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轴心文明的停滞、超稳与飘变｜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为什么印度社会两千年来看似“不变”？为什么中国历史总是治乱循环、分久必合？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的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兴起又消亡，却彼此毫无继承关系？这些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不同文明最深层的演化逻辑。

金观涛老师首先剖析印度文明的“静态停滞”模式。印度教的超越视野指向舍离此世的解脱，其社会组织蓝图——种姓制度——极为简单抽象，只规定种姓隔离，不涉及政治经济具体形态。社会变迁无声无息地发生，却从未被历史意识所捕捉，形成“静态停滞”。接着分析中国文明的“超稳定系统”模式。儒家道德将社会组织蓝图等同于道德规范，对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极为详细。

最后考察伊斯兰文明的“飘变”模式。伍麦叶王朝吸收阿拉伯部落传统，阿拔斯王朝吸纳波斯政治文化，奥斯曼帝国融入草原民族与拜占庭制度——每当旧帝国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原有传统被抛弃，超越视野又与新传统结合，塑造出全新的帝国形态，形成“飘变”。

图：文森特·梵高《罗纳河上的星夜》

从静态停滞、超稳定系统到飘变模式

文/金观涛

印度的静态停滞模式

印度超越视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对应然社会的想象，是种姓制度。该社会组织蓝图最显著的性质，就是当其背后的超越视野是印度教时，不会发生不可欲问题。为什么？婆罗门教经过佛教的冲击，吸收了佛教的修身方式，其超越视野亦不断纯化，不再存在不能解脱的“一生族”。而印度超越视野是舍离此世的解脱，种姓只代表解脱等级在现世中存在的部分。

人在此世活在某一个种姓里，只要遵循这个种姓的戒律，不让低种姓人进入，下一世会到一个相对高的解脱等级。该社会组织蓝图简单明确，除了强调不同种姓不能通婚、不可混同外，既没有规定政治、经济制度，也没有涉及其他社会组织特征，甚至连种姓数目都没有限制。现实的种姓社会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产生何种问题，都不会质疑该社会组织蓝图的可欲性。

我们在之前讨论过与种姓制度互相耦合的经济结构，即各种姓互相依赖的村社，国家等政治组织建立在村社之上。因为“种姓”对统一国家的拒斥，种姓社会往往处于小国林立状态。必须注意，一个个小国也会被无组织力量侵蚀并走向解体，这时新的统治家族取而代之，国家名号、统治范围也变换不定；村社也会因人口增长而变大甚至分裂，人口在流动，新一代取代老一代，土地和财富不断重新分配。

也就是说，社会组织蓝图虽规定了应然社会的形态，但现实社会最基本的特点是变化不可抗拒。按理说，所有这些变动都会对社会组织蓝图造成某种反作用，而种姓这种社会组织蓝图的性质恰恰在于，它只注意种姓隔离本身而对所有其他变迁视而不见。现实社会有机体弊病越深重，渴望解脱也越强烈，社会实际变迁并不会质疑该社会组织蓝图的可欲性。

这样一来，在印度文明长程演进中，无组织力量增加和现实社会变迁不会对社会组织蓝图发生排斥，只有社会组织蓝图对现实社会长期不断的塑造。这会导致种姓制度的日益复杂化。在印度社会长程变迁中，种姓制度的不断复杂化是一不争的事实。我想强调的是，在印度文明中，正因为只存在社会组织蓝图对现实社会长期不间断的塑造，现实社会变迁对社会组织蓝图的反作用则相对弱小，它带来一个奇特的结果，这就是随着种姓制度的复杂化，种姓数目以指数增长。

人人皆知印度古代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如前所述，它们是从四大阶层演化而来。四种姓一旦形成，种姓隔离出现，其数目就开始增加。种姓从四种变成几十种，再由几十种变为成千上万种。到20世纪50年代，印度有数千个种姓和数以万计的亚种姓。许烺光指出：“根据古里的统计，20世纪50年代印度亚种姓数目在2.6万个以上，这样每个亚种姓平均有1.4万人。而从印度乡村田野调查表明，每个亚种姓平均人数远远小于此数，也就是说，亚种姓数目要比2.6万个多得多。”由此可见，种姓数目是以指数增长的。

