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国宝

引言

3月15日，于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办的《国宝》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刘心武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本次活动。在对谈中，刘心武分享阅读感受，层层剖析这部作品的创作深意与精神内核，分析《国宝》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坚守与创新，强调了小说体现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执念。在有关《国宝》这次谈话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刘心武作为一名资深文化工作者，对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的深刻思考。让我们跟随刘心武先生的视角，读懂《国宝》里的文物之重、人心之暖，以及藏在文字背后的民族精神。

我在读完《国宝》这部小说之后，解决了我自己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祝勇要写这个小说。因为文物南迁这个事情已经有很多文章，有专著，他自己写了纪实性的文本，为什么还要写有浓重虚构成分的小说？写历史就要非常严格地根据相关资料，写报告文学不能乱来，人物行为可以依据资料铺排，但人物的思想内心呢？纪实性文本可以根据书信、日记、采访、报道来组合，但毕竟有限，不能越雷池。现在有的报告文学写人物内心没有根据，只是推测，混淆纪实和小说的界限。

我读了第二部以后找到了答案：祝勇写小说，是要在人物行为之外，写人物的内心，不仅写行为史，还要写心灵史。写心灵史，小说是最好的题材。他把南迁当中一些真实人物，在虚构中提炼、合并，塑造出那文松这样有血有肉的形象，写他和妻子梅遇影的悲欢离合、生死歌哭，充分发挥小说的优势。在南迁过程里，这些人员内心渴望什么、捍卫什么、舍弃什么，小说可以探幽发微，进行人心探索。小说是人心探索的利器，这是其他体裁难以匹敌的。祝勇充分利用这一体裁优势，我读一二部觉得很过瘾，他从行为史升华到心灵史，非常好。

现在我重点说说第三部的感受。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第三部？一二部已经把南迁过程基本讲完，到南京朝天宫，故事本可以结束，为什么还要有第三部？我跟助理讨论过，读完第三部我得出结论：非有不可，第三部不得了。

第三部里有一个重要情节：故宫博物院院长回到北平，出现一个虚构人物那文柏，是那文松的弟弟，东北野战军成员。这一笔非常重要。有人觉得文物南迁是国民党的事，国民党本身很腐败，南迁人员执拗维护才坚持到底，还遭到诬陷。小说通过这个虚构情节，符合历史真实逻辑：只有共产党才能真的救中国，包括救文物。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当时国民党溃不成军，完全可以强攻，但毛主席共产党是最大的文物保护者。北平本身是文物，故宫紫禁城是最大文物，运走的文物是“软件”，故宫是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护文物南迁可歌可泣，共产党下决心和平解放北平，不让市民受战火侵扰，从保护文物角度守护古城，在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小说这一笔把文物南迁升华了，读者读完一二部会觉得和共产党关系不大，第三部明确告诉读者：关系极大，北平和平解放与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息息相关，这个情节不可或缺。

但这还不是第三部给我的最大冲击力。读一二部时，我们会认为国宝就是南迁的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载体。到第三部，主题一下升华：文物是国宝，但亿兆斯民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才是真正的国宝。

小说写那文松后来颠沛流离到台湾，妻子回到北平，他没能回来。书中有一页单独印出四个字，前后留白：“我要回家”。我读到这四个字眼泪都快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最真实的情感。我们讲究大团圆、要团聚、分久必合、破镜重圆、碎玉合璧，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心底最宝贵的情愫，这就是我们的国宝。

外国人不一样，我去过美国、欧洲，他们圣诞节也重视家庭团聚，但多限于父母子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多是电话、贺卡问候，没有深厚的家族观念，子女成年后与父母日渐疏离。他们没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文化积淀，没有“春运”这种几亿人流动回家的景象。中国人无论老少，都要回老家团聚，看望长辈，重视宗族、祠堂、血脉传承，这是我们内心深处浓浓的乡愁，是其他民族很少见的情感。

第三部把这种团圆渴望写到极致。那文松与梅遇影被迫分离，关联海峡两岸的现实。1987年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小说中那文松已患老年痴呆，仍坚持要回家。最后夫妻各持一半玉佩，终于合璧团圆。这是中国人内心最核心的国宝级情愫：我们要团聚、要团圆、不能分离，分久必合、破镜重圆、碎玉合璧，天经地义。

