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型县城”，不是农民家庭的终点

县城正“演化成微缩版城市”，县乡生活方式呈现出高度的市场化，“收支倒挂”使许多农民家庭难以持续，他们的终点在哪里？

父辈和祖辈以其生存韧性、自我牺牲、厚重责任意识为子代的生活托底，超越了经济维度，折射出怎样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转型困境？

短视频的渗透正在如何重塑县乡社会的价值观？

村庄里的老人过得怎么样？他们的苦要找谁诉？

县乡青年思想观念的进化滋生了“超理性虚构”，他们应如何回归面向生活实践的理性，选择正确的行为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最终实现美好生活？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剖析。该书由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德文老师及其团队基于在我国县乡展开的田野调查完成，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细腻的情感、真实的笔触记录我国县乡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生活革命，涵盖从婚育、购房、养老、消费，到年轻人的娱乐、创业以及家庭伦理等方方面面的变化，展现了一幅鲜活的县乡生活图景。

从书中描写的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中，我们得以窥见县乡生活变迁中农民的经历、体验和策略，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思考。

以下摘编自书中，描写了“消费型县城”兴起带来的种种隐忧。

与上一阶段完成县域城镇化的村庄精英不同，多数新生代农民家庭并未获得在县城的稳定就业机会，“借钱买、咬牙买、合全家之力买”是这部分群体县域购房的真实写照。从调研的普遍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过热下中西部县城房价已经涨至每平方米4 000~6 000元，购买一套房子基本需要支付20万~30万元的首付。为了替子代拿到城市生活的入场券，“60后”“70后”的父辈通常要付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并再向亲朋借款，剩下的部分则需要向银行贷款。但与现实矛盾的是，代表着希望的房子却将农民家庭拖入窘境。

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民家庭的生计方式以半正规就业为主，中年男性通常从事建筑工作，中年女性及青年人则进入服务业，这使得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高度不稳定的特点。当这种不稳定的收入方式与进城后稳定的生活消费、债务偿还对接时，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村庄中条件殷实的家庭尚且如此，普通家庭则压力更大。

梅姐

农民家庭城镇化带来的风险程度各异，取决于农民家庭的积累能力。前几年在县城的购房潮中，一些积累能力较弱的农民家庭也选择进城购房，由于家庭组织韧性不足，他们的生活也更容易走向困难。

梅姐，1973年出生，年轻时父母将她嫁给了家里人丁众多的丈夫，家境清寒。婚后，梅姐跟丈夫共同孕育两女一儿，生活虽贫苦，但也算走上了正轨。辛勤劳作多年，梅姐一家计划在县里买套房子，“村里的宅基地不给批，而且大家都进城了，也想证明自己过得不比别人差”。为了供养三个孩子读书和完成在县里买房的心愿，梅姐开始在县里昼夜不停地打建筑工，“别人只干白天，我就昼夜不停地干。女人给钱少，120元一个白天，我晚上也干，就能跟男的一样一天拿200元”。为了不让村里人看笑话，也为了早点有个自己的窝，梅姐甚至节省到家里不买肉，“孩子馋得厉害就买鸡架来炖”。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与极俭朴的生活叠加下，2018年梅姐家终于凑够了在县城买房的花费，其中十几万元源于银行贷款，40多万元来自多年的积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梅姐丈夫突然因病去世，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梅姐一个人的身上。家中缺乏劳动力以后，小家庭的处境岌岌可危。更麻烦的是，由于已经购买了县里的商品房，梅姐无法再纳入村里的“贫困户”“低保户”管理。担忧家里的花费和梅姐的精神状态，梅姐15岁的小儿子主动辍了学，这让梅姐更加心生内疚。

兰姐

为了进城，农民家庭流了汗、拼了命，但生活仍有可能随时因一场意外陷入窘境，进城的目标也可能失败。除了家庭自身的变故，“烂尾楼”是农民家庭城镇化过程中的又一极端事件。2022年7月，因大量楼盘烂尾而掀起的“停工停贷”风波，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烂尾楼”进入人们的视野。网上讨论的大多是二线城市的声音。但实际上，由于县城楼盘开发商以本地中小开发商为主，其“烂尾楼”问题更为复杂，中部某县的“烂尾楼”楼盘有近10个，大多数卖给了进城的农民家庭。

