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甄嬛传》想不通的一个问题，这本书给了我答案

01

以前看《甄嬛传》，有一个情节，让我一直不解。

那就是胖橘对汪景祺的处置。

在《甄嬛传》中，关于汪景祺的戏份主要出现在第42集和43集。

年羹尧被扳倒后，在其家中发现了汪景祺所著《西征随笔》，按朝臣的说法，“里面都是大逆不道之言”。

怎么个大逆不道呢？剧中呈现出来的有三点：

一、汪景祺对年羹尧极尽奉承之词，甚至称年羹尧是“宇宙第一伟人”。

二、汪景祺指责“雍正”这个年号不好，说历史上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大多没好下场。

三、汪景祺还说胖橘是庸才，妒忌年羹尧的才能，早晚会杀了他。

剧中，听到这些言辞后，胖橘大怒，说汪景祺“悖谬狂乱、大逆不道”，并对汪景祺施以重刑：

汪景祺本人被枭首示众，首级悬挂于菜市口，十年不许拿下。

汪氏女眷发配披甲人为奴，男丁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一律革职。

因为几句话，人头就要被悬挂于菜市口十年，也过于严酷和毒辣，怪不得连老实人甄远道都觉得会让老百姓心中战栗。

而甄嬛也觉得，汪景祺罪有应得没错，可连家人、亲眷和远亲都被牵连，多少有些无辜。

他们对汪景祺的同情，以及对事件造成的后果的担忧，让胖橘对甄嬛和甄远道产生猜忌与反感，为甄嬛在后续纯元故衣事件中失宠埋下关键祸根，也最终导致甄家被流放宁古塔。

胖橘告诉甄嬛，谁敢动了他的天下，就是错杀，也不能轻纵。

但何至于此呢？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书中有吹捧年羹尧的语句，再正常不过。

就算诋毁雍正，赐死也就算了，但首级悬挂菜市口十年，家人亲族受牵连，也过于夸张了。

一个可以作为对比的案例，也在《甄嬛传》中出现过，那就是钱名世。在历史中，他在年羹尧鼎盛时期也写过很多诗文赞美年羹尧，雍正也不过是指责他“称功颂德，备极谄媚”。惩罚他的手段，一是像《甄嬛传》中所说，要求官员写诗谴责他，二是将钱名世定为“名教罪人”，并亲笔写下这四个字，制成匾额，挂在钱名世老家。

相比之下，汪景祺的遭遇是不是更骇人听闻。如果《西征随笔》中只有这三处问题，何以招来如此严重的惩罚？

以前看电视剧不是很明白，这次看孙立天的《真事隐》，我却无意中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02

历史上，汪景祺（1672年—1726年）确有其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还中过举人。

汪景祺是一个不安于现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但因为未能再进一步考中进士，仕途有限。雍正初年，年羹尧西征，汪景祺通过私人关系，专门前往西北，成为年羹尧的幕僚。

《西征随笔》正是他作为幕僚，献给年羹尧的一部私人笔记，目的是向年羹尧展示自己知晓一些不能写入正史的北京官场内幕、人物掌故和朝廷轶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尽管汪本人已经做了自我审查，但即使他认为可写的部分，但书中还是留下了让雍正震怒的内容。

其中最直接的一条，是汪景祺讽刺康熙。

康熙南巡时，曾挥毫赐给一位叫杜诏的生员一首程颢的《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杜诏回乡后向众人炫耀，其中一人看到这幅字，也写了一首诗：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汪景祺把这个讥讽康熙的故事写进了《西征随笔》“诙谐之语”一章，这成为当时刑部给汪景祺定下“照大不敬律，拟斩立决”的罪名，也是现当代学者阅读《西征随笔》时的主要关注点。

《真事隐》一书对此表示怀疑，这就是雍正所谓“悖谬狂乱”之极吗？而现存的《西征随笔》下卷被删得只剩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是不是真正的“悖谬狂乱”之言已经被销毁了呢？

03

《真事隐》一书中，写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发现《西征随笔》的人看到这本书后，都非常惶恐。

杭州官员傅敏写了密折上报雍正，讲述发现《西征随笔》的过程，但却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批判年羹尧敢于收藏这本书的罪过，并说“臣等受恩深重，义不与逆贼共戴天日”。

作者孙立天说：“传统中杀父之仇才是不共戴天，而年羹尧藏了一本书，傅敏就表示与他不共戴天，可以想见傅敏看到内容后的‘惊骇’程度”，以至于需要用这样的批判来与之划清界限。

