次”的区分——异类之间的差异是存在论层面的差异,而非存在者层面的属性差异。
这也使得墨家“法同则观其同”的方法论意义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支撑。《经上》:“法:所若而然也。”“法”即标准、边界。类同等于划了一个边界,恰好揭示了“法”与“类”的内在统一性。 类是存在边界的静态表述。法是存在边界的动态实现(“所若而然”)。在科学实践中,这种划界意识体现为操作定义:墨家用圆规画圆,不仅是在验证“圆”的概念,更是在揭示“圆”这种存在方式的显现条件——用规画出圆的轨迹,其背后的法意,正是“圆”的存在边界。故此墨家严格区分了“法”的三种显现:<1>作为一种图像的圆形,<2>作为一种操作方法的圆规,<3>作为一种原理的圆意。〔参见正统道藏版《墨子·经上》71:“法,所若而然也。”《经说上》:“法: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大意:遵循法则才能蓦略万物之然。法则包括法意(原理)、法规(工具)、法圆(范例),这三者相互参照。都可以展现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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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的解释框架增强了墨学的对话能力。以传统认识论的框架下解释“类同”,墨家就不能回应叔本华对充足理由律四重根的深刻洞见。但在存有论框架下解释“类同”,叔本华就可以在墨家这里获得新的呼应。
叔本华对充足理由律的研究非常深刻。他在其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1813年)及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深刻指出了“四重根” 。存在边界(类) 对应关系
<1>生成的充足理由律(物理世界),以物理对象的类为边界。在墨家这里对应的是因果律(大故与小故)揭示了物理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2>存在的充足理由律(时空),以几何/数的类为边界。在墨家这里对应的是时空形式(宇宙)是纯粹直观的存在边界。
<3>认识的充足理由律(逻辑), 以概念的类为边界。在墨家这里对应的是 “辞以类行”“以类予”即逻辑推演的存在论根据。
<4>行动的充足理由律(动机), 以人的行动为类的边界。在墨家这里对应的是动机律(志功相从)揭示了行动者的存在方式。
关键在于:四重根之所以能够成立,正是因为它们各自划定了不同的存在边界。叔本华将充足理由律视为认识的形式条件。而基于本体论的墨家“类同”解读,揭示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些形式条件之所以可能,源于存在本身的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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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一解读,可为墨辩成为“科学逻辑”提供存在论奠基。真知的确定性由此得以呈现:
<1> 实验室方法得到存有论解释。实验室控制变量,本质上是划定现象的存在边界:通过排除干扰因素,使所欲研究的“类”以纯粹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正是《墨经》“偏损之而必不然”的存在论意蕴——排除无关因素,就是让“类”的边界清晰显现。焦耳实验验证能量守恒,不是因为归纳了所有能量转化现象,而是因为“能量”这个类有确定的存在边界。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边界被清晰地揭示出来。
<2>数学真理找到了必然性来源。当墨家定义“圆:一中同长”,并非在描述经验中的圆形物件,而是在揭示“圆”这种存在方式的先验边界。由此推出的周长公式、面积公式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它们源自这个存在边界本身,而非经验归纳。数学王国是建立在少数几个公理之上,推导出来的一个先验世界。这个先验世界的根基,正是“类”作为存在边界的先验性。
<3>归纳问题的被审视并被彻底消解。如果“类”是存在边界而非归纳产物,那么“以类取,以类予”就不需要回答“是否完全归纳”的问题——因为推理的根据不在经验集合的完备性,而在存在边界的先验性。墨家辩学在此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实现了更深层的统一:三段论的“形式有效性”在墨辩中获得“存在有效性”的奠基。
<4>三大逻辑定律得到了存有论支持。
同一律揭示了存在边界自身的稳定显现(经下68:“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任何事物都必须与自身保持同一)。不矛盾律:揭示了存在边界的排他性(经上75:“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一个存在者不能同时落入两个互斥的边界)排中律揭示了存在边界的完备性(经上74:“不可两不可。”经下35:“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任一存在者要么落入此边界,要么不落入)。三大定律之所以是逻辑的基石,正是因为它们是存在本身的显现方式,而非思维的任意规定。〔墨经请查阅正统道藏版,一字不改。〕
<5>行动学上的不确定性得到了理解。
人的行动领域呈现出与物理世界截然不同的特征——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同样可以在存有论层面得到理解。当我们将“类同”理解为“依据存有而相同”,行动者构成的“类”就呈现出独特性质:所有行动都依据存有——“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而在一般形式上相同。但这个存有的具体内容是自由的,自由意味着行动者的具体动机、选择无法被完全预测。故此叔本华指出,意志本身不受充足理由律支配。米塞斯进一步区分了物理世界和人的行动领域。物理世界对象的存在边界相对稳定,可通过机械因果律探究。在人的行动领域,行动者的存在方式是自由意志,其动机源于不可彻底对象化的“自我。米塞斯在人的行动研究领域的突破正在于将理解方法与理论方法相结合。理论方法研究行动的一般形式(有目的、用手段、择价值)。理解方法把握具体行动的内容(特定动机、文化语境)。这恰好呼应了墨辩的“类”思维:理论方法研究“类边界”本身,理解方法研究“类内个体”的具体显现。二者结合,既承认了行动领域的确定性(行动的形式结构),又容纳了其不确定性(行动的具体内容)。行动学的独特地位在于:它研究的是人的行动类边界(形式),因而可以获得与数学类似的确定性;但它的应用涉及具体行动者(内容),因而必须保持对不确定性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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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回归“有”的本体论意涵,对“有以同”展开存有论解读,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墨家逻辑的深层根基。这个“有”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拥有”,而是存在本身的显现。当墨家说“类同”,他们是在宣告:
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相聚为类,类不是思维的产物,而是存在本身的划界,思维只是追随这个划界而“以类行”。
这比西方传统逻辑更接近存在的本真——不是将逻辑强加于存在,而是在存在中“读”出逻辑。墨辩作为“科学逻辑”的真正力量,正在于此:它既具备形式逻辑的严谨性,又保持对存在本身的开放性,而这正是当代科学哲学苦苦追寻的理想。
基于存有论框架对墨辩“类同”的解读,让墨家辩学从“古代逻辑学”升华为一种贯通形式科学、自然科学与行动科学的哲学基础。它告诉我们: 确定性源于存在边界,而非经验归纳
不确定性源于具体内容的特殊性(如自由),而非认识的缺陷。科学逻辑的真谛,在于既坚守边界的必然,又保持对具体内容的开放。
这正是墨家“摹略万物之然”的当代呈现——在把握“类”的确定性的同时,始终准备着迎接新的“然”对既有“类”的挑战。科学精神的精髓,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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