图： 尼古拉·普桑 《所罗门审判》

为什么种姓数目会以指数增长？关键在于种姓分裂，一个种姓过一段时间会分裂为两个亚种姓。这样，犹如细胞分裂，其数目一定以指数方式增加。由于印度一直缺乏历史记录，种姓增加的过程很难考证，但是种姓分裂这件事社会学家是知道的。韦伯曾指出，当一个种姓的成员迁居到他处时，时间一久，原有种姓常会拒绝承认他们，他们只能形成新的亚种姓。

此外，贫富分化亦会导致种姓分裂。韦伯没有讲种姓分裂更深层的原因。其实，背后的动力正是社会组织蓝图对社会有机体的塑造。也就是说，脱离自己的种姓是每个人追求解脱的表现，但高种姓会拒绝低种姓的人加入，于是，寻求超越原有等级解脱的人们除了从原有种姓分裂出来形成新种姓外，别无他法。

我问一个问题：种姓越来越多会冲击社会组织蓝图吗？不仅不会，反而有利于社会组织蓝图的加固。为什么？种姓的互相隔离来自超越视野的限定，同一种姓分裂是和达到解脱目标的修身细化相符合的。当某一种姓中的一部分人觉得其余人比自己不洁（自己比他人更优越）或迁移他处（如有可能脱离现状）时，就可能脱离原有种姓并变成一个新的亚种姓，印度宗教对这种分裂是承认的。

原因不难理解，一是社会组织蓝图本来就没有规定一共有多少个种姓，二是种姓解脱等级数目变多意味着等级差别不断细化，从原有种姓分离出来意味着解脱在此世部分地实现。本来人离开其生活的种姓是死亡时才发生的，解脱通过种姓分裂的此世化，无疑会强化种姓观念。它反过来更有利于种姓社会的加固。这也是印度文明种姓制度不断强化的原因之一。

既然无组织力量和任何社会变迁都不会冲击社会组织蓝图，根据图3.1，社会有机体演化的宏观进程和超越视野展开过程完全一致。我们之前讨论过，印度宗教展开的逻辑，可以归为解脱视野的不断纯化。这是一个从婆罗门教到佛教再到印度教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婆罗门教超越视野不完全靠个人修炼，还要依靠婆罗门这个种姓念咒及举行仪式等。印度超越视野纯化是不断强调解脱的“自力”性质和普世化，其中存在反对婆罗门教这一必不可少的逻辑环节，后果就是耆那教和佛教的兴起。耆那教和佛教都反对种姓制度。一旦种姓制度松动，村社的封闭性可能被打破，有可能建立统一国家。

图3.1：决定长程模式的基本结构

但大一统帝国并不是佛教的社会组织蓝图，因此，在佛教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出现的大一统国家并不持久。而且，随着印度超越视野的进一步纯化，佛教会被印度教取代。印度教用佛教方法解释《吠陀》经典，重返婆罗门教的立场，抛弃“一生族”不能解脱的观念，把改进后的完善的种姓制度作为社会组织蓝图。从此佛教受到压抑，在印度再也没有自己的空间。这样一来，随着超越视野的普世化和纯化，印度文明的演化是种姓制度形成、种姓制度变弱、种姓制度再次强化且种姓数目呈指数增长的过程。而种姓制度是拒斥统一国家的，印度历史的展开必定表现为“分裂—不稳定的统一—分裂”的三部曲。

事实不正是如此吗？印度最早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婆罗门教，社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随着佛教否定婆罗门教，统一国家才开始出现。大约公元前324年到公元前185年，印度建立了最早的统一帝国，这就是信奉佛教的孔雀王朝。佛教否定种姓制度，但它自己的社会组织蓝图并不是大一统国家，所以统一佛教帝国不可能是印度传统社会的常态。100多年以后，孔雀王朝被无组织力量解体，印度又回到小国林立状态。接着大乘佛教兴起，我们看到印度又出现过一些统一王朝，但都不稳定。如贵霜帝国，以及唯识论兴起后出现的笈多王朝等。公元606年至647年，印度最后一个短暂佛教王朝叫戒日帝国。

玄奘当时正好在印度留学，他向我们描绘了佛教社会的状况。需要注意的是，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并无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描述。这都说明佛教对种姓制度的削弱。戒日帝国以后，印度教兴起，佛学被纳入到婆罗门教里面去了。印度从此进入了长久而稳定的分裂局面。前面所说的种姓数量呈指数增长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印度历史中分裂状态最为稳定，统一时期充其量不到750年，占全部时间的六分之一。