雍正派去抄家的阿拉锡，在奏折里详细记录了抄家收到的物品，但却向雍正说，他们发现的文字材料看都不敢看，可见他们的警觉。

作者因此说，他们看到的内容，应该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见的“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的戏谑之言，而大概率是臣子不可与闻的宫廷秘闻，还很有可能和雍正有关。

汪景祺死后，雍正还因为别的官员而提到这本书，说他们都“诽议”了康熙时期的庸人行政，记录了雍正认为不该记录之事。

前面说过，《西征随笔》被删了很多，而《真事隐》也没有直接给出汪景祺到底写了什么不该写之事，但我们从作者的叙述中，大概能猜出来，这些事很可能涉及康熙朝晚年的储位之争、宫廷内幕等，是雍正希望从历史上彻底抹去的敏感信息。

这些内容，才是真正触怒雍正的关键。

04

汪景祺出身官宦世家，对北京官场十分熟悉，他记录的很可能有下面这些事情。

比如，皇四子（雍正）在第一次废太子期间，举报皇八子，陷害大皇子的事情，或者早在藩邸时就结交大臣、培植势力的事情，这就会彻底戳穿雍正自己塑造的“在藩邸时安富尊荣，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的人设。

比如，雍正修改的官方历史中，皇八子被塑造成奸臣，但《北京纪事》却说皇八子是“上天赐予治理国家的英才”。如果汪景祺记录了当时朝臣对皇八子众口一词的推崇，这就会让雍正朝对皇八子的全面否定显得站不住脚，从而暴露官方历史被“炮制”的痕迹。

再比如，如果汪景祺在书中记录了年羹尧私下透露的、关于他与雍正在夺嫡期间如何谋划的只言片语，或者记录了年羹尧功高震主后，雍正对其态度变化的微妙细节，这些内容都会戳痛雍正的神经。

但在《真事隐》一书中，作者孙立天暗示了，《西征随笔》可能记录了太子好男风的秘闻，以及索额图的死因。

太子好男风，《清史稿》中记载太子“昵比匪人”。康熙就曾下令把和太子有密切关系的几个身边人处死，而雍正也提到过太子当年买“优童”的绯闻是人所共知。

康熙在一废太子后五日，还感慨自己从不“令姣好少年，随侍左右”，以此来说明太子好男方的“恶习”并非来自于自己。

那来自于谁呢？

作者孙立天说，“康熙之外，与太子关系最近、对太子影响最大的人是索额图，而索额图恰恰就喜欢面容‘姣好’的男色”。

汪景祺在《西征随笔》中就记载，河道总督张鹏翮是索额图的男伴。

1703年，索额图被关进宗人府，并于当年去世，可诡异的是，学界至今都不清楚原因何在。

现有对索额图案的各种猜想，反而是从太子案的记录中反推出来的，康熙给出的官方罪名（起马到太子很近的地方才下，有违礼制）也像是托词，而主流说法（索额图和太子密谋推翻康熙）也站不住脚。

另外，索额图死后，康熙还评价其为“我家之罪魁也”“本朝第一罪人”。《真事隐》一书认为，可见索额图所犯之罪有两个特征：

一是与谋反和夺权无关；

二是康熙和雍正都不愿或羞于记录。

如果说索额图真的是因为“带坏”太子搞同性恋而被康熙秘密处决，而这件事又被汪景祺记录在《西征随笔》中，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索额图把康熙好不容易培养的继承人“带坏”了，当然是“我家之罪魁也”“本朝第一罪人”；

这样的“家丑”，身为满人的康熙和雍正都认为不光彩，所以才讳莫如深；

傅敏和阿拉锡等官员看到记录太子与索额图秘闻、涉及皇室极端隐私的文字，再加上更多九子夺嫡内幕，诚惶诚恐的样子就好理解了。

如果《西征随笔》下卷那些被销毁的内容中，恰好包含了太子“好男风”以及与索额图关系的细节，再加上咱们上文说的九子夺嫡内幕，那这本书被雍正视为洪水猛兽、必须彻底抹去，甚至要把汪景祺的人头悬挂菜市口十年，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05

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一切，也只是《真事隐》这本书的一家之言，以及我自己根据这本书做出的合理推测。

但我看完《真事隐》这本书后，汪景祺之所以被处以如此严酷的刑罚，以至于影响到甄嬛一家的命运，相比于剧中给出的那几个理由，这个解释更能说服我。

在一部通俗电视剧中，还隐藏着如此丰富的历史故事；或者说，在一本严肃的历史书中，看到一部通俗电视剧中的桥段，并找到了更合理的解释。真是双重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