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日本人藤野先生，死后许广平题写碑文，其孙为鲁迅种树

上学的时候，便学过一篇课文，叫《藤野先生》。

那时候，对藤野这个人比较模糊，也不甚了解。

只是感到很奇怪，鲁迅笔下这个日本人倒是不错，挺有良知。

如今年长，全面了解了藤野先生这个人，以及有关的历史资料后。

方才看到一个全面的藤野先生。

他也是鲁迅笔下唯一令我尊敬的日本人。

一：福井医家的“兰医”传人

明治七年七月初一（1874年7月1日），日本敦贺县（后并入福井县）芦原町的一户医家，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接生婆擦着汗对产妇说：“夫人，是个健壮的男孩！”

这个孩子被取名“严九郎”——藤野家第五代“兰医”传人。所谓“兰医”，指的是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医学。祖父藤野甫庵、父亲藤野升八郎都是当地名医，家里开着一间“藤野诊所”，门楣上挂着“西洋医术”的招牌。

历史切片：严九郎出生时，明治维新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东京，明治天皇颁布《学制》，全国推行义务教育；横滨，第一列火车刚刚通车；而福井这样的乡下，人们还在用和历计算日子。藤野家诊所里，既有祖传的汉方药柜，也有新式的听诊器和手术刀——这是日本“和魂洋才”时代的缩影。

严九郎的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两种味道：一是药碾子里汉方药材的苦香，二是父亲手术刀上的酒精味。五岁那年，他第一次看父亲做手术——一个农夫被镰刀割伤，伤口化脓。父亲用新式的消毒法处理，农夫竟活了下来。这件事让严九郎认定：“西洋医术能救人。”

但父亲说：“要学西医，先得懂汉学。”于是，严九郎被送到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那里，学习《论语》《孝经》，练习书法和算盘。野坂先生是朱子学信徒，上课前总要朝西（中国方向）行礼：“中华乃文明之邦，日本文化之师。”

这个细节，像种子一样埋进严九郎心里。多年后他对儿子说：“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

二：名古屋的医学生涯

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十八岁的严九郎背上行囊，前往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医学部）的录取通知书，被他小心地夹在《孝经》里。

那时的名古屋，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纺织厂烟囱林立，火车站人声鼎沸。但医学校还在旧藩校的房子里，教室漏雨，解剖室只有两具尸体——都是从监狱送来的无主犯。

严九郎的德语老师是个普鲁士人，上课总爱说：“医学是科学，科学没有国界。”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解剖课上，他第一次拿起手术刀，手抖得厉害。教授呵斥：“手抖的人不配当医生！”他咬着牙，在宿舍里用筷子练习夹豆子，一练就是半夜。

时代风云：1894年，严九郎二十岁。这年夏天，甲午战争爆发。学校里贴出“征清义勇军”的告示，同学们热血沸腾，纷纷报名。严九郎却躲在解剖室，对着人体标本发呆。野坂先生的话在耳边回响：“中华乃文明之邦……”

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中国赔款两亿两白银。学校里弥漫着“日本第一”的气氛，有同学嘲笑严九郎：“还读什么汉学？中国已经落后了！”

严九郎沉默不语。他想起父亲的话：“医者仁心，仁心无国界。”

189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担任解剖学助教。但严九郎不满足，他要去东京——那个正在疯狂西化的首都。

三：东京的镀金岁月

明治三十年（1897年）五月，严九郎拿到医师开业证明书。七月，他踏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

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院，是日本医学的圣殿。这里云集着从德国、英国留学归来的教授，实验室里是最新的显微镜，图书馆藏有全世界最新的医学期刊。

严九郎如饥似渴。他主修解剖学，师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绪方教授。绪方是个严厉的人，常说：“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严九郎的笔记做得一丝不苟，连血管的微小分支都要画得清清楚楚。

但东京的生活并不容易。他租住在下町一间六叠（约10平方米）的屋子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饭团，晚上荞麦面。最奢侈的享受，是每月去一次神田的旧书店，淘几本德文医学书。

社会百态：此时的东京，正上演着“文明开化”的狂欢。银座点亮了煤气灯，上野公园开起了博览会，女学生们穿起了洋装。但严九郎注意到，医院里挤满穷人——工厂工伤的工人、营养不良的农民、染上梅病的女妓。西医能治病，却治不了贫穷。

1901年秋天，一个机会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东北大学医学部）招聘解剖学讲师。介绍人是他的学长敷波重次郎。面试时，校长问：“你为什么想去仙台？”严九郎回答：“那里离东京远，可以静心做学问。”

十月，二十七岁的藤野严九郎踏上了开往仙台的夜行列车。他不知道，三年后，一个中国留学生将改变他的一生。

四：仙台的“周君”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九月，仙台医专开学。解剖学教室里，严九郎第一次点名：“周树人。”

“到。”一个清瘦的中国青年站起来，用生硬的日语回答。

这就是鲁迅，当时还叫周树人。他是仙台医专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也是严九郎班上唯一的外国人。