印度教的成熟意味着解脱超越视野已完全展开，这是不是说从此以后印度传统社会再也不可能建立统一国家了呢？并不是这样。我们之前讨论过，在印度传统社会，只要有一种外来力量把种姓村社组织起来，就可以建立统一国家。自13世纪起，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伊斯兰教徒建立过两个统一王朝。一个是1206年建立的德里苏丹，1351年解体。

另一个是莫卧儿帝国（1526—1858）。这是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后在印度建立的帝国。换言之，印度传统社会除了佛教帝国、小国林立外，还有另一种形态，这就是分裂的种姓社会接受外来统治，社会处于这三种状态之一（图3.2）。由此可见，虽然种姓社会存在着对统一国家的拒斥，但印度传统社会早期有佛教帝国，晚期有伊斯兰帝国。印度文明接受外来统治形态对理解其现代转型特别重要。

图3.2：印度传统社会的三种形态

我把印度文明演化的模式称为静态停滞。“停滞”是指其社会组织蓝图不变以及由其规定的社会有机体基本形态数千年不变。“静态”既指其保持不变的方式，亦指该文明对社会各种变迁的无意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由社会组织蓝图设计的现实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

印度传统社会两千年中处于各种变迁潜流中，种姓在不断增加，种姓越多，分工越细，市场经济越发达，但是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种姓框架的。几千年来，无论印度社会呈现出多大的差异，因社会组织蓝图不变，种姓制度没有改变过。因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社会组织蓝图规定的有机体走向解体，变迁过程不存在明显的治乱循环，可以说是无声无息“静态”地发生。

而且该文明对现实社会的变化毫无意识。一般说来，生活在某一文明中的人通过现实社会和应然社会的差异形成社会变迁感。因现实社会和社会组织蓝图的差异在印度不可能被感觉到，社会也就缺乏变迁的自我意识，加上解脱视野不注重现世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及历史记录变得毫无意义。这样一来，顺着种姓碎裂化的轨道，一切社会变迁发生在黑暗之中，“静态停滞”构成了印度历史展开的基本特征。

印度文明的社会组织蓝图不变，源于超越视野对现世社会的想象过于简单和抽象，以至于任何现实社会变迁都不会对其可欲性形成质疑。当社会组织蓝图足够详细即超越视野规定了社会政治、经济具体制度时，无组织力量增长及各种变迁导致的现实组织对应然状态的偏离一定会被该文明意识到。种种偏离通常都会使人去思考社会组织蓝图是否可欲。

此时，社会组织蓝图要保持不变，在逻辑上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社会组织蓝图被等同于道德规范。这时任何对应然社会的偏离都被视为腐败即不道德，现实对社会组织蓝图偏离越大，维护道德理想的力量就越强。社会组织蓝图作为抗拒腐败（变迁）的中流砥柱，当社会有机体解体时，一次又一次成为原有社会结构重建的模板。这种文明演化模式和“静态停滞”不同，存在着社会有机体被无组织力量摧毁后，用不变的社会组织蓝图对政治、经济结构的反复重建。这就是中国文明存在的模式。

中国文明模式：超稳定系统

中国文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其对应然社会的想象是一个道德理想国。这种社会组织蓝图和印度的不同，其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极为详细。我在之前讨论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蓝图，它是一个具有上、中、下三个层次的家国同构体：上层是以皇帝为中心、以道德精英为官僚的大一统政府；中层是县以下的精英自治，他们放大了政府功能，进而将政府和每一个家族整合到一起；基层是以儒家伦理为道德规范的父权制家族。该社会组织蓝图不仅规定了政治结构，还包括与其相耦合的经济结构的细节，它必须是以自耕农为主、地主与佃农的人数比例适当的地主经济（图2.2）。

图2.2：家国同构体的三层结构

因此，在中国文明演化过程中，儒家伦理及其配套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塑造现实社会。由于被塑造出的道德有机体不可能不变，现实社会和社会组织蓝图的差异很容易被每个成员感受到。事实上，从汉代到清代，只有大一统王朝形成初期才会存在现实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蓝图基本吻合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间的偏差必然会越来越大。中国文明的进程就是这种偏离发生并被一次次感受到的历史。

