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经典文章 | 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

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

作者：杨堃

杨堃（1901-1998），男，河北大名人。著名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代表作有《民族学概论》、《原始社会发展史》、《民俗与民族学》、《中国家庭中的祖先崇拜》、《女娲考》等。

我国民俗学运动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民俗学

如果将民俗学的意义看得很广泛，不论科学与否，只要属于民俗或歌谣之采集与编纂的，就全算作民俗学。那末，民俗学在我国的历史就很悠久了。

《礼记》中《王制篇》曾言：“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亦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我们不好断言这些话可靠与否，或者也许会有问题。但在《古诗源》所载的《击壤歌》曰：“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帝尧是传说时代的人物，有无其人，我们尚不知道。惟无论如何，《击壤歌》应是一首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谣，那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另如《诗经》一书，亦是最早流传下来的一部歌谣集。关于该书创作的时代，虽然中外学者其说不一，但是，《诗经》中特别是《国风》大部分作品，全是采自民间，全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或风俗，并且是表现了古代人民生活的，这是已成定论的了。因此，在史料上，《诗经》可谓最古、最可靠的一部民俗学著作。郑振铎先生在所作《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已对我国俗文学的发展史，从《诗经》、《楚辞》直至清代的民歌，作了系统的论述，可供参考。

民俗学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神话与传说。有些学者曾认为，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神话与传说，若与古希腊相比，显得贫乏、可怜。这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研究分析我国古籍，那神话与传说的资料还是很丰富的。如法国学者葛兰言在《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内，曾为我们整理了许多不被人注意的神话与传说，即是一例。

在文献的资料之外，尚有很多民间口传的资料更为丰富、生动。只要有人采集，并采集得法，就会收益甚大。我国学者在很早就有人向此方向努力。如钟敬文同志在48年前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一文，即是一例。此外，还有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沈雁冰、顾颉刚、杨宽、孙作云、袁珂等各位专家，恕不详谈。

但谈到神话，必然联想到礼俗与仪式，因为礼俗与神话是原始宗教的两大柱石。二者关系密不可分。

讲到中国的古礼，我们应想到《礼记·曲礼》中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大”这句话，虽说这句话是否真实，已有人提出疑问、我们仍可断言，我国古文献中所保留下来的礼仪，全是些官礼而非民礼，或仅是官礼，而非民俗：所以我国号称为“礼义文物之邦”，或“礼治主义”的国家。在礼学方法的古籍自然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历代也均有礼学专家的著作。但是，从民俗学的观点而言，其可取者极其有限。臂如：秦味经（惠田）的《五礼通考》，黄儆季（以周）的《礼书通故》，与孙仲容（诒让）的《周礼正义》，在古礼学方面，确是三部杰作。但只有用新观点研究、剖析，方能有所收获。因为一切官礼与官制大半全是从民礼与民俗中脱胎而来。所以往往能在极小的地方还保留着民礼与民俗的孑遗或片断、我国最早能以新观点研究古礼学的，应提到江绍原先生，他在解放前发表的小品文《礼部文件》和《发须爪》等，是用英国人类学派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的。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今天看来，仍然可供参考。

此外，古代庶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及娱乐、游戏等，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这方面不被古代学者所注意：仅有尚秉和老先生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一书，可以介绍。但这是历代民俗资材汇编、不是民俗学专刊，而且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

总之，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国旧有的民俗学资料并非缺乏，在经、史、子、集各类中全可找到，只因当时没有科学的方法，故记录颇有缺点，即以资料而言，大半全是生料，不是熟料，不能直接供我们利用。

2.民俗学运动的起源：北大时期

（1922~1925年）

中国民俗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自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出世算起。北大开始征集歌谣是在一九一八年二月间。从该年的五月底起，刘半农先生的《歌谣选》就陆续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前后共计刊出一百四十八首。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则是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由沈兼士、周作人二人主持。因当时人力与财力均成问题，故无发展可言。

歌谣研究会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当时曾决议三事：一、征集，二、整理，三、发表。至当年十二月十七日，因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就在此天开了一次成绩展览会，并创刊了第一号《歌谣周刊》。编辑是周作人、常惠两位，钱玄同、沈兼士两位担任方音和文字的审查工作。