严九郎很快注意到这个学生：听课认真，但笔记记得很慢——日语不熟练。下课后，他把周树人叫到办公室：“周君，你的笔记能借我看吗？”

周树人忐忑地递上笔记本。严九郎一看，果然，很多地方记错了。他温和地说：“以后每周把笔记给我，我帮你修改。”

从此，每周二晚上，严九郎的办公室灯总是亮着。他逐字逐句地修改周树人的笔记，补充遗漏，纠正错误。有次改到血管图，他特意标注：“你看，下臂的血管应该这样走……”

周树人后来在《藤野先生》里回忆：“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历史现场：1904-1905年，日俄战争正在中国东北进行。仙台街头到处是“祈战必胜”的标语，学生们谈论着“旅顺大捷”。在这种氛围里，一个日本老师如此关心中国学生，显得格外突兀。

果然，流言来了。有日本学生造谣：“藤野先生把考题泄露给周君了！”因为解剖学考试，周树人的成绩是60、60、58分，平均不及格。严九郎很生气，在教员会议上拍桌子：“周君的成绩是真实的！我藤野严九郎，绝不会做这种事！”

风波过后，周树人决定退学。1906年3月，他来向严九郎告别。严九郎很惋惜，但还是尊重学生的选择。临别时，他送上一张自己的照片，背面写着：“惜别 藤野严九郎 谨呈周君。”

“周君，”他说，“你回去后，要常常写信告诉我近况。还有，有机会的话，也送我一张你的照片。”

周树人郑重地接过照片。两人都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年，再“见面”时已是阴阳两隔。

五：从教授到“失业者”

周树人离开后，严九郎继续在仙台医专教书。1907年，他升任教授，月薪一百日元。这在当时是不错的收入，他租了更大的房子，把母亲从福井接来同住。

也是这一年，他结婚了。妻子叫梨花，是仙台一个商人的女儿。婚礼在神社举行，严九郎穿着纹付羽织袴，梨花穿着白无垢。客人散去后，梨花轻声说：“我会支持你的事业。”严九郎握紧她的手：“谢谢。”

但幸福很短暂。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仙台医专并入，成为医学部。1915年，学校升格为医科大学，颁布新规：教授必须拥有帝国大学学位或留学经历。

严九郎两样都没有。六月底，他收到一纸通知：“因学历不足，免去教授职务。”同事们为他求情：“藤野先生教了十四年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校长摇头：“这是文部省的规定，我也没办法。”

七月一日，他被降为临时讲师。八月九日，彻底解聘。收拾办公室时，敷波教授来看他，叹气道：“严九郎，这个时代，只看文凭不看本事了。”

严九郎苦笑。他想起周树人——那个因为“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的学生。现在轮到他了：不是因为觉悟，而是因为一纸文凭。

六：漂泊与丧妻

失业的严九郎带着梨花回到东京。通过关系，他在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找到工作，当全科医生。从大学教授到慈善医院医生，落差很大，但严九郎说：“能治病救人就好。”

慈善医院在贫民区，病人多是穷人。严九郎来者不拒，诊费能免则免。有次一个流浪汉脚溃烂，他亲自清洗上药。护士提醒：“藤野医生，这人付不起钱。”他头也不抬：“我是医生，不是商人。”

但命运没有放过他。1917年，梨花染上肺结核——当时的不治之症。严九郎用尽所学，还是没能留住妻子。梨花临终前握着他的手：“对不起，不能陪你了……”

妻子去世后，严九郎一度消沉。他投奔在东京开诊所的二哥明二郎，帮忙打杂。1919年，二哥突然中风去世，留下孤儿寡母。严九郎不得不挑起两个家的担子：一边是二哥的诊所，一边是自己的生计。

时代转折：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日本爆发“米骚动”。世界在剧变，而严九郎的人生跌入谷底。四十五岁的他，站在东京街头，不知该往何处去。

七：故乡的诊所与再婚

大正八年（1919年）秋天，严九郎回到福井县三国町。这里是他妻子的故乡，岳父井田多三郎是当地富商，从事海运业。

井田先生看着落魄的女婿，说：“严九郎，开个诊所吧，钱我出。”就这样，“藤野耳鼻咽喉科医院”挂牌营业。诊所很小，但干净整洁。严九郎把《孝经》全文裱成挂轴，挂在诊室正中——那是野坂先生教的，他说：“医者要有仁心，仁心源于孝道。”

也是在这时，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文子。文子是井田家的长女，比严九郎小二十岁，曾有过一段短暂婚姻。第一次见面，文子穿着洋装，烫着卷发，完全是“摩登女郎”。严九郎穿着和服，拘谨地行礼。

井田先生撮合：“文子性格活泼，能帮你打理诊所。”严九郎犹豫：“我比她大二十岁……”文子却爽快：“年龄不是问题，我看重的是人品。”

1920年，两人结婚。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亲戚。新婚之夜，文子说：“我会把诊所经营好，你专心看病就行。”严九郎感动得说不出话。

