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但把时间线往前拨几年，2023年这个数字是474万，2024年这个数字是438万，2025年这个数字是388万。可见，考研人数连续四年回落，且回落的幅度很大。
一边是考研人数的下降，另一边却是考公人数的持续走高。以国考为例，2023年通过资格审查人数接近260万；2024年首次超过300万，达到303.3万；2025年升到341.6万；2026年进一步升到371.8万。国考竞争比（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从2023年至2026年，则分别为70:1、77:1、86:1和98:1，连续四年上扬。
1）
除了国考，省考的竞争强度也是逐年递增。比如天津市公务员招考，2023年截至报名结束当日上午9时，缴费人数为54987人；2024年同期为68241人；2025年为93767人；2026年则达到247439人。从考录比看，2023年约为20.9:1、2024年约为26.4:1、2025年约为45.9:1，2026年激增至137.8:1。
再比如广东省公务员考试，2024年报名临近结束时，成功报名人数为170203人，平均竞争比例为10.83:1；但2026年报名才进入第三天，成功报名人数就达到270194人，平均竞争比例为24.16:1（往年同期平均竞争比只有4.48:1）。这说明在同样的报名阶段，竞争强度已经明显高于上一轮。
全国省考联考亦是如此。公开报道显示，2025年多省联考计划招录约16.6万人，报名总人数超过530万，平均竞争比约32:1；2026年，23个省份、直辖市等联考总招录人数降到125901人，但报名人数却升到586.95万，平均报录比上升到约47:1。
另外，不管是天津市，还是广东省、省考联考覆盖的省份，这些年招录的公务员人数基本都在下降。年轻人明明知道招的人数少了，却依旧往里挤，说明他们真正争夺的不是一场考试，而是一种能被社会、家庭和自己都看得见的稳定预期。
简单地讲，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很多年轻人把考研理解成一种更稳妥的上升方式，因为学历在当时天然绑定着机会增量。可是今天情况变了，虽然在某些专业、某些行业、某些城市，研究生学历仍然是关键门槛，但它不再等于更清晰的未来。三年之后是否一定拿到更好的岗位、更高的起薪、更稳定的职业轨道，答案越来越不确定。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排序，他们把确定性放在更靠前的位置；他们没有停止竞争，只是把竞争从“延迟兑现的学历投资”转向了“更快兑现的稳定入口”；他们押向的，是一种尽可能少漂移、少反复、少悬而未决的人生节奏。
2）
考研人数连降，考公人数走高，本质上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敢把青春投入一个迟迟不能兑现、也难以验证的答案里。当学历的确定性回报减弱，而体制内岗位仍然提供相对清晰的时间表、收入预期和社会认同时，年轻人自然会把更多选择押向后者。
对个体来说，选择确定性没有错，甚至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自我保护；但对一个需要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分工的社会而言，如果最谨慎、最努力、最能吃苦的一批年轻人，都把“先稳住”作为第一目标，就说明外部环境中能够承接风险、回报奋斗、兑现成长的机制不够完善。
也就是说，这种选择可能会逐渐演变为一种结构性的集体收缩，原本应该流向科研、制造业、技术创新、新兴服务业和社会组织领域的人才，会在高度趋同的竞争中不断向少数稳定岗位集中，整个社会的人才配置也因此变得更保守。
事实上，今天的年轻人，依旧愿意熬夜备考、愿意投入时间、愿意承受高压，但他们希望自己的投入能够对应一条看得见终点的路径，一份不会轻易失速的生活，一种不必时时担心被时代浪潮甩下去的安全感。只有当体制外也能提供更稳定的职业预期、更清晰的晋升通道、更公平的回报机制，年轻人才能不必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少数“确定性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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