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皇帝一生英明神武，晚年却有个大遗憾

唐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夜（公元859年9月），大明宫。

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即后来被人称为“小太宗”的唐宣宗李忱，此刻已经是病入膏肓。

图|唐宣宗

李忱心里很清楚，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身为皇帝的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办完，就是他死后传位的问题。

出奇的是，李忱并没有召来宰执商量这件事，而是召来了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主管内廷传宣诏命）王居方，反复的叮嘱他们，要立当时在宫里夔王李滋当太子。

不过，当时在病中的李忱并没有发现，他的这个决定里面有个大问题。

1

李忱生前并未立皇后，所以他没有嫡出子女。

按照宗法制，序齿应该由年龄最长的郓王李温继位。

可问题就是，李忱很不喜欢这个长子。

唐宣宗在位期间，共有十二个儿子。其中郓王李温最长，为元昭皇后晁氏所出。

应该指出的是，晁氏这个皇后，是儿子李温继位以后，才给母亲追封的，也可见夔王李滋后来并未如愿登上皇位。

唐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一日，唐武宗去世，37岁的光王李忱（原名李怡）在宦官、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的拥立下登基称帝。

李忱沉默寡言，过去一直被人视为不聪明，直至掌权后才露出獠牙。

不过，李忱继位以后，他没有把生下长子的晁氏立为皇后，而仅仅只是封为美人。

不仅如此，李忱在继位后并没有第一时间立太子，而是下令封五王，长子李温被封郓王，二子李渼封雍王，三子李泾被封为雅王，四子李滋则成为夔王，五子李沂被封为庆王。

其余诸子都是大中二年以后才陆续封王，所以理论上，能成为太子的也就是上述五王。

尽管是五王同封，可在待遇上，李忱明显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所有的儿子都是住在宫内的，只有长子李温是独自一人住在宫外的十六王宅的。

李忱如此明显的偏心，也让人比较疑惑。

如果说是因为爱屋及乌的关系，显然并不对。

根据史料来看，李忱并没有对晁氏有多少厌恶，相反还十分喜爱，晁氏不仅育有长子李温，而且还育有两个公主，这两个公主后来也都颇受李忱宠爱。

唯一只是没把晁氏封为皇后。

这里姑且猜测，李忱只是为了不让长子李温成为嫡长子，才故意这么做。

不少人也认为，李温生母晁氏仅为光王府侧妃，无显著政治背景，导致李温缺乏“嫡出”优势，在重视门第与礼法的皇室继承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事实上就是，李忱喜欢的第四子夔王李滋，其生母吴昭仪本身也无政治背景。

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忱觉得这个儿子（李温）暗弱，他之所以喜欢第四子夔王李滋，认为这个孩子很像自己，将来有能力把控朝局。

大概也是为了让儿子顺利继位，李忱不仅将夔王李滋安置于大明宫内，并且还安排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侍读，以姚勖为师傅，为王授经。

从这个安排也不难看出，李忱就是要把李滋扶上太子之位。

可李忱这个举动，明显是过不了宗法制这一关。

按照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李温在继位一事上有着先天的优势，无论李忱如何努力，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

李忱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所以迟迟没能下定决心立太子。

本来李忱还打算慢慢等待机会，可底下的大臣就已经先坐不住了。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月，户部魏侍郎向皇帝进言：

“如今天下无事，惟有未立储君，是臣下最为忧心的大事。”

这魏侍郎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令在场所有朝臣也很动容，纷纷附和，可李忱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

图|大中之治

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宰相裴休觐见皇帝，李忱叫他畅所欲言天下大事，裴休也很直接：

“早立太子，便是天大的事儿。”

李忱听了这话，心里很不高兴，在一旁阴恻恻的说：

“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

一听这话，裴休吓得跪倒在地，此后再也没敢提立储的事儿。

可李忱并没有想到，他到此只剩下三年寿命了。

2

李忱是唐宪宗李纯之子，之后又经过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至37岁才登基。

除开国皇帝外，李忱也算是历史上继位比较晚的皇帝了。

也因为继位比较晚，所以他在位也可能比较短。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忱早年日子过得并不好，特别是侄儿辈儿的敬宗、文宗，武宗继位以后，也把他看成威胁，李忱少年时不爱讲话，为人沉默寡言，因而常被人讥讽为不聪明，文宗、武宗时期常在宴饮集会之时强逼他说话。

