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现在是不是一个神棍国家？

犹太教仪式

关于以色列犹太人，存在着两种非常对立的形象。一种就是认为犹太人有一个控制世界的邪恶计划，或者喜欢在背后偷偷搞事，以色列在背后美国用各种公开的、见不得人的方式操纵着美国政客。

另一种则是把犹太人-以色列看成是一个爽文剧本，早年杂志上“永恒流浪的犹太人”奋斗成高科技、现代的、发达的以色列的励志故事，以那些广为人知的犹太科学家、思想家为代表，犹太民族的形象是善于经商的，同时又是热爱知识、聪明的。

近些年由于在巴勒斯坦等地区的所作所为大量披露出来，以色列的国际声誉极速下降，这种好犹太人、受害者的形象和叙事也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反噬和翻转。

同时，我们看到还是网络上有很多以色列的支持者、同情者，这些支持者的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认为犹太人对人类作出不成比例的卓越贡献，有的出于犹太人=受害者的认知惯性，有的是认为以色列代表现代化世俗化的发展方向，反感伊斯兰教，有的认为以色列经济体系更民主自由文明，有的则是出于文化、宗教上的理由，还有的则是从历史和现实政治角度，认可以色列在恶劣的地缘环境下的自卫和扩张的合法化。

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犹太人战败被驱赶到巴比伦

必须承认，以色列从建国到现在确实是从弱小到强大，似乎每次都被逼到角落然后绝地反击，打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战略选择上务实、稳健，同时能够隐忍，很有战略眼光，上下一心，行动力很强，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这种越来越失控的残暴。

这种新的形象提纯了原来的粉丝，在以色列VS中东各国的较量中，以色列展示了让谁死就谁死的力量，强大和强硬姿态本身也成了魅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魅力，极端现实主义的魅力。以色列代表了强者，同时以色列的这种强大也是因为依附西方体系，所以以色列背后站的是更强大的强者。

他们相信强者应该越来越强。

对此，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认可强大即正义，认可弱肉强食的规则。因为这能够提供解释，我惨可能是因为现在弱，接下来我要是强大就安全了，就自由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同时提供了改变这种处境的出口。这套规则PUA的结果就是让人把这个以强胜弱的游戏当成是爽点，喜欢直接的界限分明的光明和黑暗的对决，纳入到一个清晰的善恶二元的世界图式中。

强迫自己认同“这就是现实”，通过这种认同，你克服了那个优柔寡断、不够果决残忍的自己。同样，以色列可以替换成任何国家，代表那个更好的自己，或者代表可以让自己表现更好的规则。键政可以协调生活世界和自己形象的认知，维护最低限度的心理健康。

经过这么多次中东冲突，以色列的历史也逐渐为大众熟知的，但同时它呈现的面貌又日益分裂、扑朔迷离，同时也非常僵硬，从推崇以色列往往毫无过渡地自然切换到类似犹太人企图阴谋控制世界的说法。但是同质的团结的以色列恰恰是利库德集团代表的以色列右翼的试图达成的结果。

阴谋论中的犹太人形象

很多时候这种说法能够盛行其实只是因为简单明了，单一的叙事符合我们的期待，但是这种单一叙事也是危险的，不符合事实的。

大家对以色列的刻板印象的确有宗教的正负面的滤镜，使得我们的认知从智慧犹太人切换到神棍犹太人，再加上这个国家建立过程的人工痕迹，以及旧约信仰和宗教这些可能属于跟我们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方式所造成的隔阂。但以色列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意志的产物，而是多重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这段历史共同的起点就是塑造现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

大流散后犹太人在各地迁徙

根据阿伦特的总结，17和18世纪，在绝对君主制时期，欧洲各国君主需要国际性的金融资本来支持战争和国家建设，由于拥有跨国的商业网络，少数宫廷犹太人得以进宫为君主理财。