一方面是官僚机构膨胀和吏治日益败坏。在一个盛大王朝初建时，其官员相对清廉，机构效率较高。随着太平盛世的持续，机构膨胀，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皇帝整饬吏治，推动变法，用各种手段制止贪污，往往又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说，精简官僚机构冗员的结果只会是机构的进一步膨胀；依靠道德精英整肃吏治，则会产生新形式的腐败。中国历史中似乎存在某种腐败不可抗拒的铁律，当官僚机构腐败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被认为是道德精英治国。

另一方面是土地兼并，地主经济与家国同构体的理想状态相差得越来越远。在一个盛大王朝建立之初，自耕农在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地主经济中地主和自耕农成分保持着平衡，国家有充足的税源和兵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虽然历朝历代都不乏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打击，但是土地兼并似乎只可被减缓而无法被遏止。

因此，王朝一旦度过其鼎盛期，接下来必定发生贫富分化加剧、自耕农纷纷破产变成佃农。当自耕农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国家赋税的负担必定压在人数不断递减的户口之上，这使得未破产的自耕农不堪重负而投靠大户，最后出现雪崩般的效应：农村经济彻底破产。在王朝末期，自耕农大多沦为佃农和流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国家因失去税源而财政枯竭，处于崩溃边缘。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为一句话：现实社会对社会组织蓝图的不断偏离导致社会有机体的瓦解。

从汉代到清代，几乎所有大一统帝国都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在各朝似乎都不尽相同。在唐朝以前，国家劳役、官僚机构的压榨和豪门大族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这是大动乱的直接诱因。唐以后，豪强兼并不再见于史书。从现象上看，王朝末期的农村再也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结果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农民选择铤而走险，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仍是农民起义爆发的基本原因。

唐宋以后士族衰亡，加上国家人口基数变大，使得家国同构体三层次的中间层次膨胀，县以下的士绅自治和宗族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日趋重要。而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会直接破坏家国同构体中间层次的协同调节功能，导致宗族维系社会稳定功能的丧失，宗族再也不能容纳农村中的过剩人口。总之，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后果是社会有机体被摧毁，社会基本秩序在大动乱中解体。

大一统帝国崩溃后，大动乱一般持续十几年，最长的达几十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贪官污吏被清除，土地兼并受到打击；大城市毁坏，商业萧条，人口亦大幅减少。宋代以前，王朝末期的人口一般不超过6000万，在动乱过后会回到大约2000万的水平。东汉灭亡后的动乱时间较长，西晋建立时人口只剩下800万左右。宋以后中国人口过亿，但大动乱对人口的杀伤力依然如旧。离当下最近的一次大动乱（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十几年的大动乱使中国人口减至1.1亿，减少了26%。

在中国文明演化的过程中，导致统一王朝崩溃的大动乱有两个重大功能：一是有效地清除使现实社会不断偏离社会组织蓝图的无组织力量；二是社会组织蓝图在动乱中开始重新塑造社会有机体。无论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称帝，还是镇压动乱后豪强大族登基，抑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新朝，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同的历史过程：新王朝必会表彰儒学，恢复科举考试，以孝治天下，强调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重建编户齐民的政治社会结构。与此同时，实行均田，或承认农民对荒地的占有，重新确立地主经济中的自耕农主体。新王朝利用儒臣建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恢复县以下的士绅自治，再度整合国家和宗族。不仅如此，

新政权还要允许道德精英占有土地，或把土地赐给功臣，新的地主阶级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蓝图一次次地重建相应的社会组织，并与地主经济相耦合。

大一统帝国之所以能迅速重建，关键在于社会组织蓝图的存在。无论是无组织力量增长，还是整个社会解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蓝图都保持不变。只要大动乱清除了无组织力量，社会组织蓝图重塑社会有机体的功能就能立即发挥作用。而社会组织蓝图之所以不变，正是因为道德实践中实然不能质疑应然的原则。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蓝图本身就代表了道德规范，现实社会对社会组织蓝图的任何偏离都被视为腐败。它不仅不会否定道德原则，反而能进一步证明道德意识形态所提供社会组织蓝图的正确性。故现实社会愈腐败，对应然社会的想象和追求愈有力。

图：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 《 奥菲莉亚 》

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盛大王朝末期，无论是极为发达的商品经济，还是商贾积累的财富与其在伦常等级中的身份不符，都被看作道德堕落、人心不古。与此同时，新科技发明被指责为奇技淫巧，新学说则成为败坏人心的异端邪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当成腐败，正说明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蓝图合一对其可欲性的保护。换言之，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蓝图合一，使得任何社会变迁和腐败不可区分。社会变迁即使被强烈地意识到，亦不会质疑社会组织蓝图的可欲性。

