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聊斋】危机四伏，“钱荒”为何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文│尹伯

金融是社会经济的核心，金融危机则是社会经济波动的重要根源。荷兰郁金香事件、英国南海泡沫、法国约翰劳事件，在此过程中，影响工商企业、各个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价值和理想，使整个社会的规模下沉，金融危机的发生令人谈之色变。

本期《金史聊斋》邀请了四位专家学者展开跨时空对话，从全球视野、近代中国经验、银行制度演进及互联网金融监管等角度切入，回望历史中的应对得失，以史为鉴，重审危机，或为当下筑牢金融安全防线提供有益镜鉴。

风起于青萍之末

主持人：

首先非常欢迎四位专家做客《金史聊斋》，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危机发生仍如常，而且还呈周期出现。金融危机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具体怎么形成的，是否有规律可循？

1929年美国 股灾，亦称“华尔街崩盘”，是20世纪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

城山智子（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者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指出，“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随着价格的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和价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导致金融危机。”在人类的历史上，金融危机曾多次发生。现代金融危机的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的现象，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然，对金融机构如银行以及房地产等的影响首当其冲，近代中国就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说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准确的说是金融风潮（以下同），据史料记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09年间，除了在某个城市或某一地区内发生的小规模金融风潮外，影响较大、范围广泛的大约有25次。每次风潮的情况不同，原因各异，其中有6次主要集中在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领域，金融机构有效内部调控范畴，1900年庚子事变票号陷入群体崩溃，有3次是因战争引发股市、货币性风潮。在地域上，绝大部分金融风潮首先从上海爆发，然后延伸到全国各地。

民国金融风潮时上海市民争相挤兑

张秀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清时期，金融风潮的主体是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为主，民国以后，中国金融风潮的主体由传统金融机构向新式金融业转变，银行业在所难免。为了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危机对银行的冲击，近代银行在制度建设上有很多创举，比如银行仓库建设。

20世纪20年代，由于征信调查业务尚不发达，银行的贷款多以实物作抵押，以存仓库的商品栈单为凭证。当时的工商业者为加快资金周转，大多临时向银行做押汇或抵押借款，这样银行与仓储业发生了联系，但仓库开具假栈单骗取银行贷款之事时有发生，这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有鉴于此，谈荔孙为了使大陆银行的抵押借款得到保障，经过详细研究，决定以自建仓库的方式投资仓储业，以经营仓库业务作为开展大陆银行投放业务的重要环节。仓库不仅作为金融机构抵押放款业务的构成部分，有效保障了放款的安全性，而且经营督理商业仓库的业务内容，吸收一般的商品存放，并成为金融机构盈利来源之一。

伍旭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以上各位分别从金融危机的定义，我们国家近代历史上发生的金融风潮以及近代银行为防范危机的仓库制度建设来说明，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发生总是不期而至，回看历史，对于现代的金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危机的发生涉及面更广，也更国际化，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金融带来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不但改变了传统金融行业的运作模式，同时还创造了新的金融服务方式，催生了新的金融服务业态——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它在实现业务更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果不严加监管，会导致新时代的金融危机。

防患于风险未然

主持人：

我们无法消除危机，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危机的研究，提升对未来经济发展过程的预测能力，进而达到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要降低和防范金融危机，我们既要对当前的实际加以分析和研究，也有必要对历史上发生的、特别是中国近代的金融风潮加以研究。那么，在历史上，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和治理，有什么好的措施呢？

民国银行职员们忙着应对金融风潮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融危机的整体防范和治理，大的来说是一个政府行为。中国近代发生了25次较大规模的金融风潮，在这些风潮的防范和治理中，历届政府经历了一个由盲目放任到自觉干预、防范和补救的认知过程。风潮暴发前的事前防范，政府主动制定预防措施的极少；事中治理，历届政府多能从自身利益和风潮危害程度等入手加以有效干预，在提供流动性资金、挽救金融组织等方面起到化解市场失灵的效果；事后补救，政府对危机造成的危害所推行的制度化措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其措施确实能够为后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金融行为规范等起到明显的防范效果。