兰姐今年47岁，家庭因县城“烂尾楼”遭受重创。最让兰姐心里过不去的就是儿子的婚事。“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买了这套房子就是给他（儿子）结婚做准备，现在可怎么办？全部被套进去了，再也结不上婚了。”北方农村结婚早，过年也有人给兰姐儿子说亲，媒人开始说的时候以为是县里已经有房，得知买的是问题楼盘后直接破口大骂，说兰姐这是“诈骗”。兰姐既委屈又无奈：“农村人简单，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让儿子结婚吗？想不了这么多，儿子结婚就是最大的指望。现在没有房子，也再没有能力另买一套，我儿子怎么结婚？”

现在，兰姐自己在县城找了一份保洁工的工作，每月收入1 800元，她省吃俭用想用这个钱还上亲戚的欠款。由于长期睡不着、吃不下饭，兰姐的精神也出了点问题，甚至几次找不到县城里的路。

这可能并不是兰姐一个人的心声。现在仅跟兰姐购买同一楼盘的农民家庭就有至少7对夫妻正在闹离婚或者已经完成离婚手续，这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脆弱化的表现之一。

为了实现进城的目标，农民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房子烂尾，夺走的是农民家庭正常的生活；即使房子不烂尾，农民家庭也被牢牢地锁定在经济压力之下。可以说，城镇化目标重构了农民家庭的生活秩序，三代甚至四代人都卷入其中，进城的成本高昂，背后是农民家庭的竭力支撑。

收入不持续

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在中国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政策影响下，农村与城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因此，“由乡入城”不仅仅是生产生活空间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农民面临着一套新的社会组织规则。中西部县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消费型城市”，这种特点使得农民家庭的县城生活必然需要承受巨大压力。

从产业性质来看，中西部县城本质上具有产业空心化的特征，农民很难在中西部县城完成在地化生产。具体而言，中西部县城大部分是农业县，农业生产构成了区域内的基础活动；将县域内的农副产品贩卖出去，几乎是中西部县城进行产品输出、获得实质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中西部县城近年经济的飞速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有赖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带动。推动县域城镇化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必要手段。房地产发展使得短期内中西部县城的建设资本投入激增，实现了土地大规模的资本化，在城市空间扩张的同时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增量。但这种经济增长脱离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即工业化环节，这使得经济社会的“繁荣”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进城农民也难以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就业。

消费高度市场化

另一方面，进入县城后，农民家庭的消费出现了巨大转变。中西部县城虽然处于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市场的边缘地带，但其本质上依然是商品化的生活场域。与大城市一样，县城生活系统运转遵循着与大城市相同的市场化规律，货币支付成了支持农民生活运转的核心方式，这使得农民家庭的消费项目大幅增加、消费支出急剧扩大。事实上，县城作为全国性消费市场中的一环，无论在消费种类还是物价水平上，大体保持了与大城市相近的水平，居民在享受便利性的市场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种成本，本质上是城市的身份性消费成本。

从农民县域生活实践来看，农民需要为两方面的身份性消费品买单：

一是以车、房为代表的大宗消费品，以车贷、房贷为主的按揭消费将农民家庭锁定在按月还贷的“牢笼”中；二是为了维持家庭运转的日常消费，进入县城，“动一动就要花钱”是农民家庭的常态，一些原本在传统农村没有的消费项目如水费、物业费等消费项目开始出现，而原本可以通过农村农业系统解决的日常消费品如蔬菜、家禽肉类等也需要进行货币支付。此外，经过大规模的县城建设与长时间的资本下沉，县城的商业版图也在大幅扩充。正如《新周刊》所报道的那样：“县城正在背着我偷偷发展”，“几年之间，县城似乎已然抹平与城市间的‘鸿沟’”，“逐渐演化成微缩版城市”，一应俱全的消费品将农民家庭高度市场化，生活成本被再次推高。

消费型县城的出现重构了农民的家庭生活。在城镇化兴起之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围绕婚丧嫁娶这些关键环节设置家庭消费生活，日常生活发挥着储蓄的功能，关键节点则进行大宗支出；在周期性的“储蓄—消费”环节下，农民家庭虽然也会面临经济紧张的困境，但这些问题都是阶段性的，可以通过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完成平滑的过渡。落脚县城后，农民家庭扩大再生产带来的是日常消费与大宗消费的双重挤压，农民家庭的消费节奏也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农民的大宗消费都是依靠私人借款和银行按揭支撑，家庭既有的储蓄在勉强支付大宗消费后很难迅速偿还，此时，透支就成了一种必然。

农民家庭落脚县城是为家庭生活和家庭发展确定一个全新的起点，具有长期在县城生活的预期，但当前县城生活“收支倒挂”的实际情况使他们这种家庭的生活难以持续，“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未来就等来了再说”成为农民家庭对县城生活的普遍态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县域城镇化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消费性质的县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驿站而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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