据此，我把中国文明演化模式称为“动态停滞”。“停滞”同样是指社会组织蓝图不变，它所设计的有机体亦维持两千年不变。“动态”指保持社会有机体不变的方式。在社会制度被等同于道德规范的结构中，社会组织蓝图设计的有机体不可能以“静态”的方式（如印度文明的有机体那样）维持下来。不可抗拒的变迁和被特权腐化的道德精英一起摧毁社会有机体及其规定的社会基本秩序，使得大动乱不可避免。

问题在于，大动乱一方面是消灭腐败的力量，另一方面亦将有效地清除和平时期所积累的生产力和各种新事物。家国同构机制在动乱中重建的新秩序，跟旧王朝的社会秩序是一样的。换言之，家国同构体和地主经济相耦合所构成的大一统帝国不可能静态地维持自己两千年不变，它只能在两三百年一次的、周期性的“崩溃—修复”的动态循环中延续下来。以上便是“动态停滞”的准确含义。

“动态”还指中国文明包含明确而强烈的“治乱循环”的历史观念。和印度文明不同的是，自超越视野出现以来，中国就形成以道德实现来检视社会变迁的观念，历史观念应运而生。孔子修订的《春秋》就把道德评判视作记录历史进程的意义所在。此后“治乱循环”成为中国文明有关历史进程的自我意识。无论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还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内容核心都是现实社会偏离社会组织蓝图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社会组织蓝图对社会有机体一次又一次地再塑造。

我和刘青峰把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有机体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这一概念既能被用来刻画社会有机体在文明独立演化过程中的动态停滞，还可用来理解特定文明在社会组织蓝图受到外来冲击而变得不可欲时的演化模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社会组织蓝图无法被实现，那么道德规范会变得不可欲，这将引发文明融合。东汉末年的天灾使宇宙论儒学变得不可欲，加上东汉灭亡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动荡导致社会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同时，少数民族南迁，这时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蓝图在原有社会组织规模上无法被实现，大一统帝国不能建立。

图：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 《 帕台农神庙 》

因此，当时超越视野对道德内容进行了重构，形成道德价值逆反机制，即超越视野不变，道德内容被与原来相反的内容取代，魏晋玄学的兴起便是典型。魏晋玄学以“无为”为新道德，开启了中国文化融合佛教的进程。对于魏晋玄学而言，虽然家族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但主张玄礼双修的士大夫缺乏建立家国同构体的能力，这使得应然社会蓝图不再指向大一统帝国。换言之，正因为原有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蓝图发生某种变化，中国历史上才有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在中国文明演化的过程中，家国同构社会组织蓝图的不可欲出现过两次。一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次发生在1840年中国受到西方冲击以后。第二次道德价值逆反所创造的新道德是道德乌托邦。它的社会组织蓝图不是家国同构体，而是以平等为终极关怀的道德理想国。两次道德价值逆反都引发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明吸收了佛教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思想在西方冲击下流行起来，并与进入中国的思潮相融合。我在第二讲中将道德价值逆反创造新道德称为中国超越视野的展开方式，该展开方式最独特之处就是促成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融合。我在后面将指出，除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其他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展开过程通常都不包括文明融合，中国文明的这一特征对理解现代社会的演化极为重要。

飘变模式

社会组织蓝图被等同于道德规范，在轴心文明中只有中国如此。对于其他轴心文明，只要社会组织蓝图足够详细，对现实社会偏离应然状态必定也很敏感。这样一来，当无组织力量增加，现实社会弊病百出以致瓦解时，社会组织蓝图相关细节必须对此负责，人们往往会对社会组织蓝图发生怀疑。这是带来社会组织蓝图变迁的巨大动力。如图 3.1 所示，社会组织蓝图处于超越视野不变和现实社会对其冲击的双重压力之下。

一方面，社会组织蓝图是超越视野价值的实现，超越视野不变，它也不能改变；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蓝图要对无组织力量增加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组织蓝图能够分裂成两个不同部分：一部分由超越视野直接规定，即不可变的；另一部分和超越视野关系不大，是可以抛弃的，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伊斯兰教乌玛的蓝图正是如此。

