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香港法官还在引用大清律例？

最近，香港法院的一份判词引起不少关注。因为法官在论证时，竟然引用了一部一百多年前的法典《大清律例》。许多人就问了：清朝早在1912年就灭亡了，为什么一百多年后，香港法院判案时还会引用到清朝的法律？

《大清律例》，是以明代《大明律》为蓝本，在顺治年间开始编修，其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多次增删校订，到乾隆时期基本定型，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国家法典。

所谓“律例”，并不只是简单的刑罚条文。“律”是正式的法条，“例”则是围绕具体案件逐步形成的解释和判例说明。当官员不知道该如何判案时，就可以翻查这些“例”，看看前人是怎么处理类似案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律附例”的结构，已经相当成熟。

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律例》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清朝疆域之内。越南阮朝在制定《嘉隆法典》时，大量参照清律；琉球王国在十八世纪编纂《琉球科律》时，也借鉴清律结构。在东亚文化圈内，它曾经是颇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一部法律典籍。

那么，这部法典在什么时候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呢？

1912年清帝退位后，中华民国政府开始逐步废除清律，转而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民法、刑法体系。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又建立起全新的法律制度。从制度层面来说，《大清律例》早已在中国大陆被现代法律体系所取代了过百年。

那为什么现在的香港法院，还会在判决书中引用《大清律例》？这就要讲到香港独特的法律结构了。

1841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开始占领香港岛。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此后又通过《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九龙半岛和新界陆续纳入英属香港。一个新的殖民地法律体系，就此展开。

英国是普通法国家，和中国乃至其他采用成文法的国家不一样。普通法并不是一本完整的法典，而是一套以判例为核心的体系。法院过去如何判案，往往会成为后来法官参考甚至遵循就的先例。这种制度强调“先例”的权威。

▲19世纪英国法庭

英国人在统治香港时，自然把普通法体系带了进来。来自英国王室的敕令、英国国会通过的法律、以及英国普通法原则，都成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但香港当时的人口结构，绝大多数是华人。他们的婚姻、继承、土地、家族制度，与英国社会完全不同。如果一夜之间强行套用英国法律，社会运作会出现巨大的断层，也会引发华人的强烈反感。

因此，当时英国就在香港实行了一种“双轨结构”，英国法律管英国人，华人社会则在一定范围内继续沿用原有的中国法律和习俗。当时所谓“原有的中国法律”，就是指《大清律例》了。

▲清代某家庭

尤其在婚姻、继承、纳妾、土地等领域，香港法院长期承认华人按照《大清律例》订立的法律关系。

清朝在1912年灭亡，但香港并没有自动切换到中华民国法律，原因很简单：

香港不是中华民国的司法管辖范围，而是英国殖民地。英国既不会自动采纳民国法律，也不会主动替华人社会设计一套全新的成文法体系。只要香港没有立法明确废除某些传统规则，那些原有的法律原则就会继续被视为“有效习惯”。

所以，《大清律例》虽然在大陆消失，却在香港以“华人习惯法”的形式存活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而真正开始终结它的，正是婚姻制度改革。

▲六十年代香港人婚宴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香港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战后经济起飞，人口结构改变，女性教育水平提升，社会价值观逐渐现代化。传统的纳妾制度，在现实中越来越少见，但在法律层面却依然“合法存在”。因为在婚姻领域，香港仍然承认非基督教华人按照传统习俗建立的婚姻关系，而这一传统的法律依据，正是源自《大清律例》。

换言之，在1970年代之前，香港在法律上仍然允许“一夫多妻”的存在。这里的“多妻”严格来说是“纳妾”制度，而不是西方式的重婚。它有一套传统规则，涉及身份、继承、财产分配等复杂安排。

这就是为什么，像何鸿燊这样的富豪，可以在元配之外，再依法迎娶“二太”。当年他为二太办理了正式的纳妾文书，这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内是有效的。后来进门的三房、四房，因为法律环境已经改变，无法正式注册婚姻，只能通过“摆酒”方式确认社会地位，但在法律意义上已不再具有清律时代的完整保障。

类似的例子，并不只何鸿燊一人。像林百欣、霍英东等那个年代的富商，也都拥有多房太太。这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是合法的家庭结构。

然而，随着社会舆论的变化，这种制度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

1970年，港英政府正式通过《婚姻制度改革条例》，并在1971年10月实施一夫一妻制。自此之后，香港不再承认新的纳妾关系。《大清律例》在婚姻领域的最后一块适用空间，都被成文法所彻底取代。

2003年的TVB电视剧《非常外父》，大结局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郑少秋饰演的主角，为了给二房一个合法的名分，要赶在‘一夫一妻制’生效前的最后一刻，拼命赶闸去登记。这并不是编剧乱编，而是一个时代的法律现实。

在这一点上，澳门在某种程度上比香港更“长情”。澳门和香港一样，长期在婚姻家庭领域承认华人传统习俗。不过，它的改革时间更晚，要到80年代，随着现代民事法律体系建立，这些传统制度才被逐步取代。

▲澳门法院

可以说，这两座城市，是这部古老法典在现代世界的最后两个“据点”。但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法律被废除，以前发生过的法律关系就不算数了呢？

我们讲回开头那宗2024年的案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一位长者在1939年按照当时华人习惯收养子女。几十年后，在涉及遗产继承时，争议焦点变成这段收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关键就在于时间点。1939年的香港，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收养法典。当时华人社会的收养制度，仍然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而法院在判断那段收养关系是否成立时，必须回到当年的法律下。

▲AI生成

这叫做“按当时有效的法律判断当时的行为”。如果在1939年，华人社会的收养规则是基于《大清律例》及其延伸习惯，那么今天的法院在确认那段历史事实时，自然要引用那套规则。否则，就等于用今天的标准，去否定当年合法成立的权利关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理原则，就是“不溯及既往”。新法律可以改变未来，但不能轻易推翻已经成立的过去。否则，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都会失去稳定性。如果几十年前的婚姻、继承、收养关系，今天都可以被重新解释甚至否定，那么社会秩序将会陷入混乱。

所以，当现在的香港法官引用《大清律例》时，他不是在搞复辟，也不是在致敬慈禧太后。他只是在确认一个事实：在那个历史时刻，如果这份权利是合法建立的，那么在今天，法律依然要承认它。

这看似荒诞的一幕，正显示了过去香港法律制度强调的一种核心价值，法律的可预期性。

我自己曾经学习过七年法律，毕业后也曾从事过两年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后来转行，但我对现代法律最深的理解是：它不应该是统治者随时可以修改用来束缚人民的工具，而应该是社会成员之间最稳定的契约。

▲香港终审法院

当一部早已消失于时代的法典，在现代法庭上仍然被认真地引用和讨论时，这其实传递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规则一旦建立，就不能被随意推翻。

正是这种坚持，让香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投资者相信：这里的规则不会因为时代变化或权力更替而轻易改变。所以，香港如果想继续维持国际商业地位，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降低税率、搞好基建或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而是守住这份法治的传统。

最后，我想留个问题给大家：在你看来，这种对过往法律关系的引用，究竟是法治的迂腐，还是法治的最高境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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