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记228：沈巍西安行，说秦腔诞生于甘肃，是不是真的？

3月23日，沈巍结束十天左右的西安行，回到了上海，回顾此次的西安行，他虽然没有像第一次西安行那样，参与了几起声势浩大的西安热门景点游访活动，身边也少了如第一次那般围拢着热情有加的粉丝，但是，他这一次也有特别的地方，可以说对陕西的软实力文化的介绍，相当精准而浓烈。

陕西的软实力文化，当然不是“大唐不夜城”，虽然身边人掇哄沈巍再度一游不夜城，但沈巍坚决不肯动身，因为这种地方不是他喜欢的环境，而沈巍最热心推举出的西安软实力文化，当数秦腔与长安画派。

他对这两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它们艺术特点、它们的代表人物，均作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可以说，很多人逛了一趟西安，爬了西安的城墙，看了大雁塔小雁塔、游了兵马俑、望了杨贵妃沐浴处，但可能并没有触及到陕西文化的精髓。

这个人就包括本人。那一年，我们单位包车游西安，一路过去，先走开封后到少林寺再到西安，总体感觉，就是看了几个冰冷的遗迹，却没有感触到陕西文化的炽烈而丰盛的内核。

犹记得到当年到西安，早上五点多钟，我从宾馆里出来，想实地踏访一下西安城，其实西安的五点钟，要比江苏晚一个多小时，相当于四点多钟，我当时走出宾馆的时候，吓了一跳，整个城市沉静在深度的黑暗中，悄无人寂，我就相当于半夜里出来漫游古城。我从中轴线，出了南门，然后向东行，绕到了东门，然后重新回到城里来，再回到住地，等于是步行了半个西安城。一路上，不见人迹，想想也有一点后怕，遇到一点危险，就是叫喊也不会有人看见。

西安城不算太大，回来的时候，天光才渐渐明亮起来，路上开始有了公交车，我当时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车上会不会坐着的是兵马俑。

可见，没有对一个地区的文化的亲密接触，就难以了解一个地域的灵魂。

而沈巍对西安的介绍与推举，都是把它们的心灵之秘给袒现出来，即使我们曾经去过西安的人，也会觉得追随着沈巍的步履踏访西安城，会呈现出不同样的湿润感和温暖感。

在西安，沈巍与秦腔专业演员，交流了他对秦腔的深度了解，令行家也佩服不已。

之前，沈巍就多次提到过秦腔，而对《三滴血》中的名段“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更是他每一亮出哑嗓，就要显摆一下的经典曲目，其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沪曲《为你打开一扇窗》。

这次在西安，在秦腔的地皮上，卖弄他对秦腔的掌握程度，他称之为“鸿门宴”，用班门弄斧也说得通，尤其是他说秦腔发源于甘肃，引起某些人士的质疑，甚至发帖说沈巍是胡说八道。

其实早在去西安之前，沈巍就在白鹤的露天书院里，提到过秦腔发源于甘肃，是从甘肃流传到陕西去的。

那么，这是不是沈巍的臆测？我们不妨看一看正统的学界论点。

在王正强著的《秦腔考源》（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10）一书中，非常明确地认为，甘肃是秦腔的发源地。这本书详细地考证了秦腔的历史记载与实地考察的结果，作出了他的明晰的判断。全书内容太长，我们从序言里摘要作者的主要观点，供关心的朋友细阅：

——秦腔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虽然“戏”与“曲”都客观存在，而且都在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却又是两个不同的自我，尤其在它们联姻之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二者达成共识的酝酿阶段过于漫长，过于持久，而今日之秦腔本身，且又明显承袭着成与伎、歌与舞甚至巫风与宗教的诸多历史遗传基因，以致人们对秦腔剧种生成之发端，便从多种角度，有了多样推论和由说。比如有人把它同原始宗教中的“傩舞祭仪”联系起来，有人则说秦汉的《东海黄公》角抵百戏，才是秦腔之肇端。秦国时期赵女与高渐离所唱奏的《燕赵悲歌》，以及唐代乐工李龟年所奏之《秦王破阵曲》，也被视为秦腔之先声 此外还有大曲演变说，俗乐演变说，道歌演变说，等等。这些纷纭学说，听其言无不各自成理，细一想却又缺乏如山铁证。

就这样，热心的秦腔史学家们，前前后后考证了两个世纪，断断续续争论了二百多年，然而，对于秦腔剧种究竟形成于何时何地，至今依然未能道出令人折服的子丑寅卯来。

及至民国初始，中国的文化人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开始将民间戏曲作为国学的组成部分给予关注和系统研究，这才从它形成的下游，沿着主干逆流而上，决意非要探出秦腔的来龙去脉不可时，却在中途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那就是玉霜彩所收藏明代万历传奇抄本《钵中莲》第十四出《补缸》，早就用名曰“西秦腔二犯”的腔调进行过唱情唱事；同时清乾隆 十九年（1774年），钱德苍编撰的戏曲总集《缀白裘》第六集中，也刊有直接标明“西秦腔”作为演唱主要腔调的西秦腔剧目《搬场拐妻》。当时的文人吴长元、张际亮、杨懋健、铁桥山人、丁立成、小铁笛道人、徐珂，等等，纷纷形诸笔墨，异口同声，均言这种名叫“西秦腔”的腔调，正是来自甘肃的戏曲腔调，同时也是当时蜀伶唱红京都和被称作“琴腔”或“甘肃调”的一脉传承，而且还称这个腔调，不仅是今日秦腔之前身，还是我国板腔体戏曲声腔之滥觞。

