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近四成新发癌症可预防！《Nature》子刊重磅研究揭示三大主因

癌症，依然是悬在人类健康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22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超过2000万，死亡人数高达970万，其带来的病痛与社会负担触目惊心。长期以来，我们与癌症的斗争似乎总聚焦于治疗技术的突破，然而，一项刚刚发表于国际顶尖医学期刊《Nature》子刊的里程碑研究，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更根本、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向——预防。

这项研究首次在全球185个国家范围内，系统评估了2022年新发癌症病例中，可归因于30种可改变风险因素的比例。结论震撼人心：全球高达37.8%（约710万例）的新发癌症，本可通过消除或减少相关风险暴露而避免。更重要的是，研究揭示出显著的性别与地域差异：男性近一半（45.4%）的癌症可归因于这些风险因素，而女性这一比例为29.7%；风险因素的“头把交椅”也因地区和性别而异。

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一张清晰的全球癌症预防“行动地图”。它告诉我们，抗击癌症的前线，远在诊断之前就已展开。

研究背景与目的

尽管癌症疗法日新月异，但历史数据表明，癌症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预防和筛查，而非单纯的治疗进步。明确可改变风险因素对癌症负担的具体贡献，是制定有效预防策略的基石。此前，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曾估计，约44%的癌症死亡可归因于可改变风险因素，但该评估未包含重要的感染性因素。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并为各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行动依据，本研究将目光投向癌症发病率，旨在回答几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不同风险因素（如吸烟、饮酒、感染、空气污染等）各自导致了多少新发癌症？这些模式在男性和女性中有何不同？通过厘清这些关联，研究旨在为各国规划和实施基于证据的、量身定制的一级预防项目提供关键信息，从而支持全球及国家层面癌症防控工作的优先项设置。

研究方法

研究团队采用了成熟的“人群归因分数”方法进行估算。简单来说，PAF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特定人群中消除了对某种风险因素的暴露，理论上可以避免多少比例的癌症病例？” 研究涵盖了2022年185个国家、34种癌症类型，并纳入了行为、环境、职业、感染四大类共30种明确的致癌风险因素，包括：

l行为因素：吸烟、饮酒、高体重指数（BMI）、身体活动不足、嚼食烟草和槟榔、非最佳母乳喂养。

l环境因素：空气污染（环境PM2.5及家庭固体燃料）、紫外线辐射。

l感染因素：9种病原体，如人乳头瘤病毒、幽门螺杆菌、乙肝/丙肝病毒等。

l职业因素：13种职业致癌物暴露，如石棉、二氧化硅、柴油发动机废气等。

研究使用了全球癌症流行病学数据库、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等多个权威数据源，并考虑了从风险暴露到癌症发病之间的“滞后期”，以使估计更符合癌症发生的生物学规律。

总体负担：预防潜力巨大

2022年，全球1870万新发癌症病例（非黑色素瘤皮肤癌除外）中，约710万例（37.8%）可归因于这些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这相当于每10个新诊断的癌症患者中，就有近4个的病因与后天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直接相关。

性别差异显著：男性风险更集中，女性诱因更多样

l男性：960万新发癌症中，430万例（45.4%）可预防。风险因素分布相对集中且一致。

l女性：920万新发病例中，270万例（29.7%）可预防。风险因素的构成在不同地区差异更大。

区域差异明显：预防重点需“因地制宜”

l女性：归因比例最高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38.2%），最低的是北非和西亚（24.6%）。感染是141个国家女性癌症的首要风险因素，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感染导致了超30%的女性新发癌症（主要是宫颈癌）。而在高收入地区（如北美、北欧），吸烟和高BMI则是主因。

l男性：归因比例最高的地区是东亚（57.2%），最低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8.1%）。吸烟是126个国家男性癌症的头号元凶，在全球男性中导致了23.1%的新发癌症。在东亚、东欧等地，吸烟贡献了超过五分之一的男性新发癌症。

风险因素排名：三大“巨头”主导

l首位：吸烟。导致330万新发癌症（占全球15.1%），是当之无愧的“头号杀手”，与至少16种癌症相关。

l次位：感染。导致230万新发癌症（占全球10.2%），主要通过HPV（宫颈癌）、幽门螺杆菌（胃癌）、乙肝/丙肝病毒（肝癌）等引发。

l第三位：饮酒。导致约70万新发癌症（占全球3.2%），是男性癌症的第三大预防因素。

主要癌种解析：病因清晰可见

女性相关癌症：

l乳腺癌：45万余例可预防，主要与身体活动不足、高BMI、饮酒相关。

l宫颈癌：超66万例可预防，其中91%由HPV感染导致。

男性相关癌症：

l胃癌：超51万例可预防，73.3%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

l肝癌：超46万例可预防，超过一半与乙肝/丙肝病毒感染相关。

总结

总之，这项研究表明，癌症并非完全由命运或基因决定，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癌症负担源于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预防癌症，远非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抉择，它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承诺、跨部门的协作（如卫生、财政、环境、教育、城市规划）以及基于证据的公共卫生政策（如烟草控制、酒类管制、疫苗接种推广、清洁能源推广、职业安全标准执行）。

来源：Fink, H., Langselius, O., Vignat, J. et al. Global and regional cancer burden attributable to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to inform prevention. Nat Med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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