近代，金融风潮中的事前防范很难做到，比如受外力冲击而引发的1900年、1903年及1908年三次金融风潮，清政府难以在事前加以必要的防范，而事后受其影响的金融组织亦能很快从局势的渐趋稳定中恢复。庚子事变引爆的票号整体性倒闭风潮根源于清政府的垮台，使山西23家票号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倒闭、清理的只剩下4家。之后上台的北洋政府因财政危机而过度向中国、交通银行透支，引爆1916年、1921年两次中交挤兑风潮，本身就因政府自身因素引起，自然无从防范和治理。至于事中治理，从晚清到民国间的历届政府在历次金融风潮，经历了一个盲目的放任到主动参与的过程。如1921年滥设交易所，在缺乏钱庄、银行等参与的情况下，很快难以为继，终于演化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信交风潮，在风潮爆发后，大批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倒闭，政府在事前没有防范的情况下，后与钱庄、银行公会合作，以及与外国租界地展开商议，对非法经营的交易所进行严查，只有通过审核的交易所才能继续经营等措施，信交风潮才得以平息。

与风潮爆发后政府多方参与事中救治相比，风潮平息后政府是否进行积极进行补救措施，形成一些制度化的成果。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引发的钱庄倒闭及流动性问题，政府出台了一些临时性措施来规范钱庄的行为，比如上海道台下令处罚那些破产逃债的钱庄，并通过规范破产的钱庄行为，随后爆发的几次金融风潮基本上是跟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撤庄、倒闭相联系，由于它们在中国的银行设立中并未响应政府要求参与的呼声，在风潮平息后也基本依靠自身的力量恢复经营业务。1903年中国通商银行伪造纸币风潮平息后，盛宣怀利用银行创办大臣的身份加大了监管制度建设，并凭借天津、镇江等分行亏折案，开始从总董中遴选出二人为办事董事，驻行负责银行业务，以加强银行监督的效果。这个虽然是银行内部的制度建设，但因盛宣怀的官方身份，也有事后补救的意思。

信交风潮后市场一片冷寂，交易所里冷冷清清

张秀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刚才兰教授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分析，金融风潮可以从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来防范。外部监督，从政府、行业组织和社会的监督主体来防治。政府防范，一般可以从风潮爆发前的事前信息披露和监管、爆发后的事中应对措施和风潮平息后的事后补救等过程体现出来。内部监督，主要是从金融组织内部控制来实现风潮的防范和治理。

金融组织内部控制，是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例如作为一家银行，内控就一定要严格。比如以稳健经营而著称的民国大陆银行，自建仓库，在沪行，京、津、沪、汉等大商埠建立分行及仓库，之后汉、青、湘等行均有仓库设立，大陆银行旗下的仓库最鼎盛的时期达到八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津行仓库以及上海行仓库。

仓库的设立真能避免损失吗？我们来看发生在1927年的天津“协和贸易公司倒闭案”，大陆银行对于自营仓库业务的重视使得它成为中唯一未受损失的放款银行。案件其实很典型，以假货单抵押货物在多家银行贷款，最终资不抵债，案发时多加银行贷款受损，这场轰动全国的诈骗案中，大陆银行因为谈荔孙的警觉提早收回贷款而得以免受损失。协和贸易公司的倒闭，使金融界为之一震，由协和贸易公司的遭遇可以看出自营仓库存放抵押品对于保障放款安全的重要性，改变了银行家对于自办仓库的态度，金融仓库业务迅速推广。这件事也让谈荔孙意识到独立经营仓库的重要性，开始大力发展仓库业务。

钱庄银号门口挤兑的人群

城山智子（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金融危机的防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试想如果能很好的预判和解决，就不会一次次成为危机。现在的社会结构及分工更复杂，在危机的防治方面也就更困难。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但最初它是因地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迫使投资基金关闭，而后股市剧烈震荡，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

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危机密切关系也发生在1930年代的上海，我们回头看看它的形成和发生，和现在的危机从原理上是何其相似。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外国租界的人身安全和普遍的稳定性，很多外国人以及中国人意识到那里存在巨大的投资机遇，因此产生了新的制度和组织以便利房地产的交易。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地产价值的信任在上海的金融组织中非常普遍。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的银行都欢迎用位于租界的土地进行抵押。高度商业化的地产推高了货币价格，这时，又恰逢1929年10月至1931年8月，上海从海外和中国国内汇集了大量的白银。由于积累的资金中的大部分投资于房地产，土地价格上涨，信贷扩张。这种非同寻常的房地产投机的繁荣成为上海经济的种威胁。从1931年9月开始，很多国家的政府进行货币贬值以试图促进经济。随着国际银价的升高， 大量白银开始从中国撤离。当中国的经济陷入到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房地产泡沫破裂了，危机也产生了。