伊斯兰教要在现世建立公正的社群，这就是乌玛。伊斯兰教的结构很有特点，一方面它有巨大的建构现实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又缺乏对社会有机体具体形态的规定。乌玛巨大的建构能力由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教祈祷的模式决定，而对于国家的具体组织细节，伊斯兰教讲得很少（除了它必须实行伊斯兰教法外，差不多什么都没讲）。伊斯兰社会的组织要靠其他文明的传统填充才能形成。既然细节是填充进去的，和超越视野关系不大，在外力下作用下也可以剥离出来。

这样一来，当无组织力量对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时，我们可以看到对乌玛想象的飘变：与超越视野关系不大的原有内容被抛弃，来自超越视野的不变形式结构和新内容结合，并开始塑造新社会有机体。新有机体和原来有机体形态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新乌玛的建立者，还是政治、经济结构，都可以不存在继承性。换言之，和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的“停滞”明显不同，伊斯兰文明演化呈“飘变”的模式。

图： 彭里·威廉姆斯《 月下风景 》

在各轴心文明历史研究中，伊斯兰社会的演化最为复杂。很多人觉得阿拉伯历史让人眼花缭乱，其实如果我们只考察伊斯兰文明中的大帝国，变迁主线则相当明确。除了前文提及的印度德里苏丹和莫卧儿帝国外，其主要脉络是三个帝国的兴衰：第一个是伍麦叶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 —750），第二个是阿拔斯王朝（Abassid Caliphate，750 — 1258），第三个是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1299 —1922）。三者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别，几乎不存在继承关系，甚至在时间上亦无明显的连续性。为什么如此？

因为这三个帝国所依据的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各不相同。伍麦叶王朝是阿拉伯部落传统和超越视野的结合。当社会危机不可克服的时候，伍麦叶王朝被推翻，阿拉伯部落传统被抛弃。这时波斯政治文化被超越视野吸收，阿拔斯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被无组织力量吞没时，波斯政治文化又被抛了出来。伊斯兰教通过草原民族接纳部分拜占庭政治制度，新社会组织蓝图成熟，超越视野又建立了一个大帝国，这就是奥斯曼帝国。在整个变迁中，超越视野是不变的，但是被拿进来的传统却在飘变，这造成伊斯兰文明社会有机体演化的无继承性。

先来看伍麦叶王朝的兴衰。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社会有机体乌玛就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不到 30 年间，穆斯林就吞并了今天阿拉伯半岛、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埃及等地区，定都大马士革，并于公元 711 年占领西班牙，建立了盛大的伍麦叶王朝。乌玛之所以如此快地变成大帝国，是因为伊斯兰超越视野迅速吸收阿拉伯部落传统，并将其发展为社会组织蓝图。

从表面上看，该伊斯兰教帝国由来自先知部落（古莱氏族） 的伍麦叶家族统治，但伍麦叶王朝实际具有阿拉伯部族联盟的性质。举一个例子，当时哈里发的世袭合法性尚未确立，在伍麦叶王朝14位哈里发中，只有4位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依据年齿来推选族长是阿拉伯部落中早就存在的传统，如果将其放大到社会组织蓝图中，就是伍麦叶王朝的组织原则：一是各部落都是平等的；二是原则上不接受一个家族的统治，哈里发只能由阿拉伯各部落推举产生。

伍麦叶王朝延续的时间并不太久，它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解体了。原因很简单，随着越来越多的被征服民族皈依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帝国中成为少数，其部落联盟的政治传统再也不能维系整个乌玛的统一了。伍麦叶王朝的扩张依靠阿拉伯部落的征战，阿拉伯部落每征服一个地区，就在当地建立军事要塞，这些要塞和被征服的、必须纳税的本地居民是分开的，很快就会变成统治农村的城市。

但是，这种把阿拉伯征服者和本地居民相互隔离的制度是不会长久的。伊斯兰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其教义简单、传播极快，一旦被征服地区人民皈依伊斯兰教，阿拉伯部落的要塞迅速和该地居民相混同，阿拉伯人在信众中成为极少数。故而社会组织蓝图中的阿拉伯部落传统再也起不了作用，其规定的制度难以保持帝国的统一。