文子确实能干。她学会计，管账目，接待病人，把诊所打理得井井有条。但两人也有矛盾。文子花钱大方，喜欢买洋装、化妆品；严九郎节俭，一件和服穿十年。有次地震，文子丢下孩子先跑出去，被严九郎念叨了一辈子。

1923年，长子恒弥出生；1926年，次子龙弥出生。四十五岁得子，严九郎视若珍宝。他每天清晨让两个儿子坐在《孝经》前诵读，不读完不许吃早饭。他说：“做人先学孝，学医先学仁。”

诊所生意渐渐好起来。严九郎看病认真，收费低廉，穷人来看病，带点蔬菜瓜果就行。家里浴缸常被病人送的西瓜塞满。三国町的居民都说：“藤野医生是菩萨心肠。”

八：战争阴影下的“恩师”

昭和十年（1935年），长子恒弥上中学。一天，恒弥的语文老师菅好春叫住他：“你父亲是不是在仙台教过书？”恒弥点头。老师拿出一本《鲁迅选集》：“这里面有篇文章，写的是你父亲。”

恒弥跑回家，把书递给父亲。六十一岁的严九郎戴上老花镜，翻开书页。卷首有鲁迅的照片，他拿放大镜仔细看，喃喃道：“真的是周君啊……”

读完《藤野先生》，他一个人坐在诊室里，久久不语。

文子进来问：“怎么了？”他指着文章：“这写的是我。”

文子惊喜：“周树人就是鲁迅？那个中国大文豪？”

严九郎点头，又摇头：“不要对外人说。”

但他心里是高兴的。那个沉默的中国学生，不仅成了大作家，还记得他这个老师。1937年3月，他在《文学案内》杂志发表《谨忆周树人君》，写道：“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战争阴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军国主义狂热席卷全国。三国町也挂起“武运长久”的标语，年轻人被征入伍。

药商找到藤野诊所：“藤野医生，军队急需消炎药，我们高价收购。”严九郎摇头：“这些药是给村民备的，卖了，他们生病怎么办？”药商劝：“这是为国效力！”严九郎正色道：“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恩师，这样的战争应该停止！”

药商悻悻而去。严九郎对两个儿子说：“你们记住，中国，乃是将文化教给日本之先生。”

但战争还是夺走了他的儿子。长子恒弥从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被征为陆军军医，派往南太平洋。1945年元旦，广岛陆军医院发来电报：恒弥因胸部疾病去世，年仅二十六岁。

严九郎一夜白头。他把自己关在诊室，对着儿子的照片发呆。文子哭着说：“至少……至少不是战死……”严九郎苦笑：“有区别吗？都是战争害的。”

九：最后的出诊

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日本败局已定。八月六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八月九日，长崎原子弹爆炸。消息传到三国町，人心惶惶。

八月十日黄昏，七十一岁的严九郎背起药箱，对文子说：“我去给山田先生复诊，他咳嗽一直没好。”文子担心：“明天去吧，天快黑了。”严九郎摇头：“答应了今天去，不能失信。”

山田家在三里外的村子。严九郎走在田埂上，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过一片瓜地，他想起仙台的夏天，周树人曾送他一个西瓜。那是1905年吧？整整四十年了。

看完病，山田留他吃饭。严九郎摆摆手：“文子还在等。”回去的路上，他突然头晕，扶住路边的松树。药箱掉在地上，听诊器滚出来。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上午十点，藤野严九郎在昏迷中去世。诊断是脑溢血。文子握着他冰凉的手，想起昨晚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周君要是知道现在这样，该多难过……”

四天后，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严九郎没能听到这个消息，也没能看到他预言的那个“百年后变得非常强大的中国”。

十：照片与挂轴

今天，在福井县芦原市的藤野严九郎纪念馆里，陈列着两件遗物：一是鲁迅珍藏的藤野照片，背面“惜别”二字依然清晰；二是那幅近两米高的《孝经》挂轴，纸已泛黄，墨迹如新。

纪念馆外立着纪念碑，碑文是许广平（鲁迅夫人）题写的“藤野严九郎碑”。1983年，绍兴市与芦原町（现芦原市）结为友好城市。1998年，藤野的孙子藤野幸弥访问绍兴，在鲁迅故居种下一棵樱花树。

幸弥回忆，祖母文子晚年常说：“你祖父这辈子，最骄傲两件事：一是教过鲁迅，二是没卖过一支药给军队。”

而鲁迅，直到1936年逝世，床头都放着藤野的照片。他在《藤野先生》结尾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一张照片，一篇课文，连接起两个国家、两段人生。在那个充满偏见的时代，一个日本老师对一个中国学生的善意，像暗夜里的微光，照亮了彼此，也穿越了时间。

藤野严九郎不是伟人，他只是个普通的医生、普通的老师。但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师道——不分国界，不论贵贱，唯以真心待之。这份真心，在战争年代格外珍贵，在和平年代，依然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