《歌谣周刊》第一号的发刊词，在我国民俗学史上，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兹抄一段，以备参考：“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该发刊词未署名，但听说是出自周作人之手。它明确宣布，第一目的是为民俗学研究辑录资料，并指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一九二四年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后，很多有关风俗的调查报告及论文，也常在《歌谣周刊》上发表。歌谣研究会因研究范围的扩大，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开会时，提出改名为民俗学会，当时极力主张改名的是常惠，周作人也赞成。后虽名义上并未改成，但实际上却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刊物。自四十九号起，将中式的排版法，改为西式横排法，并将《歌谣》改名为《歌谣周刊》，面目为之一新。至六十二号又登一启事《本刊的今后》，内言：

本刊现经编辑议决，规定进行方针如次：

（1）扩大采集范围。每期内容分载：论文、选录、专集、杂件、征题各门。除谣、谚、谜语外，对于风俗、方言、故事、童话等材料，亦广事搜集，随时发表。

（2）改良征求方法。每期标一《征题》，选母题一种，分类征求。一面仍分地搜集。双方并举，务蕲详尽。

（3）附带出版丛书。本会前拟发刊之各地歌谣专集，迄以限于经费.不克如愿，殊为歉憾。刻拟一变通办法，将此种专集，陆续登入周刊，一面另印成书。并拟编订业经发表之论文、歌谣、重刊单行小本。俾《歌谣丛书》得以次第出版。

（4）随时发刊专号。关于歌谣、风俗、方言各部，有充分材料对，即特出《专号》，以新读者耳目。并可借此发表《征题》所得之成绩。

他们的四项工作全都做到，并且很有成绩。尤其是在特出《专号》方面，如《孟姜女专号》即很成功。对于民俗学的宣传收效颇大。仅在出版丛书方面，只见到顾颉刚先生的《吴歌甲集》（1926年7月）一种，似乎太少。后来广州《民俗学从书》出版的，如《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等等，全是继承《歌谣丛书》这一传统的。

《歌谣周刊》自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七日创刊，至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共出九十七号而停刊。停刊的原因，是因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另出《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已将歌谣、方言、风俗等项包括在内，故不另出《歌谣周刊》。事实上，《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共出二十四期。有关民俗学的论文与资料，均占重要的地位。二十四期后，学校经费不足，将周刊改为月刊，并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惜只出了四期，北大改组，编者星散，这一工作也就停顿了。

3.民俗学运动的全盛时期：广州中大（1928~1930年）

我国民俗学运动的起源，虽说应从北大的歌谣研究会算起，然而在这个时期内，民俗学的招牌尚未正式揭出。该会的中心人物，如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诸氏，也都是文学兴趣大过科学兴趣，故当时的民俗学运动（1922年至1925年）仅算是预备时期。到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民俗周刊》第一期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刊，才正式进入宣传时期。一九二六年左右，北京政局颇不稳定，北大内许多人员均南下，而广州中大因初办，又是在革命发源地，故颇有朝气。因此，在北大未正式开展的民俗学运动，终于在广州中大实现了。

广州中大所开展的民俗学运动，在人材与精神两方而，全是继承北大的歌谣研究会。故最初的机关刊物命名为《民间文艺》周刊，并未叫做《民俗》周刊。该刊由董作宾、钟敬文两氏任编辑。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起共出十二期。至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因嫌《民间文艺》的名称范围太窄，改名为《民俗》。《民俗周刊》第一期有一篇《民俗发刊词》，颇能说明对民俗学运动所持的态度。从这个发刊词中也可看出许多意义来。第一，民俗学的前身是民间文艺。当时仅叫做民俗，未叫民俗学。这说明民俗学还未取得“学”的资格。第二，该发刊词的语气是一种战斗的口吻，这证明民俗学运动是代表一种新思想，需要战斗。第三，该发刊词若不加上“民俗”两字和放在《民俗周刊》之内，我们就会认为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这说明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第四，他们所说的“民俗”是包括整个的民间文化，内有民间艺术、民间信仰，民间习惯，显然比英国民俗学家所说的民俗学范围广多了。第五，此发刊词据说是出自顾颉刚先生之手，署名为“同人”，看来发表前一定经过同人的审阅或修正，故可视为代表同人的。第六，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已有不同，并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也是代表两个学派的。