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犹太人被赋予平等公民权利，犹太人开始在法律上获得解放，犹太人走出长期封闭的“隔都”（犹太聚居区），开始大规模进入欧洲主流社会，进入大学、政府、军队等领域，并取得可观的公共成就，欧洲知识界、科学界、艺术界中，犹太人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人口占比。

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浪潮和殖民扩张的世纪，但是这些民族国家的整合不是一帆风顺的，资本主义发展伴随着危机和动荡，城市化、市场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瓦解了传统生活世界，人们难以理解抽象的资本力量，于是倾向于把这种力量人格化，投射到集中从事相关行业的犹太人。

同时，民族国家开始通过语言、教育、历史叙事来塑造想象的共同体，加剧了原来各族群之间的紧张。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社会就时不时需要犹太人扮演了一个跟我们不同的他者形象，一个无法同化的剩余，甚至是不忠诚、捅刀子的危险角色，有钱但无权的犹太人成为社会怨恨的天然靶子，反犹主义开始抬头并持续发酵。

德雷福斯时间

反犹主义直接塑造了犹太人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锡安主义诞生于19世纪末，其核心诉求是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经过几个著名事件，犹太人意识到即便在经过启蒙运动的文明欧洲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锡安主义在当时受教育的犹太人中是少数，更多犹太人支持的是自由主义同化的路线。如果现代自由主义国家建立在理性的普遍原则，而非基督教的特殊性上，那么犹太人可以作为犹太人完全融入其中，宗教是私人事务。但结果似乎证明，政教可以分离，政府确实无法在宗教基础上歧视公民，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和私人团体无法这样做。自由民主只是将问题从公共领域转移到了私人领域。

后来魏玛共和国实行形式上完全平等的体制，但并未阻止反犹主义在德国社会中的蔓延和最终的政治利用也证明了这一点。

锡安主义创始人赫茨尔是一个维也纳记者，他看到既然同化的路子不切实际，那就建立自己的国家，让犹太人不再需要寄人篱下。他的思想工具是19世纪的民族解放话语，解决方案是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标准处方——每个民族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家。

锡安主义能解决了犹太人的政治生存难题，但它在宗教传统上却几乎是一个异端，它试图通过犹太宗教传统建构民族认同，将宗教要素整合进世俗政治框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丧失了犹太性，丧失了特殊性，将犹太人从无形精神纽带联系宗教共同体，变成了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的民族，而这跟犹太教的传统，跟作为被拣选的民族的自我认同是有张力的。

哈瑞迪派

罗森茨威格认为犹太人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他们已经在终点，通过律法、安息日与节期，通过循环性的礼仪时间，永恒不断被带入当下，当下的实践也在参与着永恒，更新着神圣时间，而不需要通过历史的进步来抵达未来。

可见，以色列的宗教色彩并不必然会导致一种极端的宗教民族主义，甚至更国家政治保持着显著的张力，无论是正统犹太教神学还是文化锡安主义以及世俗犹太人都抱着一种更加和平、建设性的愿景，但最后还是另外更强大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走向。

跟其他民族国家类似，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之后，犹太人所做的是推动犹太民族的整合，要把犹太教、犹太民族放进现代国家里面。在锡安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犹太学者开始复兴和推广现代希伯来语，将其变成日常交流语言，以塑造统一认同。

还有就是确定了巴勒斯坦作为目的地，通过基金集中购买巴勒斯坦土地，建立跨国动员网络，通过募资、宣传与政治游说，把分散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组织起来，将人口有计划地迁入巴勒斯坦并建立定居点网络，发展准军事力量，逐步构建教育、工会与行政等准国家设施，组成某种国中之国。

移民巴勒斯坦

从1882年到1948年建国，锡安主义推动了五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希伯来被称为“阿利亚”，即语上升、上行）。