甘肃的西秦腔，作为最早形成的一种戏曲腔调，早在明代万历以前，就已流播江浙粤闽和川渝云贵，由此引动“始蜀伶，后徽伶尽习之”的社会流风，“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一种腔调”，并被花部诸腔纷纷“转相效法”，甚至有人还说，乾隆时期蜀伶魏长生，正是以演唱甘肃西秦腔，斗倒“南昆北弋”，由此挑起了一场震撼神州的'“花雅大战”。

这些发现，都是白纸黑字，似乎很能说明问题，然而，后世之人却在诠释甘肃西秦腔与陕西秦腔的文化内涵时，往往发生混淆和偏执。因为，对于西秦腔、秦腔、琴腔、陇西梆子腔、陕西梆子腔、西秦腔、西皮调等这一大堆发音相近，形貌似同，并存于同一个秦文化戏曲声腔剧种范围的繁杂称谓，莫要说外地之人难以辨析得清楚，即使当地人也会常常混淆，再加上时间的磨洗，今人的错位引导，以及人云亦云的随波盲从，从而导致秦腔之发端，迄今依然是一桩尚无确切定论的无头悬案。

这不仅对我国戏曲史学研究造成了重重迷障，特别是每当涉及梆子声腔剧种形成和发展问题时，甘肃西秦腔便成了既不可不论又不可深论的一大困扰，以致一直影响着对它历史价值的评判和戏剧地位的认同。

依我看，琴腔与秦腔、西秦腔与秦腔，虽属同一秦声系统范围，但“工尺咿唔如语”的甘肃西秦腔或琴腔，同“多为杀伐之声”“的陕西乱弹腔或昆梆，在总体艺术风格上的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隐匿在同一秦声名下的多重含义，却成了致乱之源。单就陕西秦腔而言，其骨血虽系“甘凉之雄”，而肌体却在秦地熔铸而成，造成这种“西粮东养”的现象，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早在先秦时代，甘肃大部和陕西西部，通称为《禹贡》九州雍州之地。西周秦嬴的出现，因秦襄公“始有岐西之地”，在秦州建国立都的公元前750年以后，便将陇东南和秦之西称为“秦地”。甘肃秦州作为秦之发家地和大本营，自然成为秦文化之发源地。…………

后世之秦腔，虽系甘肃西秦腔的一脉传承，今人却全然淡忘了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原因就在于人们被河陇大地的广袤与苍凉遮住了双眼。就连曾振臂高呼“西北是中国戏剧源头”的齐如山、欧阳予倩等这样一代戏剧大师，也屡屡忽视这一历史。他们几度亲赴西北实地考察中国戏剧源头，几度却又行至西安而止，也许是过于看重了作为五朝国都的长安，却恰恰漠视了秦人、秦地起始的西北广袤后方一一甘肃。

这种历史的误解，导致他们不肯再往西行半步，就这样，中国戏剧之发端，与他们失之交臂，擦肩而过。由此促成甘肃戏剧文化厚重而丰富的矿藏资源，至今还是一块无人开掘、无人问津、更无人认知的处女地。但是，我敢说，作为板腔体生成基础的甘肃西秦腔，它依然存活在属于自己的沃土中，也活跃在自己家人的眼皮下，只不过封凝在肌体外部的时间尘埃，已经使它面目皆非，只怕我们仍有机会听得见它，却因不能辨认“庐山面目”而又每每交臂失之罢了。——

在王正强、周琪著《秦腔通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中，因为作者与上一本书有交集，再次论述了上书中的观点。书的序言里，也引录了其它的相关论点，都证明，甘肃是秦腔的源头：

——《中国戏曲志·甘肃卷》始稿有这样一段概述：“秦腔，甘肃地方传统剧种之一，源自于明前叶秦州所属秦安古地，初为秦州民间小调及说唱故事。后经民间艺人在唱腔上的不断丰富及所表现故事情节的逐渐繁杂而形成西秦腔……”

而王正强先生则认为：“秦腔，作为‘甘凉之雄’，远在明清之时，就已成为甘肃大地上流播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形式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开发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东部文化迅猛地发达进步，西部文化开始渐次衰落下来。作为民族古老文化一体的甘肃秦腔，自也如同黄河之水由西向东的流向一样，也由过去‘古凉州民习秦声已久，甘州亦然’‘西陲最尚’的甘凉河西中心地带，渐次向‘偏于北地’的‘陕西西腔宗派’汇合。

因为，南运商业路线的开通，在促成一度繁荣昌盛的河西走廊惨遭冷遇的同时，相应又使陕西关中成为接受进步文化的‘近水楼台’，尽管当中国戏曲真正问世之时，它不是宋元明清的京畿之地，但在接受外来文化和各种进步文化方面，却较甘肃占据了优越的天时地利条件。因此，不只促使了该地区文化从此迅猛地发达进步，而且反过来又对地处西陲的甘肃文化进行渗透，这就促成了甘肃秦腔与陕西秦腔的融合。

其中至为关键的，就是近百年来甘、陕两省秦腔在艺术上、人才上的频繁交往有力地充当了两者之间相互学习和相互‘合壁’的媒介。这种融合，当然不仅仅是历史长河流变的必然，重要的是秦腔作为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其自身也需要进步，需要同时代脉搏力求合拍。但在此之前，甘肃秦腔无论其唱腔音乐还是伴奏乐器，均保持着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因此，沈巍所称的秦腔发源于甘肃有着学者溯源的考证结果支撑，代表了一种学界普遍的共识。正如沈巍所说的，这种说法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通常情况下，一般的资料介绍中，只是笼统地介绍了秦腔的来源，更有的学者采取了一种模糊叙事，故意隐约其事，但是专业的秦腔探源研究，都不得不正视甘肃作为秦腔的最早的源头的客观事实，沈巍看似随口而谈的介绍，却有着它在业界公认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