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胆忠心：追忆血洒中印边境的战友们

本文转自新周报，据《文史博览·文史》、《贵阳文史》

导读：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共和国不会忘记！作为此次战役的亲历者，本文作者（任志伊，时任西藏军区步兵11师33团政治处组织干事）每次回忆起那次难忘的战斗，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

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整个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是根据中印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

1951至1953年，印度当局乘新中国正忙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机，派印军非法侵占中国领土。尽管印度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国外交部也多次向印度当局提出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始终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领土争端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月22日，就在我人民解放军拉萨战役胜利结束的当天，尼赫鲁正式给我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的领土要求，总面积约有1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在其无理要求遭到我国政府的拒绝后，印度当局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在中印边界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1962年10月12日，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突然下令向中国开战。10月14日，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他乘飞机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度边境重镇提斯浦尔城坐镇指挥。10月18日，印军总参谋部下令向我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当印军大肆向前推进，严重威胁我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我（本文作者任志伊）在西藏军区步兵11师33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部队向战区开进后，政治处主任范启荣交给我的任务是：一方面协助连队做好战时政治工作，一方面负责做好战场烈士收殓工作。

范主任严肃地对我说：“战争是残酷的，打仗就有牺牲。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深厚的革命感情，收殓好为国牺牲的烈士，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

当时，我们部队正奉命向敌纵深德让宗、邦迪拉地区（注：均属我国领土，但被印军无理占领）执行迂回穿插任务。部队于1962年11月10日从达旺出发，穿密林，越高山，涉水河，攀悬崖，行程数百里，历时7天5夜，冲破敌人层层阻击，抵达敌人重兵守卫的登班。

11月17日下午5时，我尖兵连与敌守卫队遭遇。尖兵连机动敏捷，英勇顽强，先敌展开，先敌开火，先敌冲击，逼近敌人阵地前沿。登班守敌立即连连发起反击，并以远距离之野战炮和近距离六〇炮，压制我方火力，疯狂阻拦我后续部队前进。只见一颗颗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掀起一股股呛人的气浪，子弹“嗖嗖”从我们身边飞过，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部队不断出现了伤亡，范启荣主任命令我和团部文书阎崇厚（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医生罗顺安，率领一批民工担架队员负责收容伤员烈士。此时此刻，作为一名边防战士，我们多么希望紧跟大部队前进，向敌人阵地冲击，然而，“军令如山”，不可违抗。同时，望着躺在山野里的伤员、烈士，我们实在不忍心离开他们，于是，冒着敌人的炮火，机敏地抢救伤员。

33团5连副连长黄杰左手被弹片炸断，鲜血直流。罗医生迅速对他进行了简单包扎，把他扶到隐蔽的山洞里。黄副连长是个刚毅的硬汉子，忍着伤口的剧痛不哼一声，顽强地坚持着，直到担架队把他抬到野战医院。

团卫生队队长郭士友，头部负了重伤，神志不清，嘴里却在不停地叨念：“不要管我，快冲上去，消灭敌人要紧！”他终因伤势过重，加之战时医疗条件有限，不幸牺牲。

目睹此情此景，我们万分悲痛，谁也没有说什么，怀着对战友的无限深情，将一件雨衣轻轻盖在他的身上，默默地脱下军帽，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搜寻烈士遗体

7天来，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实实在在睡过一次觉，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热饭，我们已经感到极度疲惫，但一想到我们的烈士，为保卫边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哪还顾得上什么疲劳饥饿。于是，我们又精神抖擞地搜寻着，当把所有烈士都抬到集中点后，我们才坐下来稍稍休息。

在这批烈士中，有一位我非常熟悉的人，他是团部参谋康彦岐。康参谋是陕西关中平原人，二十七八岁年纪，办事精明能干，军事技术精良，曾经在步兵学校学习。1958年在甘肃南部执行平叛任务时，我们就在一起行军作战。记得有一次，他带领侦察班深入敌穴化装侦察，掌握了敌情，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首长的表扬。

按照战前有关规定，我们对烈士随身所带的个人物品（如钢笔、手表、钱、笔记本等）进行了清点，并逐个登记包好，写上烈士名字（注：部队在出发前，要求每人在衣服内侧写上部队番号、单位和个人名字，以防万一），以便日后交给他们的亲属。同时，用白布条写上烈士的英名和单位，缠在烈士遗体上，作为日后辨认的依据。

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倾注了对烈士无限崇敬。

在部分烈士的衣服口袋里，我们还发现了被鲜血染红的入党、入团申请书和杀敌立功决心书。一位烈士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我决心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接受党组织的严格考验，争取火线入党！”

一位烈士在给父母尚未发出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万一儿子在战斗中牺牲了，请你们不要悲伤，你们的儿子是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你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凝视着这一行行浸透烈士鲜血的文字，我们3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可不是一般的文字！它是一颗颗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赤胆忠心！

由于前方战斗在激烈进行，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只好和民工们一起，暂时把烈士遗体掩埋，并树立标志，待战后再运往烈士陵园安葬。接下来，我们怀着无限留恋之情，暂时离开烈士的临时坟墓，匆匆向前方赶路。

护送烈士遗体到烈士陵园安葬

经过一天的紧张行军，我们来到了邦迪拉镇，此处是印军东北特区所在地（注：属于中国领土）。一路所见，到处是被我军击毁的印军汽车、坦克以及印军狼狈逃窜时所遗弃的军用物资。显然，这里曾经进行了一场恶战。

邦迪拉地处交通要道，是北通达旺、南通印度堤斯浦尔的重要门户，地形复杂，山间林木茂盛，峰顶云雾缭绕，镇上有商店医院，为印军重要军事据点。印军被我军击退以后，我们就来到镇上。

这时，又陆续从前方运下来几批烈士，我和其他几位同志逐个清点登记之后，暂时安放在几顶帐篷内。白天晚上轮流派人守护，以防野兽侵害。

1962年11月21日零时，我国政府从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出发，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给予入侵者以沉重打击之后，郑重发表我军主动停火、后撤的声明。

当时，部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他们说：“敌人侵占了我们大片土地，我们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我们打了大胜仗，怎么还要主动停火和后撤呢？”我作为亲身处理收殓烈士遗体的人员，这种想法就更为明显。

然而，服从命令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尽管思想不通，行动上还得坚决服从。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上级机关派出10多辆专车，又令我率领民工担架队，护送100多具烈士遗体到烈士陵园安葬。

于是，我们又来到了临时掩埋烈士遗体的登班。在民工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把所有烈士遗体（没有丢掉一人）安全地运送到了西藏山南翠当烈士陵园。陵园坐落在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周围栽满苍松翠柏，景色宜人，烈士们安详地长眠在这里。

几年以后，在我离开西藏之前，我利用出差之机，再一次来到烈士陵园，向烈士墓鞠躬致敬，以表达对烈士们的深刻怀恋和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