19世纪中叶，全巴勒斯坦约有13000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约4%，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出时，奥斯曼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只有约六万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主要发生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期间（1920—1948年）。1947年，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托管地进行分治投票时，犹太人人口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大概为60万，其中四分之一获得了巴勒斯坦公民权，其拥有的土地占6%。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石油成为军事工业的命脉，坦克、卡车、军舰和飞机大量使用内燃机，中东20世纪初发现大量石油，同时还是欧亚非大陆的连接点，战略价值由此急剧上升，苏伊士运河和印度航线是英帝国的生命线，英国为维持自己的地缘影响力，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纳入其整体地缘战略之中。同理，其他大国也会试图在这个地方建立自己的战略支点，

美国担心承认以色列会损害与阿拉伯产油国的关系，但斯大林则一开始就支持以色列建国，1947年巴以分治方案在联合国通过，苏联起到关键作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苏联默许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出售关键武器，并抢先承认承认以色列，因为苏联相信它将倾向社会主义，加速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建国之前，以色列内部存在几条相互竞争的路线，其中包括立场更为强硬保守、追求领土最大化的修正派锡安主义（利库德党前身），包括主张建立精神文化中心的文化锡安主义，还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是用人力僭越性干预神意的正统犹太教，也就是现在的哈瑞迪群体。最终是接受分治、更加务实、渐进的劳工锡安主义在政治上获得胜利，并在此后三十年主导大方向。

修正主义锡安主义认为主流锡安主义太软弱妥协，主张坚定的犹太自卫、军事准备，以及在约旦河两岸创建犹太人多数的目标。建国后这条路线长期处于在野地位，但是掌控着武装力量，伊尔贡是修正主义锡安主义的军事组织，1946年炸毁大卫王酒店，1948年参与了代尔亚辛村屠杀，当时还有75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或被驱逐，他们客观上是以色列扩张主义的先头部队和辅助策略。

代尔亚辛村屠杀

伊尔贡在1949年1月12日正式解散，其政治遗产则延续为赫鲁特党（），赫鲁特后来演变为利库德党，自1977年以来主导或参与了以色列大多数届政府。

本-古里安主导的劳工锡安主义在建国后面临整合的难题，这些犹太移民来自数十个国家、操着意第绪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西班牙语等不同语言，如何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认同的民族？

这个问题在早期移民中相对容易解决，因为他们普遍拥有对锡安主义理想的热情，大量新移民中却包括了大批大屠杀幸存者，以及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后者与欧洲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相距遥远。

本-古里安找到的黏合剂是大屠杀，他策划了艾希曼审判，试图将大屠杀记忆植入到以色列人头脑中，教育以色列年轻一代了解过去，强化锡安主义叙事，同时提醒全世界大屠杀使他们有义务支持以色列。

阿伦特为《纽约客》报道了这场审判，并得出了她最著名的结论“恶的平庸性”。阿伦特认为本-古里安将一场本应追究个人责任的司法程序，改造为强化以色列国家认同叙事的政治剧场。阿伦特在当时遭到大量的攻击，但这场审判成功地完成了它的政治任务，大屠杀记忆成为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核心，在政治需要时被激活。以色列政治家都学会了在面临国内外政治压力时，援引大屠杀叙事来封堵批评、寻求道德豁免。

地处中东、紧邻圣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自建国起就面临着周边国家的敌意。但这种敌意的根源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也不是古老仇恨的自然延续，历史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社群一直都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共存。仇恨来自具体的领土和生存空间之争，背后则是欧洲的排犹主义和殖民遗产，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外部大国的反复介入，这些共同造就以色列后来的成魔之路。

由于领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最窄处仅约十五公里，一旦遭到突破便几乎没有退路。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以色列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防御状态。外部的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多次宣告要将其抹去。以色列的应对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高度主动的安全逻辑，不等威胁成形就先发制人，把战火引到对方领土，依靠自身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而不是国际社会保证。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的空袭，在两个多小时内几乎彻底摧毁了埃及的空中力量，随后当天晚些时候又摧毁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空军。六天之内，以色列夺取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老城和戈兰高地。胜利来得太容易，以色列从一个认为自己在为生存而战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占领者和地区强国。

