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老金该不该大幅提升？

作者：滠水农夫

近年来，农民养老金问题逐渐走出学术圈，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委员提交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的建议，经济学界、社会学界乃至普通网民也纷纷参与讨论。总体来看，主流舆论普遍认同应当提高农民养老金，但在提高的幅度和具体标准上，观点却出现了明显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应大幅提升，力求缩小农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鸿沟，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当前政府逐步小幅提高的做法更为稳妥，既符合财政承受能力，也有助于政策平稳推进，避免引发新的社会矛盾。那么，在当前国情和发展阶段，究竟哪一种思路更为合理、合法、合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跳出简单的经济账，站在更宏观、更综合的角度，算一笔“大账”——既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历史账、社会账，乃至国际账，才能真正看清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经济账：农民养老金现状触目惊心，差距持续拉大

经济账是最直观、最基础的账，也是最容易用数据说话的维度。202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之间的差距高达27倍：农村居民月均养老金仅为248元，而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已达6654元。更令人痛心的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水平甚至低于农村低保标准（月均约530元），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基本生活保障层面，农村老人也处于“倒挂”状态——他们领取的养老金，连低保线都够不上，遑论维持体面的晚年生活。

人社部2023年基金年报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结构性失衡的深层问题：在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5.8万亿元中，覆盖1.7亿城乡居民（其中90%为农民）的部分仅占3000亿元，占比仅为5.2%；而2200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却领取了8000亿元，占比高达13.8%。这种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反映出制度设计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根深蒂固，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加剧。

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在2025年两会期间指出，中央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虽然经过7次上调，但2025年仍仅为143元/月/人；全国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也仅为287元，远低于城镇职工3498元的月均待遇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西部农业大省，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基础养老金标准长期徘徊在每月100元至150元之间，仅能勉强覆盖粮油支出，根本无法满足农村老人基本生活需求，更谈不上应对疾病、失能等风险。以河南省某贫困县为例，当地农村老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仅够买30斤大米或20斤猪肉，一旦生病，要么硬扛，要么靠子女接济，而子女大多在外打工，自身也面临城市高生活成本的压力。

这些数据无疑令人震惊。一方面，农民养老金的绝对水平长期处于低位，且提升缓慢，许多欠发达地区因地方财政困难，养老金几乎全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维持，地方配套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横向对比之下，农民养老金与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拉大。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差距是历史形成的，农民过去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现在能领到养老金已经是进步。但这种“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显然站不住脚。农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缺乏话语权，习惯了“苦日子”，甚至对微薄的养老金心存感激，这恰恰说明他们长期被边缘化、被忽视，他们的沉默并不代表满意，而是无奈。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拥有土地和宅基地，可以“以地养老”，因此不需要高额养老金。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完全退出劳动，享受养老待遇，农民凭什么要“活到老干到老”？难道农民不是同等的国民？难道他们的晚年就不值得被保障？如果土地真的能解决养老问题，那为何不要求城镇职工也去种地养老？更何况，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收益有限，多数老人无力耕种，土地的实际保障功能早已大打折扣。显然，这种论调背后隐藏的是对农民国民身份的否定，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变相合理化。

二、政治账：农民养老金是国民待遇的基本体现

政治账的核心，是国民身份与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主权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外国人的需求，这个国家就是经济上的‘自我殖民化’。”他还进一步强调：“60岁以上的国民，都平等享受退休养老待遇，才是正常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绝大多数60岁以上的国民不能享受退休养老待遇，这个国家就不配自称主权国家，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口虽然生活在国土上，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民。”

这段话发人深省。农民能否享有公平的养老金，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衡量农民是否被真正纳入国民体系的重要标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工农劳动者——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难以企及，那所谓的“主人翁地位”又从何谈起？如果农民连普通国民待遇都享受不到，那这个国家又如何称得上是一个主权独立、人民平等的现代国家？从法理上讲，养老金是公民年老后从国家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农民作为公民，当然享有这一权利。

因此，提高农民养老金，不是“施舍”，而是“还账”，是国家对农民长期贡献的制度性回馈，是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的必要步骤。只有在制度上承认农民的国民身份，才能真正体现国家的公正与尊严。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经济增长，更来源于社会各阶层对制度的认同。如果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农民长期被排斥在养老保障体系之外，这种认同就会受到侵蚀，社会稳定也会面临潜在风险。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老人自杀潮”就是最极端的例证——当老人感到自己被家庭和社会抛弃时，他们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这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社会治理的失败。

三、历史账：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付出了巨大代价

历史账不能不算，也不该被遗忘。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国家采取了“剪刀差”政策，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从农业中汲取剩余[01] 产品，支撑工业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1952年至1978年间，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的资金累计达7494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69.8%。这意味着，农民在国家最艰难的时期，以隐性方式为国家工业化“缴纳”了巨额资金。这笔钱如果按今天的物价折算，至少是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元。