图： 亚瑟·利西默 《 扫雷舰，哈利法克斯 》

在伍麦叶王朝后期，内部危机重重，社会有机体质疑其组织蓝图，这集中表现为哈里发权威的丧失。在当时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争论背后，实为社会组织蓝图中阿拉伯部落传统被抛弃。在伍麦叶王朝解体后发生军事混战，伊斯兰超越视野开始寻找可以建立大帝国的新民族政治传统。公元750年，呼罗珊（Khorasani）地区的艾布 ·穆斯林（Abu Muslim）领导了起义，并在内战中胜出，依靠呼罗珊起义军的阿拔斯家族建立了新的大帝国。

为什么阿拔斯王朝能迅速被建立？因为在伍麦叶王朝扩张过程中，穆斯林征服了伊朗。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es）本是一个大帝国，有着深厚的波斯政治文化传统。一旦波斯人信了伊斯兰教，并在人口上占据主导地位，原来萨珊王朝的官僚政治传统立即跟伊斯兰超越视野结合，新社会组织蓝图迅速形成，它塑造的社会有机体就是阿拔斯帝国。

阿拔斯王朝将首都迁到巴格达，哈里发从此成为世袭的，原本的部落联盟国家亦成为一个官僚统治的帝国。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早期阿拔斯帝国的管理精英由伊拉克的官僚组成，他们全都受过有关萨珊王朝的国家管理经验的培训。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教最盛大的王朝。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所谓阿拉伯风情，实为阿拔斯王朝的社会面貌。伊斯兰教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哲学流派，以及它对古希腊科学的接纳，均出现在阿拔斯王朝时期。

从表面上看，阿拔斯王朝的历史长达500年，但其鼎盛时期只有100多年。自公元11世纪以来，它就变得弊病丛生，并开始衰落和分裂。在阿拔斯王朝过了鼎盛期（有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称之为“正午时分”）以后，被引入伊斯兰教的波斯政治传统必须为社会危机负责，它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一天天地递减，由此引发关于哈里发的合法性来源和政治制度正当性的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当然，该社会组织蓝图中由超越视野直接规定的部分不会受到挑战，伊斯兰教不同教义流派据此形成。公元 11 世纪后，波斯政治传统被伊斯兰超越视野抛弃，帝国陷于分裂。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中存在的巨大空白，可以用哪种政治文化传统来填充，再次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伊斯兰教世界因此动荡不已。

最早从阿拔斯帝国中分裂出来的是法蒂玛王朝（Fatimid Caliphate， 909 —1171），其中心是埃及，它源于激进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征服北非的运动；接着是突厥塞尔柱家族建立塞尔柱王朝（Seljuk Dynasty，1037 —1194）；12 世 纪， 阿 尤 布 王 朝（Ayyubid Dynasty， 1169 —约 1260）推翻法蒂玛王朝，其政治意识形态重归于逊尼派；13世纪，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1250 —1517）又建立于阿尤布王朝的废墟之上。 以上都是阿拔斯帝国分裂后各时代不同地区的小王朝，它们依靠的是超越视野吸收本地的不同传统（如利用奴隶军）。因没有统一的政治文化可以吸纳，乌玛不再是大帝国，伊斯兰世界陷入常年混乱时期。

为什么波斯政治文化被抛弃后，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建立大帝国的政治文化？伊斯兰教和民族政治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实践过程而非思想理论过程。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在形成之初都有可利用的现存传统。无论是贝督因人接受先知的传教，还是呼罗珊人的皈依，这些民族成为帝国的中坚都意味着超越视野可立即将其政治传统吸入乌玛的想象和实践。一旦阿拉伯部落传统和波斯政治文化被社会组织蓝图排出，中东地区就再也不存在与皈依伊斯兰教新信众相对应的统一政治文化了。

当时存在两种可吸入的政治传统：一是拜占庭帝国的政治传统；二是草原民族的政治传统。拜占庭帝国统治区的人民大多信奉东正教，伊斯兰教徒对这些地区的占领不同于其对伊朗的征服，东正教徒不可能像波斯人那样迅速皈依伊斯兰教。因此，拜占庭政治文化不会如阿拉伯部落传统和波斯政治文化那样迅速被伊斯兰超越视野吸入。草原民族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十分迅速，但其政治文化和伊斯兰教相结合，乃至发展出可以统治大帝国的制度，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创造和消化过程。

