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难时世中做个“真正的人” | 年度好书

朱学东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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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远的《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是2026年2月我读完的第一本书。尽管这本书只是一本过去所发表的文章汇编，但我喜欢。

《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

王升远 |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6月

首先吸引我的是书名，“妥协与对抗”，代表着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生选择。

在恶劣的环境中，知识人或者说读书人的选择，一直是2012年以来我关切和阅读的主题，至今仍是。我称之为自己的“当下性关切”。

“当下性”是我当年还在媒体服务被迫做月刊时，被逼出来的一个概念。当下性非新闻，却具有新闻性，是一种现实困境。它不会速朽，所指向的问题和运行逻辑，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过去的阅读主题，无论是关于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的历史与生活，还是关于西欧、中东欧知识分子的选择，以及俄罗斯/苏联历史和文学，当然也包括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以及类似日本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黑川创的《鹤见俊辅传》等，都是基于我的主动选择。

这个主动选择主题的核心，就是一个读书人，在恶劣甚至极端环境中，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主动攀附权力新贵，还是随波逐流阿谀自保，“新妆只为投时艳”，抑或大声呐喊，对抗主流，或无力激烈对抗时主动远离时新，即使看起来犬儒，也努力维持体面。妥协，或者反抗？沉默，或者转向？这是我个人最大的当下性关切。

《妥协与对抗》里认为，在战争时期，日本知识人，无论是主动投怀送抱，还是被动裹挟其间，绝大多数人都协助了战争，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其他选项。

其实，极端环境下，现实中可能还是有其他选项的。一如《妥协与对抗》里写到的永井荷风、鹤见俊辅、宫崎骏等文学家思想家，也包括前坂俊之在《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中提到的那些新闻人：石桥湛山、近藤操、菊竹六鼓、桐生悠悠……

“在艰难时世中做个‘真正的人’”，是《妥协与对抗》里的一篇文章题目，其实也是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虽然我个人并未经历那种真正极端的环境，但我自己从读过的那些书里，那些前辈们的选择里，从正反两面得到了启示，也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我理解的读书的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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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年的阅读主题，绝大多数是关于知识人、读书人在历史加速的关键时刻的选择和命运，一如《妥协与对抗》中论述的主角们。这并非读书人的自负，而是我觉得读书人就像春江水暖先知的鸭，寒风起时也是先感知，比一般普罗大众更有预见力、判断力，更能理性思考，也会有更多精神追求。在遭遇极端环境时，这类人的选择，对于我来说更有典型性、象征意义。

王升远在《“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中有写，“文学家、思想家大多都无法超然于时代政治之外，他们常被裹挟进民族国家大历史，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社会、政治议题的参与者、介入者”。而知识阶层，则通常也被视为一个社会的良心和道德脊梁，是公共价值的守护者。他们的选择常被用来作为一种示范。龚自珍《明良论》里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其实中国传统的士在精神上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人是相通的。

传统强权政治下，知识人的选择通常有四条路径：一是跻身庙堂，二是为幕宾，三是为优伶滑稽，四是隐在林泉。现代民主政体下，则多了一种选择：批判者。这些都是常态环境、常态选择。人们在不同的际遇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对标。

但在极端环境下，隐在林泉怕也是不能。朱元璋的《大诰编》里的“秀才断指”等教谕显示的是传统王权登峰造极的残酷性；纳博科夫到美国后于1946年完成的第一本英文小说《庶出的标志》里哲学教授克鲁格的故事，则是现代警察国家极权政治的一个写照。

极端环境下，重大历史关头里，知识人尤其是著名知识人的表态，影响的不只是表态者个体，而是具有风向标意义。一如《庶出的标志》里，独裁者巴图克对自己的同学、著名哲学家克鲁格教授的胁迫。日本战时法西斯军国主义高压政治下、全民总动员的社会机制里，舆论被控制，言论自由的空间消失，知识人的感受最为强烈，毕竟，他们日常考虑的不只是衣食住行，还有精神世界的追求。妥协与对抗并不只是抽象的思考和道德命题，而是随时可能付出沉重代价甚至生命的现实抉择。因而，知识人，尤其是著名知识人的选择，尤其具有意义。

《妥协与对抗》一书中，王升远用“极端语境”来指代日本的战时与战败，即那个身不由己的时代，来讨论日本知识人如何自处，正好应对了我的关切，我的心境。跳出日本，“极端语境”其实并非仅限于战时/战败状态，同样也会出现在其他时空，比如，我们熟悉的“耳语者”的历史和现实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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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远在《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一文中，用了一个化学实验作比喻：

