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谭知耕病重住院，期间写了份报告交给徐帅：请为叶道志平反

1983年6月，开国少将谭知耕被查出患有癌症，在病重住院期间，他一直心心念念一桩45年前的往事。

在已经递交了一份报告的情况下，谭知耕不顾病体未痊的情况下，坚持在前一份报告的基础上，又写了份内容更为详实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讲45年前，即1938年在新四军的叶道志、徐长胜、陈康三人携枪离队的事件。

当年这件往事影响巨大，在三人携枪离队以后，新四军军部派人去追，结果因为沟通不畅，徐长胜被击毙，叶道志则是被押回新四军军部，并被定为叛徒，以至于被错杀。

三人中唯一离开的陈康，后来北上去了八路军129师，深受刘伯承师长、陈赓旅长的重用。

谭知耕当年亲身经历了这段往事，他认为“叶道志、陈康、徐长胜三人擅自离职确实是错误的。但枪毙叶道志，击毙徐长胜是不应该的“。并提出应“恢复叶道志和徐长胜同志的名誉，并建议将结果向全军发个平反公告。如他们仍有家属的话，应对其家属进行抚恤。”

往事如烟

叶道志1910年出生于河南光山县陡山河乡槐树店村，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战士，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一团班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因为作战勇猛，叶道志逐步得到了上级信任重用，至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时，他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政委。

不过，叶道志作战虽然勇猛，但也有一些弱点。

比如说性格急躁。

据李德生后来回忆：叶道志“军阀主义很严重，很有张国焘的风格”。

1935年6月，李德生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松潘县镇江关，他以交通班班长、支部书记召集支部成员汇报思想情况。

当时，师政委叶道志也派了秘书参加。

一开始会议开得还很顺利，各支部成员都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

支部书记李德生做最后总结发言：

“现在部队战斗比较频繁，生活相当艰苦，更要加强思想工作，最近几个月，我们的党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经常了，希望大家以后抓紧。”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叶道志的秘书回去汇报工作时，曲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因此在叶道志看来，李德生的意思就成了“他觉得现在部队不如过去了”。

当时，红四方面军受张国焘影响很大，那时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一大批军、师干部都受到了影响，甚至于个别一些干部因为出身高，有文化都受到了处理。

叶道志听了秘书汇报以后，认定了李德生有严重的思想问题，李德生很倔强，抗辩了几句。被叶道志不分青红皂白捆了起来，后来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还撤销交通队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职务。

一直到1946年，李德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7旅19团团长期间，时任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提议给他平反，得到了三纵党委通过。

李德生这时才恢复党籍，并按1932年入党计算党龄。

李德生的事儿算是得了一个完美的解决。

可叶道志后来却出了事儿。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军进行了混编，并分为左右两路大军，后来因受张国焘影响，左路军并未顺利北上，而是南下川康边。

不仅如此，张国焘还另立“中央”，自封主席。

许多不知情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被裹挟南下。

可南下以后红四方面军连续作战，损失惨重，加上后来受到共产国际指示，张国焘迫于形势，不得不承认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取消了他所立的"中央"。

后来包括叶道志在内的一大批红四方面军将领都被安排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因遇到批判过头的情况，许世友等一批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产生疑虑，准备离开延安回四川打游击，后来还是在毛主席关怀下，他们才解开了心结。

当时，许世友也只是受到了开除党籍8个月的处分。

拖枪离开

1936年10月8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在欢庆晚会上，叶道志还即兴写了首诗，并唱了出来：

“告别鄂豫皖，转战鄂豫陕；离开大别山，飞越大巴山；痛击四川军，万源保卫战；长征多艰苦，风雪伴我眠；红军无险阻，革命使人欢。”

这里有件事儿要澄清一下，有文章说叶道志曾参加西路军，说他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成牧羊人，半乞讨逃回延安。

从资料记载来看，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5军、第9军、第30军共约2.18万人组成，于1936年10月下旬西渡黄河作战。叶道志所在部队（红31军、红4军）未列入西路军序列，而是留在陕北或后续编入八路军。