战争在以色列内部掀起了一波亢奋情绪。这场惊人的胜利激发了宗教民族主义的觉醒，一些犹太人开始将这场战争视为弥赛亚历程的开端，也强化了锡安主义的正当性，小库克拉比的神学提供了宗教和思想上的支撑，催生了弥赛亚运动年轻一代宗教锡安主义者。

从那以后，宗教作为以色列政治中温和力量的角色就此终结，建国初期被压制的修正派路线，以一种更激进、更具宗教色彩的形态逐渐壮大，并带着以色列滑向更极端的政治神学。

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一开始被作为和平谈判的筹码，但愿意以归还大部分占领土地换取和平，但阿拉伯国家拒绝了，占领逐渐呈现出永久化的态势，此后以色列还将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定居点，这也开启了此后阿以之间数十年的冲突循环。

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突袭几乎摧毁了以色列，对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和更深远的安全焦虑，1977年，前伊尔贡领导人贝京带领极右翼利库德党赢得大选，结束了工党近三十年的执政。以色列政治开始大逆转，从现实主义审慎转向领土最大主义与民粹化的宗教民族主义。

1993年，拉宾与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签订奥斯陆协议，巴以历史上最接近两国方案的时刻。1995年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和平集会上被以色列极端右翼民族主义者枪杀，重创了以色列内部推动以安全换和平的温和政治路线。

2000年戴维营峰会的破裂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爆发中断了和平进程也加速了以色列的右转，进一步使以色列主流社会对两国方案失去了信心，以色列公众认为是阿拉伯人不想要和平，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这种认知在政治上直接削弱了左翼与中间派的正当性，为内塔尼亚胡代表的右翼力量的持续上升扫清了道路。右翼利用这种不安全感，通过不断描绘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是内部敌人，制造政治恐惧，并从中渔利。

对外强硬路线又与论证扩张与控制正当性的宗教民族主义相互强化，演化出一种更具排他性与扩张性的叙事。客观上的安全焦虑被宗教民族主义转化为神学上的领土命定，神学命定驱动了定居点扩张，定居点扩张制造了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又强化了安全焦虑。此后，以色列确立了先发制人一切威胁的原则，将安全和军事逻辑内化为国家存在根本方式。

加沙

以色列新历史学家伊兰·帕佩（Ilan Pappe）认为如今的以色列崛起了新型犹太复国主义，它不满足于将以色列建设为一个世俗的、正常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指向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大以色列构想，以此实现上帝赋予的命运。

一个在高科技创业、学术研究、军事情报、金融贸易等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的现代国家，奇异地成了宗教民族主义末世论的温床。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处置、残酷压迫和种族灭绝行为正是在这样的准神学框架内发生的，也遭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反感与抵制，同时在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再认同犹太复国主义，那个被极右翼势力深度捆绑的以色列正在走向失败，但在既有的叙事框架下，在能够高效利用现代经济政治规则，且对以色列的生存韧性有极大的自信的情况下，反对的声音只会让极右翼分子进行更大的冒险，并相信长期来看，只要赌赢，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以色列有竞争性选举、有独立司法，表面是一个以代议制民主运行的现代国家，它不像伊朗那样把宗教权威公开写入宪法，但情况日益清晰，现在的以色列正被军工体系、政治精英和宗教民族主义绑架，正在成为一个由神棍势力掌权的、被植入神棍逻辑的神棍化国家，这样的国家往往会在结构性危机中用意识形态狂热护体作最后的豪赌，如今这场豪赌可能正在把世界经济拖入灾难。

实际上，这个现代的以色列并不是被一部古老的、具有永恒效力的经典所统治，它是被自己的贪婪和权力欲望所统治，被自己编造的故事，被自己所孕育出来的魔鬼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