将战争比作加热装置，将战时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氛围比作氯气，来测试日本文学家的“活泼性”——金属钠无需加热，遇到氯气即可与之发生化学反应，王升远认为大正/昭和时期的日本文坛操盘手菊池宽就是这种人；铁与氯气之间不加热时缓慢反应，加热则会剧烈反应，这是战时大部分文学家的境遇和选择；银，不加热不反应，加热后缓慢反应，珍珠港事变后，中野重治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即是此类；最可贵的是金，无论如何加热，它与氯气之间都不会发生反应，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志贺直哉等为数极少的几位文学家，他们疏离时局、战争。

尽管人生不能比喻，复杂性也远非比喻所能涵盖。但这个比喻我很喜欢，它简洁、直接地将极端环境下不同人的选择做了分类，其实也可一窥选择背后的人性和追求。

永井荷风、鹤见俊辅、宫崎骏、尾崎士郎、火野苇平、吉野源三郎……《妥协与对抗》一书，通过这些日本战时和战后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故事，将正反两方面不同的人生选择呈现给我们这样的读者，既是传主在极端环境下的个人选择以及背后的道德理念，也是作者对于“真正的人”的价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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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因为所谓国家民族利益，一些曾经是权力的坚定反对者、权利的坚定捍卫者也出于民族感情转向支持军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当监禁、暗杀等带来的寒蝉效应让知识人的反抗在公共领域难以继续存续的时候，体面人的选择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与权力的疏离，并在私人写作中继续“沉默抵抗”。

典型如王升远对战前文学巨擘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乘》的分析，日记时间跨度从1917年到1959年，是考察日本知识人精神史的重要文学、思想文本。作为战时既未入狱殒命，又不愿意与强权合作并为之张目的战时为数甚稀的沉默者，永井荷风的抵抗何以可能、如何可能？

王升远认为，较诸其他特定的战败日记、疏散日记，“荷风之沉默的抵抗正因其日常性、持续性、策略性而独具异彩，所以解码这部荷风留给后来者的遗书，对讨论‘极端语境下’的个人何以成为可能，无疑具有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历史价值”。

我没读过《断肠亭日乘》，但读王升远书中诸篇分析介绍，直觉就是永井荷风的个人经历、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世界性视野、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等，使他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成为军国主义的合作者。1936年2月14日，荷风在日记中写道：“现代日本祸起三事：政党的腐败、军人的过激思想和国民自觉的缺失，而政党腐败与军人的暴行又皆可归因于一般国民自觉之缺失，这是个人没有觉醒之故。然而，个人之觉醒在将来也应该是无望的。”其实，单就审美趣味而言，他也不可能成为时艳的同路人。

至于个人之觉醒，也并未如永井荷风所言“将来也应该是无望的”。“精英的异端”中井英夫在参谋本部做密码工作，他却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军部的愚蠢、对人民的欺瞒的嘲讽，完全是一部憎恶战争的日记；战败后又不愿让美军看到日记里那些对日本不利的话，撕掉了日记中痛骂天皇的表述。但在1970年代日本美化战争经历倾向显著起来时，中井英夫决定正式出版自己的日记，这是一个历史亲历者的日记。

同样是“精英的异端”的鹤见俊辅，一生强烈反对国家体制强制个人的行为，无论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鹤见俊辅的传记值得认真一读，我觉得黑川创的《鹤见俊辅传》是被中文读书界轻忽的一本书。

战后一代的小熊英二和上野千鹤子采访鹤见俊辅，完成了《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小熊英二还与父亲小熊谦二交谈，以父亲的故事为基本史料，完成了《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士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为历史存照。

在极端环境下，私人写作并不一定安全，一如书中所见。所以，即使是一种沉默的抵抗，也是难能可贵的。米奇尼克在狱中写了篇《堂·吉诃德与开骂》，文章把托马斯·曼比作堂·吉诃德，一个最德国的也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在纳粹上台后、离战争还有3年时，在私人信件中像小酒馆的粗汉一样开骂纳粹，诅咒纳粹并希望自己的祖国失败……

我觉得，私人写作的过程，不只是记录，也是传统的吾日三省吾身的过程。每天都能够自我记录、自我思考、自我辨析，就算堕落起来，毕竟还是要慢一些。

（作者 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