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下，李忱也只能是装出一副不聪明的摸样，来勉强保全性命。

野史上，多有记载武宗为了保皇位，迫害李忱的记录，比如武宗指示指使宦官将李忱绑架关了起来，几天之后又找人将李忱捆绑起来扔进了宫里的茅厕。有个叫仇公武的宦官有心搭救，便假意借口已杀死李忱，而将其送出皇室。三年后，武宗死，宦官才将李忱请出来当皇帝。

也因为受迫害日渐，李忱还曾逃到江南，出家为僧。

后世史家认为，武宗因为皇位迫害李忱没有根据，可从这些野史也不难发现，李忱在登基之前，处境其实很艰难

过于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得李忱继位压抑，以至于李忱后来继位以后，颇有些报复性享乐的意味，过分的亲近女色，并且不加以节制。

客观上造成了李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唐宣宗听说罗浮山的轩辕先生特别长寿，于是特意派人把他请进宫，询问长寿之道，轩辕先生告诉他：

“废止歌舞和女色，去掉食物的滋味，对待哀和乐没有分别，施舍恩惠不偏不倚，自然和天地会合恩德，日月齐明，到达尧、舜、禹、汤的治道。而长生不老的道术，又算得上什么难呢?”

尽管故事记载轩辕先生为唐宣宗批谶的说法不可信（即指唐宣宗在位十四年），可轩辕先生劝说宣宗的话却很耐人寻味。

李忱意识到自己身体情况不妙，所以后来就有了服食丹药的习惯，希望能延长寿数。可这个习惯又加剧了他身体的每况愈下。

唐大中十三年五月（859年），李忱因为食用太医李元伯所献的仙丹中毒，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一连一个多月都不能上朝。

缠绵病榻三个月，李忱就迎来了自己的大限。

在他去世的这天晚上，李忱连夜召集了心腹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主管内廷传宣诏命）王居方，要立当时在宫里夔王李滋当太子。

我们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为了防止宰相专权，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逐渐完善，形成了“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的分工原则，客观上加强了皇权统治。

即便是如此，当时宰相的权力依然很大，皇帝也感觉势单力孤，因而拉宦官入场，作为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筹码，这也导致了中唐以后，宦官逐渐掌权的形势，甚至于宦官可以直接掌握兵权，废立皇帝。

与高力士、李辅国等权势宦官凭借与皇帝关系亲近而掌握实权不同，枢密使是从制度上确立宦官干政。他们夹在皇帝与宰相、文武大臣之间，专门负责上情下达。

当然因为宦官掌握兵权的关系，所以出现假传圣旨等一类的事情屡见不鲜。唐代宦官之所以能废立皇帝，也是基于此。

李忱在位期间，已经极大了压制了宦官专权，所以在位的枢密使都是他自己的人，便于他牢牢的掌握权柄。

不过，在传位的这个要命的档口，李忱也不知道是疏忽了，还是忘了，只是传召了亲信的宦官，却忘了召集掌握兵权的亲信将领（李忱忘了他自己就是掌握军权的宦官扶持上位的）。

由于李忱在位期间并没有立太子，当时能左右宫禁的左右神策军（禁军）因为支持谁为太子，其实已经列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尊奉嫡长子制度的，主张立李温伟太子的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另外一派就是追随李忱的右神策军中尉王茂玄。

就在这个决定帝国继承人的晚上，李忱只叫来了枢密使和宣徽南院的亲信嫡系，却忘了叫神策军中王茂玄。等于说埋下了一个极大的漏洞。（也有说法认为是王归长几人故意不叫以免消息泄露）

李忱当晚病逝后，王归长、马公儒等人也许是基于私心，想把拥立之功拦在怀里，竟然也未通知与他们交好的王茂玄，而是假传圣旨，贬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出任淮南监军。