除了剪刀差，农民还承担了沉重的农业税费和劳役。1949年至2005年，全国农民累计缴纳农业税4200多亿元，加上“三提五统”、集资、罚款等，总额至少是农业税的两倍以上。此外，农民还以义务工形式参与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仅1950年至1978年，累计出工达300亿个工作日。若按当时劳动力价格折算，这部分贡献也高达数千亿元。

那些靠肩挑背扛修起来的水库、堤坝、公路，哪一项没有农民的汗水和牺牲？而这些基础设施，至今仍在为全社会服务。

改革开放后，土地财政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支撑。据统计，1999年至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约83万亿元，其中约90%来自农村土地征用。这些资金中，约40%用于城市建设和行政支出，相当于约33万亿元的农村土地收益被用于城市发展。农民以土地为载体，继续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支撑。此外，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健康，他们干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老了却只能回到农村，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这种“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模式，持续了几十年。

由此可见，农民虽然没有以“社保缴费”的形式参与养老保险制度，但他们通过剪刀差、税费、劳役、土地等方式，早已为国家做出了超额的、隐性的贡献。这些贡献，理应转化为他们晚年生活的保障。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历史，过去的事不该再提。但历史是现实的根源，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如果否认历史贡献，就等于否认农民作为国家建设者的身份，这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四、社会账：低养老金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农村老人处境堪忧

农民养老金过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燕舞的田野调查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现实[02] ：农村老人自杀现象严重，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他通过对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等地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率自1990年代以来大幅上升，而同期全国自杀率却在下降，这意味着农村老人已成为自杀的主要群体。

刘燕舞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代际剥削”和市场经济的挤压。在经济压力下，中年人要参与激烈竞争，老人往往被视为“包袱”。而许多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主动选择自杀，甚至流传着“药儿子、绳儿子、水儿子更可靠”的说法。所谓“药儿子”就是喝农药，“绳儿子”就是上吊，“水儿子”就是投水。这种“自杀合理化”的现象，折射出农村养老保障的严重缺失和社会伦理的崩塌。

刘燕舞的调查还显示，农村老人自杀的直接原因中，生存困难和疾病痛苦合计占60%。而新农保推行之初，每月55元的养老金就让许多老人打消了自杀念头，有人甚至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这充分说明，养老金不仅是经济保障，更是心理慰藉，是老年人活下去的希望。一个每月55元的政策就能救人命，可见农村老人的生存状况已经脆弱到了何种程度。

此外，低养老金还导致了代际关系的紧张。在许多农村地区，子女外出打工，老人独自留守，生病无人照料，孤独感与日俱增。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他们就成了家庭的“累赘”。这种状态下，老人往往选择隐忍甚至自残，以免拖累子女。这种“隐性自杀”虽然不被统计，但同样令人痛心。

五、国际账：中国农民养老金水平远低于同类国家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农民养老金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巴西为例，作为一个同样拥有庞大农村人口的国家，其国民年金型养老金覆盖面高达90%，2015年时月均养老金就已达到330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2000元。而中国农民养老金至今仍在200元至300元之间徘徊，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再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日本国民年金制度覆盖所有公民，农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基础养老金待遇，加上各种补充保险，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基本无忧。韩国自1988年建立国民养老金制度后，逐步将农民纳入保障体系，目前农村老人每月可领取约30万至4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至2200元），相当于中国农民养老金的6到8倍。

当然，简单地与发达国家比较并不公平，但与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农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养老保障。印度、越南等国的农民养老金虽然也不高，但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调整，逐步缩小这一差距。国际经验表明，养老金制度的设计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关乎社会公正与国家认同。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否则就会积累社会矛盾。

六、资金从哪里来？可行路径与现实挑战

有人会问，大幅提高农民养老金，钱从何来？这确实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在提案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筹资路径：从2026年起，全国统一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5%、从烟草税中划拨20%作为农村养老专项税源；对互联网、金融行业按营业收入征收1%的临时性养老补充税（有效期五年）；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超40%的省份，中央财政补足其专项税缺口的50%。同时，设立“全国农村养老专项账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此外，2028年起，可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生态补偿收入的10%纳入专项税范围，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

这些建议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关键在于能否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真正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农民养老金，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必然会遇到阻力。比如，土地出让金中已有相当部分用于城市建设，要从中切出一块给农村养老，必然面临地方政府的抵触；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征税，也会遭遇企业游说。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国家层面的坚定决心和农民群体的积极参与[03] 。梦想依靠施舍和恩赐是靠不住的，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博弈与争取，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七、算大账，才能算清农民养老这笔账

农民养老金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问题，实则是涉及历史正义、社会公平、政治认同的系统性工程。只有算大账——把经济账、政治账、历史账、社会账、国际账都算清楚，才能看清问题的全貌，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专家学者要为农民发声，人大代表要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如果只替权力说话、只为既得利益站台，那就辜负了“代表”与“专家”的名号。农民养老金的提升，不仅是一项惠民政策，更是一场关于公平、正义与国家认同的深刻社会变革。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每一位农村老人都能体面、尊严地安度晚年，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到那时，我们的社会才算真正迈入了现代化的大门，我们的国家才算真正实现了全民共享的发展成果。

2026-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