国民政府时期在银行门口挤兑抢购黄金的市民

伍旭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是的，金融危机是一个逐渐累积形成的过程，以往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多经验教训。对于金融危机的产生和防治，我国在当前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中更应关注新的情况，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经过了萌芽、起步阶段后，2012—2014互联网金融迎来了快速发展，以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加速布局互联网金融不同业态为主要标志，P2P模式，股权众筹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快速扩张，其主要业态包括出的行业股权众筹模式和第三方支付。经过互联网金融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一些风险问题逐渐积累和暴露，也为了预防引起金融事件，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调，自2015年开始，互联网金融迎来了规范发展阶段，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启示于当世金融

主持人：

从上述讨论可看出，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是巨大的，预测和防治也有困难。但是，金融为百业之首，是经济稳定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7年时就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要做好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我们此次探讨金融危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今。那么各位认为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于当今的中国有什么启示？

伍旭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我认为要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在当今的新形势下，互联网金融时代，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可以考虑鼓励传统的专业金融机构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始新形态业务，提升服务能力。

传统金融机构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仍具有优势。传统金融机构资金实力雄厚，认知和诚信，基础设施完善，线下 网点分布健全。传统金融机构除提供存贷业务、财富存管业务和为支付结算提供媒介外，还为社会提供流动性保险，支持正常经济活动。金融业务的开展需要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与判断，传统金融业的风险控制技术是信息技术无法完全替代的。商业银行利用互联网金融模式，可以深度整合互联网技术与银行核心业务，提升客户服务质量，拓展服务渠道，提高业务水平，适应互联网金融模式给传统金融格局带来的冲击，获得新发展。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在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

张秀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当今金融稳定的基础是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风险控制意识，历史上往往和现今的很多类似。比如金城银行的金融仓库建设，就是为了减少金融机构抵押放款的风险，拓展金融业务。在近代中国，有一些企业为了获得银行的贷款，和一些冒牌货栈串通作弊，用冒牌货栈开出的虚假栈单向银行抵押，当获得贷款开展业务并进展顺利时，这些企业可能按时归还贷款本息而不留痕迹。当业务开展不顺利时，这些企业往往卷款而逃，这和当代金融机构很多情况很雷同。

当前形势下，银行业办理仓储业务，不仅为企业商品流转提供优质服务，也可将商品流通和资金融通活动结合为一体，加速资金和物资的运动。从减少银行坏账，提高放款安全性的角度而言，银行经营仓储业和抵押贷款、押汇业务结合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贷款安全。企业如以实物抵押，货物存入银行仓库，取得栈单，凭栈单向银行贷款，栈单还可以流通转让，这样既加速了资金周转又可保证资金安全。同时银行业也要大力开展押汇业务，使物资发运、存储和结算资金、银行贷款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银行掌握结算资金的主动权，对于减少相互拖欠和“三角债”，加速结算资金周转起到积极的作用。

城山智子（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对于金融危机的启示，我想说，当今中国房地产信贷的过度扩张，会加深作为贷方的金融企业和作为借方的企业的危机，当土地价格的暴跌，导致信用危机，进一步加重就是金融危机，所以说，以房地产作为动力的机制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刚才说到上海1930年代的地产危机，直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金融机构和工会企业都在寻找复兴房地产市场的方法。结果，只是战争爆发后随着难民大量涌入租界，租金再次提高，这一问题被解决，但这是一个特殊事件引起的结果。当今，如果有危机发生，会是很难解决的。1985年日本为了解决贸易摩擦，签署了广场协议，导致日本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面对经济萧条，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发放大量贷款，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从1990年初，日本股市开始下跌，继而房地产开始走低。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的不良贷款不断积累，融资能力大为降低，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设备投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状态，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对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金融风潮是金融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发表了一大批论著。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中国近代金融风潮的研究多集中于梳理相关史实，探讨某一次或几次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过程、影响及其应对机制等方面，从金融机构的视角和房地产视角都比较少，此次听了上述两位的论述，对于我们有很多启发。 金融危机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非常广，影响也非常广泛，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打击都很大，所以要能全面的研究就需要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向来进行。

以史为鉴，也是我们研究的初衷和目的，我通过梳理近代历届政府在金融风潮中的事前防范、事中治理与事后补救措施，以从中总结金融风潮治理中的政府作用，但是实际上当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当今我们国家在政府金融管理上已经有非常成熟和有效的手段。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长期处于“缺门槛、缺规则、缺监管”的状态中，行业风险已有一定累积，P2P理财平台倒闭和跑路等事件频发，早年涉案规模高达500多亿的“e租宝”事件被明确定性为非法集资。近几年在各个部门的联合规范管理下，许多有风险的平台相继爆出，是事前防范与事中治理的很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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