所以我认为第三部不得了。只有一二部，作品高度不够；有了第三部，整部作品升华到极高层次。这本书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一起领会民族的“国宝”是什么：一是实体文物，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团圆、团聚、美好情景永不放弃的执念。这种执念不分人多人少、情深情浅，就算是曾经犯错的人，心底也有这份认同。李松回国、战犯改造后留下，根源都在这里。

中国人重视家乡认同、祖籍观念、血统家谱、夫妻团圆、离散骨肉重逢，这是我们固有的审美。有人说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一些西方人不理解甚至轻视，我要说：他们不懂。我们就是重视团圆，这是我们的文化根性。《红楼梦》是大悲剧，结局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文本深处，作者珍视的依然是家族温情、青春美好，与民族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作为中国人，我珍视这份情感。

祝勇这部作品，写出了中国人两个层次的国宝：一是实体文物，二是内心深处对团圆、团聚、完整美好生活的执着坚守。

《国宝》是一部当代现实主义力作。上世纪80年代后，现实主义一度不那么流行，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涌入，给创作带来很多滋养，不少作家也取得出色成就。但现实主义作为古典且世界性的创作方法并没有过时，它在不断变化、丰富自己，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汲取营养。

《国宝》有很多新的艺术尝试，在文本上有自觉的追求，突破了旧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读起来顺畅、清爽、简约、舒服。责任编辑与出版社尊重这种写法，非常包容。从本质上定位，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我国老前辈茅盾是现实主义创作大师，他在《夜读偶记》中曾真诚提出：一部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有偏颇，但可以看出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上世纪30年代，一些作家追随西方搞现代主义、感觉主义、印象主义，茅盾不认同，他推崇《子夜》式的创作。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可以概括为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作品要为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留影，做文学性记录，用小说文本为时代留下社会画卷。《国宝》正是这样做的，完全符合茅盾的美学观，是一部茅盾式的著作。

第二，注重人物刻画。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是把人物模糊化、符号化、符码化。现代主义一些作品用意识流、时空倒错等手法，人物趋于模糊，也能产生经典，但茅盾强调塑造鲜活人物。《子夜》列有人物表，《国宝》同样塑造了一组组人物，主次分明、形象扎实，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第三，现实主义小说讲究情节、讲故事、理清人物命运轨迹、重视细节，这是基本守则。祝勇的小说都做到了，是典型的茅盾式现实主义文本。

茅盾后来捐出稿费创立茅盾文学奖，如今茅奖不再局限创作方法，好作品都能入选。但茅盾留下的现实主义美学观，依然是我们重要的参考坐标，值得永远仰望。

茅盾写小说有明确提纲，《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二三部提纲至今都是写作者的宝贵参考。有的现代主义创作随性而写，不要提纲、不要主题、不要情节，也能产生佳作，但茅盾式创作是下苦功夫、细功夫的。

祝勇的写作与出版过程，正是茅盾式的创作：列提纲，反复修改、大幅调整，甚至第三部写完再回头修改第一部。我很感动，人文社不惜工本、反复打磨，以文化积累为目标，而不只是追求市场热销。我先后收到过两次试印本，成本很高，但出版社坚持这样做，这是出版史上光辉的一笔。

我自己多年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美学观深受茅盾影响。我做编辑时，容纳各种流派、各种写法，只要自成方圆、结构完整，我都尊重。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如此。但我个人写作，始终坚持现实主义路数。

现在有些非现实主义作品写得很快，一个月、二十天就能完成一部长篇，不用为时代留影，不用塑造完整人物与故事，只要情绪与文字即可。而现实主义是“笨办法”“苦写法”，要对历史负责、对人物负责、对读者负责。我非常高兴，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文学氛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能扶持这样厚重、真诚、肯下苦功的现实主义创作。

祝勇这样年轻作家，肯沉下心来“守拙”，以最扎实的方式书写重大历史题材，写透人物心灵，写深民族精神，难能可贵。《国宝》三部曲，是一部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物、对得起读者的现实主义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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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秦雪莹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