奴隶兵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伊斯兰教在建立大帝国的过程中一定需要一支由哈里发统率的常规军，伍麦叶王朝的常规军来自各阿拉伯部落。阿拔斯王朝建立了庞大的行省制度，每个地方都有总督，也可以有地方军。但常备军从哪里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制度，叫奴隶兵。哈里发马蒙首创由 4000 名突厥奴隶组成的卫兵队，其后发展至7万人。奴隶兵也叫“古兰”（ghilman）。这一制度源自伊斯兰教和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结合。

伊斯兰教不允许把信教的人民变为奴隶，但可以把不信教的人变为奴隶，当然，一旦这些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其后代就不再是奴隶。奴隶兵制度正是利用从不信教到信教之间的状态，把草原民族转化为忠于哈里发个人的军队。奴隶兵制度造就了阿拔斯帝国的强盛，但也带来很大的问题。

在草原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其后代不再是奴隶，长此以往，奴隶兵的后代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反而会导致帝国不稳定。在阿拔斯王朝末期，中央权威解体，奴隶兵不受控制，成为导致伊斯兰教国家动乱不安的重要原因。阿拔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部分小王朝，以及印度的德里苏丹就是由奴隶兵所建立。

直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奴隶兵制度才被伊斯兰教最后消化，并被吸入建立大帝国的社会组织蓝图中。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是在帝国各地区中把不同信仰的臣民（包括东正教臣民） 中的男孩征召服役，他们在首都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割礼，然后接受一系列测试才能的考试，最终成为忠于中央政府的文官和近卫军。

这一草原民族完全皈依伊斯兰教后在和拜占庭帝国的对抗中发明的方法，正是前面提及的“古兰”制度。“古兰”和“加齐”（Ghazi）、“蒂玛”（Timar）共同维系着奥斯曼帝国的统一。换言之，直到草原民族将自身传统、奴隶兵制度和部分拜占庭文化融入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中，中东伊斯兰社会才再次稳定下来，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图： 瓦尔杰斯·苏雷尼亚茨 《 亚美尼亚的扎贝尔女王归来 》

融入草原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分为两种类型：突厥型和蒙古型。蒙古人据此在印度建立莫卧儿王朝；突厥人创立了奥斯曼帝国。一位学者这样归纳突厥人的草原传统：“他们（鲁姆塞尔柱人） 留传下的有：宗教事务的正统观念，以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不同税收政策为特征的财政制度，主要由封建赏金所支持的军事编制，由奴隶侍奉苏丹而培训出来的上层军政分子，以及依法把社会分成特权和非特权阶层的阶级结构。”“根据草原传统，统治权是真主挑选出来担负统治责任的那个家族的特权。”“统治权归家族所有的观念代替了伊斯兰由选举产生领袖的原则。”

奥斯曼帝国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它灭掉了拜占庭帝国，一度对西方造成巨大冲击，1526年它占领了匈牙利大部分地区，1683年其军队已经打到了维也纳城下。甚至可以这样讲，如果不是现代社会在西方天主教文明中起源，也许西欧已臣服于奥斯曼帝国，正如西班牙曾成为伍麦叶王朝的一部分。

但必须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虽然强大，但在西方现代社会兴起的过程中，它很快陷于落后挨打局面，其中科技落后是关键因素。奥斯曼帝国一开始虽如阿拔斯王朝吸收了古希腊科学那样对西方科技持开放态度，但社会有机体对科技的容量是固定的，当它和西方的冲突日益强烈时，反而认为本国文化最优，无须再向别国学习。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伊斯兰教再一次失去了乌玛的详细组织蓝图，这充分显示出伊斯兰文明演化的无继承性和飘变性。

我把伊斯兰帝国演化模式称作“飘变”，除了因为其政治文化的无继承性，还在于它是伊斯兰文明自身对历史的认知观念。著名的伊斯兰教哲学家伊本 ·赫勒敦（Ibn Khaldun）在其《殷鉴之书》的“绪论” （Muqadimmah）中这样总结伊斯兰王朝的兴衰：“每个文明有生命周期，衰落时团结纽带削弱，游牧社会新纽带建立新王朝。

”这是对“飘变”的最早描绘。这种历史观念使得伊斯兰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在该文明演化中交替出现：如果超越视野和民族政治传统相结合，由此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蓝图，那么伊斯兰主义就会勃兴，并认为任何其他民族的好东西，都可以成为伊斯兰社会组织蓝图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伊斯兰帝国走向衰落，那么宗教极端主义就会出现，把吸入社会组织蓝图的其他政治文化排除出去。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三章节第3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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