留在河东的原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红31军后来抗战爆发后，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

就连许世友一开始也是被安排到129师任副旅长。

不过出奇的是，叶道志从抗大毕业后，没有被安排到八路军，而是南下支援新四军建设去了。

1938年春，叶道志率领陶勇（当时还叫张道庸）、王必成等一批原红四方面军将领南下，叶道志出任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

叶道志调新四军工作后很不适应，总的来看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叶道志原来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师长，现在连降了好几级出任副团长，心里很不满。不过，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改编过程中，部队都进行了缩编，降职的也不是叶道志一个人。

事实上，叶道志是嫌弃初建的新四军不正规，第四团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千余人，和八路军营级规模差不多。

对比在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比如原93师政委叶成焕（叶道志曾任师长），后来任129师772团团长；原第11师政委陈锡联任769团团长。

另一方面，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多数也都是从鄂豫皖苏区走出来的，而原来红军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多数是南方人，双方语言不通，沟通起来有障碍。

叶道志本身是河南人，而他所在的第四团，战士基本上都是来自福建，平常想聊聊天，叶道志一张嘴，下面的福建兵听不懂，福建兵说话，叶道志也听不懂。

久而久之，双方就产生了隔阂，也不利于后续指挥作战。

叶道志后来因为工作消极，被调回新四军军部，后来出任了特务营营长，比原来又降了半级，心情就更加郁闷。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有叶道志这样问题的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并不少。

叶道志在特务营期间，和时任特务营参谋徐长胜以及任东南局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员陈康走得很近。

徐长胜、陈康两人都是原来叶道志的老部下，陈康曾任红四方面军31 军 91 师 271 团团长，徐长胜原是红 31军92师276团副团长。

几个人遇到的问题，几乎是大差不差，彼此一交流，都觉得对方知己。

在一番商量后，叶、徐、陈三人终于决定：

“我们回原部队去吧！”

三个人是说干就干。

1938年7月31日，叶、陈、徐三人以看地形为名，在特务营营部通信班副班长杨绍良带路，各带短枪离开部队。

几人走到皖南祁门县山里，叶道志突然对杨绍良说：

“我们不回去了。”

杨绍良大吃一惊，忙问：

“你们要到哪儿去？”

叶道志回答：

“我们到八路军那里去，你愿意去的话就跟我们一块走，不愿意你就回去。”

杨绍良不愿意离开新四军，后来独自一人返回了部队。

军长叶挺得知叶道志三人逃跑后，十分生气，下令周子昆，要把三人抓回来，周子昆命令侦察科长李志高带着人去追击。

后来在江西景德镇山区，几个人碰了面。

面对李志高，叶道志还是同样一番说辞，徐长胜也在一边解释，可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是两边都吵了起来。

李志高情急之下，抬手就是一枪。

徐长胜当场被打死。

这时候叶道志也冷静下来，提出愿意跟着李志高回部队，只是提出要放陈康，陈康当时还劝，说绝不能回去，可这时候的叶道志已经下定了决心。

叶道志回到部队后，被关在军部。

一向治军严格的叶挺认为，叶道志三人就是战场逃跑，要严格执行军纪，政治部门给叶道志等人的定性更严重，说他们三人是想“投靠张国焘”，是“叛变革命”。

后来公审大会上，批判叶道志逃跑也是认为他想“投靠张国焘”。自始至终，叶道志也没有承认，他在公审大会上申辩：

“我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队是错误的，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罚。但我不是叛变革命，更不是去投靠张国焘，而是对分配工作有意见，你们看不起我，排斥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我想到八路军去。”

许多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都不相信叶道志“叛变”，陶勇（张道庸）找到新四军军部，甚至愿意用脑袋担保他不是叛徒。

时任新四军军部政治指导员、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友的谭知耕在公审大会后去探望叶道志，并责问他：

“你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说他是叛徒，你为什么要去投降他？”

叶道志说：

“你相信我，你告诉认识我的同志，要他们也相信我。我绝不是去投降张国焘，而是觉得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准备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拿介绍信回八路军的。”