王宗实于第二日凌晨时分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最初也没有辨别真假，而是欣然领命。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左神策军副使亓元察觉出了不对劲，他建议王宗实：

“圣上病重，已经逾月，中尉平日里只能隔门请示起居，何不见圣上一面，以辨真伪，然后再走也不迟。”

王宗实恍然大悟，于是穿戴整齐重新入宫。

当时，因为李忱已经病逝，皇城多处宫门已经临时增派了警卫，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出入，然而王宗实、亓元凭借身份，硬是叫开了宫门，等到他靠近大明宫门口时，听到了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哭声，这才知道皇帝已经病逝。

王宗实怒不可遏，当即闯入宫禁，严厉指责王归长等人假传圣旨。

王归长几人也都惊呆了，为了保命纷纷跪倒在地，请求宽宥，王宗实也不与他们废话，立即派出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去迎接当时还住在宫外十六王宅的李温。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李温抵达御榻前，看着已经去世的父皇，他大哭了一场，随后王宗实命人拟了遗诏，立李温伟皇太子，权知军国政事。

次日，唐宣宗大敛，李温于柩前继位。

不久之后，李温下了一道圣旨，以伪造圣旨为名，捉拿王归长三人，当日就将三人处斩。

次年，李温安葬了宣宗后正式继位，并改名为李漼，同年十一月，因唐宣宗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岳晏咸通”的句子，李漼改元为咸通。

夔王李滋于咸通四年（863年）去世，年仅20岁，死时无后。

从此开始，大唐进入了崭新的纪元。

3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李漼继位对于大唐而言并不是一个好事，尽管他继位以后，颇有开创父祖事业的精神。可事实上没过多久，李漼便暴露了本来面目，他喜好饮宴、游乐，对国家大事不屑一顾，也是因为他的无能，导致了大唐逐渐走向下坡路。

也因为过于贪图享乐，原本正值盛年的李漼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唐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李漼病入膏肓，同月十九日，病逝于咸宁殿，谥号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

《新唐书》在谈及李漼以及其子李儇（唐懿宗、唐僖宗），说他们父子俩是“以昏庸相继”。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李忱当年不立这个儿子为太子，确实是有先见之明。

不过也很遗憾的是，因为李忱在立储一事上反复犹豫，导致了朝廷内外因为立储争执，使得本来已经被遏制的宦官势力又重新抬头。为大唐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而敲响大唐王朝的丧钟声，似乎已经提前到来。

也就是在李漼继位两个月后（唐大中十三年十一月），浙东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史称裘甫起义。

裘甫起义相比于后来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的规模就要小太多，却是引发一系列祸端的开始。

不过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浙东爆发了农民起义？

事实上，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就已经成为唐王朝尾大不掉的问题，地方藩镇可以自主任命官员，截留赋税、征召兵员。

当时，浙东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还听从朝廷诏令，上缴赋税的地区，而且也因为浙东地区十分附属，繁重的赋税带给当地百姓的负担也很沉重。

浙东的百姓受不了了，索性公然造反（不造反活不下去了）。

按照马克思哲学注意的唯物史观，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

在封建王朝时代，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因为土地问题天然对立，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古代在开明盛世，也伴随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到了一个王朝的末期，土地兼并越来越重，当农民被剥削到了极点，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必然也要为了生存反抗。

农民起义就成为封建王朝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开端。

不过，对于李漼而言，以他所处的时代，自然难以看清这一形势（他本人况且也并不具备远见卓识），浙东的农民起义以后，首先挑战的就是他的权威，他自然是不能够容忍。

图|裘甫起义

唐咸通元年（860年）二月，李漼召集朝臣商讨对策，下令罢免了镇压农民起义不利的浙东观察使郑抵德，并令百官重新推选一个人指挥平叛。

出奇的是，宰相夏侯孜并没有推荐武将，反而是推荐了一个文官平叛——时任安南都护的王式。

夏侯孜这个推荐在当时来看，并不算是错，王式能力确实不错，后来他也确实平定了叛乱，可从来发展来看，却又酿成了另外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