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辜负」了左晖的理想

前几日，贝壳发布了一份颇为难看的财报。

过去一年，公司净收入微增，利润却同比减少了26.7%。其中第四季度尤为惨淡，净利润仅为8200万元，而2024年同期为5.7亿元。虽说非房产交易业务是一大亮点，可是其对主流业务下滑的对冲还是有限，这似乎也证明了彭永东“一体三翼”的战略成效仍待观察。

更令人不解的是，就在发布财报前不久，彭永东与联合创始人单一刚共同捐赠1000万股A类普通股（价值约4亿元人民币），用于设立“健康家贝守护金”，覆盖平台超50万一线服务者。

前脚刚刚兑现去年的捐赠承诺，后脚又接着继续搞捐赠，不是彭永东大方，更大的可能是手里拿着巨额财富的他，试图再次用公关式捐款的方式，为过去一年的“天价年薪”和低迷业绩转移视线。

回想当初，第二届“新经纪峰会”上，左晖在台上侃侃而谈，宣称要给经纪人更大的确定性和安全感，台下的人皆憧憬满满，以为行业在向更好的方向改变。而现在，2025年业绩电话会上，尽管贝壳的管理层极力描绘一幅高质量转型的画卷，经纪人的心里却普遍没底。

如果说以前的贝壳是创始人在理想和实践中凝结了人的力量所编织的一张网，那如今，这张网已然松动。

安全感与危机感

“来链家四个月，做了不到1万的业绩，准备离职了，现在还欠公司1700块，提成一毛钱没拿到”，一位经纪人在社交平台上吐槽。

不挣钱反而倒贴钱？这可能和贝壳推行的“借薪制”有关。有多家媒体报道，贝壳推行“借薪制”，经纪人并无底薪，当月未开单只能领取最低工资，开单后还需从提成中扣除此前领取的保障薪。如果一直没开单或单量极少，确实会出现倒贴式上班的现象。而这不是最令经纪人头疼的问题，问题在于平台截留的部分越来越高。

早在2024年，有媒体曝光，在广州市南沙区，贝壳找房广州站旗下多名当地店东反映，自6月起，贝壳平台在新房交易佣金中，对这些南沙店东抽取的比例再提高2%至23%，比广州其他区域总体高出5%。

据了解，在2023年以前，贝壳平台广州二手房交易的统一抽佣比例是8%，新房为18%。

当房地产下行、房子越来越不好卖，房产中介的生意怎么保持业绩增长？贝壳的做法是对内“谋”利。而左晖创造的ACN模式，本来是通过佣金分成的合作规则，将经纪人从零和竞争转向协作共赢，如今随着平台势强，经纪人、店东在其面前几乎没有话语权，是以他们不得不接受越来越高的抽佣。

地产生意好时，经纪人之间通力合作，跟着一块“吃肉”，如今平台提高抽佣，连“汤”都越来越少了，这种合作自然会受到冲击，影响效率，更关键的是也影响了服务的质量。

“让中介人员做有尊严的服务者”，是左晖曾经赋予贝壳的一个重要使命，在很多场合，他也经常提及要给中介人员创造“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对外宣传的口号，而是真正被其落地到底薪和晋升通道上，这已然成了行业内津津乐道的事。

但现在的贝壳，经纪人普遍感受到的不是安全感，反而是危机感。

自2021年以来，贝壳已多次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比如2022年，有消息称，裁员覆盖了产品研发、业务运营、中台支持等多个部门，综合来看各部门裁员比例平均达到了50%。到了2025年，贝壳更是频繁被曝裁员，年底，甚至传出裁员比例达到了30%的消息，而且调整的重点就放在了传统中介业务线上。

一位贝壳员工坦言，“公司已经停止扩编，现在招聘的基本都是离职替补。如果未来行情继续变差，裁员大概率还会上演。”

过去二十年，我国的房产中介行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基层经纪人大多处于“无底薪、高压力、低保障”的状态，行业更是普遍存在“重业绩、轻人本”的倾向，服务者的尊严与权益被忽视。作为中介巨头引领者的左晖，一直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他加大了对经纪人职业化之路的探索，并致力于为其提供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只是，现在看来，贝壳似乎又把这条路走偏了。

贝壳正在失去变革者的底色

左晖最后一次在媒体上出现，是2021年4月3日央视播出的《遇见大咖》。采访中左晖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链家做得好好的，还要做贝壳？因为他想要改变这个行业，链家是直接服务消费者的，而贝壳不仅要服务消费者，还要服务和链家一样的中介机构。

认识左晖的人，将其称为有理想的“地产经纪行业的颠覆者”，细数其多年创业史，那些足以改变整个行业的创举，背后也确实隐藏着他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理想。在他的理想中，通过平台化，贝壳可以被打造为一个打通线上线下以及中介经纪人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里，资源共享，协同作战。