1938年8月30日，叶道志被执行枪决。

获得平反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在战争年代里面，类似叶、徐、陈三人并不是个个例。

比如杨上堃将军。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分兵，聂荣臻率领杨成武独立团一部共三千人开辟晋察冀根据地。

杨上堃将军当时任独立团一营营长，后来随着部队规模扩大，逐渐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参谋长，一支队参谋长。

杨成武的一分区本身是以原独立团为主组建起来的，后来部队规模扩大后，杨成武就将部队编为两个支队，一支队由老红军组成，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袁升平，下辖1团和3团；三支队由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司令员赵玉昆、政委王道邦，下辖25团和26团。

陈正湘任一支队司令员后，空出了团长的位子，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论资历、论能力，团参谋长杨上堃比较合适。

可意外的是，杨上堃被调任一支队参谋长，二营营长宋玉琳升任一团团长。

杨上堃对其“明升暗降”产生不满情绪，于是做了个错误决定。

1940年2月，杨上堃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侦察科长袁彪的拉拢下，带领3个人与袁彪带领的20余人一起携械出走，到河北省徐水县扩大部队，准备闹出点名堂后再归队。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7天后即回军分区认错领罪。

杨上堃这件事闹得很大，直接惊动了中央。

按照八路军战时纪律处分，杨上堃闹不好要被枪毙，而且八路军总部一开始也确实做出了这个决定，后来还是毛主席听说此事，认为杨上堃只是犯了错误，和预谋脱离部队还是有很大区别，加上他又是红军时期立过大功的老同志，应该从轻处罚。

八路军总部经过通盘考虑，采纳了这一建议，对主谋的袁彪、罗昭晖等人执行枪决，以正军纪；对杨上堃，仅是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同样遭遇的还有钟伟将军。

1940年春，李先念率领鄂豫皖挺进纵队在大、小悟山创建根据地，该纵队第三团因防守四方山阵地未经请示擅自撤退，致使敌人攻到了纵队司令部附近，李先念本人差点遇难。

李先念后来未对此事做出严肃处理，只是做了不点名批评。然而时任3团政委的钟伟在接受批评教育过程中反应激烈，认错态度并不好。

1940年8月，在调查过后，代政委任质斌在整顿会上决定：

“团长肖久远被严厉批评，调离3团；政委钟伟开除组织一年，调随营学校任教员。”

没想到的是，钟伟受处分以后并不服气，甚至扬言要脱离纵队，去幕阜山活动（实质上是想向中原局汇报情况）。

后来在钟伟的住处还搜出了他私下准备的去苏北的路线图。

到8月下旬，钟伟与纵队对立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当时组织上给钟伟的定性已经是“叛变”，并将其看管起来。

好在当时中原局接到了报告，要求把钟伟送来中原局，加上路途遥远，中间隔着敌占区，此事一直未作安排。

同年11月，钟伟带着老婆孩子和同情他的11名战士（其中警卫班8人），私自从豫鄂根据地出发，经2个多月的辗转，于1941年2月初到达盐城。

尽管经历了脱逃一事，组织上也并未对钟伟严肃处理，而是安排他去了五分校任代理校长。

事实上，通过杨上堃、钟伟的个例也不难看出，叶道志悲剧的命运，完全可以避免。

无奈当时做出严肃处理决定的叶挺自身也面临很大的思想问题，特别是他在广州起义后脱党十年，因而在处理一些较复杂问题上，叶挺有时显得过分犹疑，有时又显得简单粗暴，客观上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图|谭知耕

谭知耕将军始终觉得，叶道志、徐长胜两人死的冤枉。

1982年1月15日，谭知耕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以及总政治部写了份报告，详述了这段往事，但是一开始并未得到回应。于是在次年6月，谭知耕将军不顾身体病重，在病床上重新口述了报告，再次递交徐向前以及总政治部。

这一次，谭知耕将军得到了回应。

1983年10月21日，总政治部在经过复查后，为叶道志、徐长胜平反，并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