关于广州中大民俗学会成立经过及其活动与出版物目录，杨成志先生曾写过一篇详细的报告，名为《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登载于《民俗复刊号》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广州中大出版部出版兼发行。

在此期间所出的《民俗周刊》与民俗丛书等，虽然在内容上全很幼稚，但对民俗学运动的宣传却有影响，收获极大，这是不能否认的。而中国民俗学运动建设的基础，也全是在此时奠定的。

4.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1930~1935年）

在广州中大所开展的民俗学运动，自一九三〇年以后，就由盛而衰，逐渐入于消沉时期。《民俗周刊》共出一百一十期，即行停刊。停了三年至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虽经容肇祖先生的努力而复刊，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复刊后，仅出了十三期，即又停刊。从此，这民俗学运动的大本营，乃完全陷于消沉的状态。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是钟敬文、娄子匡两先生于一九三〇年夏，在西湖发起组成的。他们的用意是想一方面继承广州民俗学会的传统，一方面还要扩大其组织，推广到全国。该会努力苦战的结果，相当可观。譬如：

（1）该会出有《民俗周刊》共七十期。

（2）出《民俗学集镌》共两册，第一册有论文约二十篇，为我国民俗学界空前未有的大著作；第二册内有论文十余篇，亦颇精彩。该两册专集，在内容与规模两方面，均较广州《民俗周刊》进步。第一辑内，有娄子匡先生的《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丛书提要》一文；第二辑内，载有钟敬文先生拟词，程懋筠先生作曲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其词为：

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

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

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们莫吝惜辛劳！

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

从这首歌中，可以看出民俗学运动，在衰微时期的冷落情况。同时，也可看出民俗学的前辈们顽强奋斗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在第二辑中，还载有中国民俗学会丛书一览及同仁录，也是民俗学运动史中，最可珍贵的资料。

（3）《民间》月刊，这是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机关报，是娄子匡、陶茂康、钟敬文三氏编纂的。

（4）中国民俗学会丛书，共八种，在此不一一详介了。

（5）除以上所述的刊物与丛书之外，还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民俗学的论文，以广宣传。在此也不一一介绍。但杭州艺风杂志社所出的《艺风》月刊却应一述。该刊常出民俗学专号及《民俗园地》一栏，均系钟敬文先生主编。

以上这些刊物及丛书，大半全是印得极少，销路不广，一般读者不易看到。但它却给我们保存下珍贵的资料。这一段的民俗学运动，是不应忽略的。

5.民俗学运动的复兴时期

（1936~1937年）

中国民俗学运动之复兴，可说是开始于一九三四年，我国的学术思想自一九三四年起就很有进步，并有一种民族自觉的思想，充满在社会科学界。譬如说，中国民族学会之成立与《文化建设》月刊之出世，就全是在一九三四年。……在这新的形势下，早已潜伏数年的民俗学运动，自然也就复活了。

又如，北大的《歌谣周刊》，广州中大的《民俗周刊》均相继复刊，又给我们保存了不少资料。此外，还有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所出的《孟姜女月刊》，这是个小型刊物。它的前身名为《妇女与儿童》，娄子匡先生主编。

以上所说的三种刊物：北大的《歌谣》、中大的《民俗》与杭州的《孟姜女》，这不仅是三个出版单位，而且也是三个有组织的研究机构。在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阵营中，这是三大据点。《歌谣周刊》的势力是在华北；《民俗周刊》的势力是在华南；《孟姜女月刊》的势力是在华中。这三个组织彼此也有联系，并有分会。其势力遍于全国，蓬蓬勃勃，颇极一时之盛。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全国学术界受到打击。民俗学运动自然也不例外，《歌谣周刊》出过三卷十三期之后，便停刊了。《孟姜女》出了五期也就销声匿迹，不见下文。

（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六），1948）

总指导丨萧放

内容顾问丨朱霞 鞠熙

指导教师丨贺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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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丨文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