然而，随着左晖的离世，贝壳平台化所装载的庞大愿景没有一步步成为现实。

平台凭借所掌握的资源和流量，裹挟着这条产业链上下游的其他角色，逼其“让利”，与此同时，又将业务线深入到家装、租赁等其他领域，重点转向了非中介业务。尽管这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带来的业绩压力，可也对贝壳长期构建的生态健康造成了损害。

其实，左晖那套“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的理论，早已被抛弃，这使得贝壳正在从一个敢于创新的变革者变成了屈从利益的“平庸之流”。

以“好赞好房”服务为例，2020年，贝壳推出“好赞好房”服务，本意是为二手房房主提供加急服务，各地“好赞”服务收费标准不同，最高可达1%。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房主出售房产，可房子却越来越难卖出去，无论对于平台还是经纪人，这1%代表的利益明显不同以往，因此他们从卖房人身上找到了“新思路”。

早前，有自称贝壳前中介爆料称，为了赚取最高1%的推广服务费，贝壳内部号召中介推广“好房好赞”服务，甚至不惜通过“套路”达成目的。但即使挂牌“好赞好房”后，也不见得能卖出去，为了尽早成交，贝壳经纪人还是会对卖家不断加大“洗脑”力度，靠降价推动交易。

当贝壳从上至下的销售理念从兼顾服务与效率变为交易至上，被改变的不止是传统的中介业务，还有新业务。

比如家装，装修行业素来有“大行业、小公司”的说法，最大的痛点在于非标准化和低效率，贝壳通过供应链改造，如对80%的主材和60%的辅材进行全国或地方集采，确实有助于推进标准化，可是装修最根本的还是对服务的管理。

而且贝壳不惜用捆绑销售的办法来提升家装业务，可见这一行并不好干。一位上海的房产经纪人曾向《每日财报》编辑部爆料，链家和贝壳要求开发商的销售业务绑定圣都装修，比如明明一个客户买房可以拿到5万的优惠，但是现在必须同时购买贝壳的装修包，才能拿到原有的5万的优惠。

黑猫投诉平台中也有消费者投诉称，贝壳存在将用户个人信息转售至家装公司的情况。

理想主义退场，功利主义兴起，这样的一个贝壳，似乎已经不能承载当初左晖赋予其改变行业的愿景。

管理层带“偏”了贝壳

经纪人流失、服务水平下降、买卖双方不满…当贝壳用十多年时间构建起房产交易的信任壁垒，如今面临着打破的风险，以彭永东为核心的新管理层怕是难辞其咎。

对比贝壳近几年的财报，2022年，受大环境影响，贝壳净收入下降24.9%，净亏损13.97亿元，当时贝壳的管理层在业绩电话会上称，“公司遭到巨大挑战。”而到了2023年，贝壳净收入达到778亿元，同比增长28.2%，净利润更是高达58.90亿元，一举实现了逆转。

由于房地产行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度调整期，给贝壳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以彭永东为代表的高管们并未秉承“长期主义”的理念，继续深入挖掘ACN模式在共赢维度的商业潜力，而是转而面向房产上下游谋取更大的收益，并进行了以裁员为主要手段的降本增效，这是贝壳在短时间内业绩爆发的一个潜在原因。

我们已然可以看出，相比理想主义的左晖，尽管彭永东作为其选择的接班人，可职业经理人出身的他，在遥远的理想和现实的利益之间，显然更偏向于后者。这也直接导致左晖时代下形成的企业文化与现在高层的管理理念出现了割裂。

去年的“天价年薪”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极端释放。据此前贝壳发布的财报数据，2021年，贝壳董事长彭永东的年薪是847.8万元，联合创始人单一刚的年薪是685.3万元。而2022年，两人的薪资分别大幅增长至4.75亿元和3.55亿元。到了2023年，这两位高管的薪酬进一步大幅增长，彭永东拿到7.13亿元，单一刚拿到5.29亿元。

从847.8万元到7.13亿元，单是彭永东一个人的年薪，就在两年内增长了大约84倍，与之作为对比，贝壳平台经纪人2024年的人均年收入约7.42万元，前者是后者的5399倍。

巨大的财富差距和上下层割裂的生存状态，迅速引爆了舆论，一出“创始人意外离世，职业经理人吸血”的戏码在互联网广为流传。尽管略显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初左晖担任公司董事长时，董事会薪酬与公司业绩确实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在其离世的2021年，因为公司当年亏损5.25亿元，他只拿了50万元年薪。

在困难时期，当一个执掌者无法做到和企业共同进退，这不仅会直接动摇员工对高层、对企业的信任，带来管理危机，也多少暴露出这个执掌者在企业治理、队伍领导以及战略远见上的“缺陷”。

毕竟如果一个企业领导人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钱袋子装满，无论是内部员工还是外界旁观者，都无法相信他能力挽狂澜，把公司从低谷中拯救出来。

创业二十载，左晖给行业、也给贝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是“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的执拗，也是敢于颠覆和重写规则的勇气，更是为中介行业谋未来的一种大局观。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如今的贝壳身上，我们越来越看不见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