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暴涨原因：又一历史被长期误读，清史果需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谈及清朝历史功绩，人口暴涨往往是必谈话题之一。

清朝官方记载：顺治八年丁口仅 1063 万，雍正十二年丁口为 2735 万，乾隆六年人口1.4亿，道光14年(1834年)人口4.1亿。其中，所谓“丁口”是指纳税成年男子，乾隆六年清廷将统计对象由“丁”为“口”，统计的是全部人口。

以清朝官方史料看，清朝人口肯定是暴涨，因为顺治八年成年纳税人口为1063万，那么整体人口就大概5000万左右，从0.5亿到4.1亿，就暴涨了8倍左右。

200年间，8倍涨幅，肯定属于暴涨。既然暴涨，那么就有必要探究一下背后的原因。过去，清史学者给出的结论，主要是“康乾盛世”、“永不加赋”、“摊丁入亩”、“高产作物”等结论，即偏向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人口奇迹，是清朝皇帝的功劳。那么，这些分析正不正确呢？不妨看看以下两个少为人知的历史，其中就蕴含了清朝人口暴涨的秘密。

其一，晚明人口真实数量

想要搞清楚清朝人口暴增奇迹，显然有必要搞清楚明末清初真实人口情况。

关于明朝人口，明清官修史书记载的数量，大概只能用“匪夷所思”来说明。

文献记载，明初1381年5987万，1479年为7185万人，1506年为4680万人，1626年为5165万。这样的人口记载可不可信？当然不可信，因为这些人口数据是“在册”数据，与交税挂钩的数据。

比如，明初时杭州统计是xx人，要交多少税，整个明朝时交税份额基本没有变化。如果上报人口变多，那么杭州是否要多交税？如果上报人口大致没有变化，那么杭州就不需要多交税。

所以，学者何炳棣评价说：明朝最初统计的是“自然人”，然后变为“纳税人”，再变为对以人口形式计量的纳税份额的统计，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人口统计了。

因此，明朝才是真正的“永不加赋”，在册人口与实际人口严重脱节。问题是，晚明人口实际又有多少呢？

现代学者根据明朝各地地方志中的人口变化记载（比如《嘉靖夏津县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687户、4279口，嘉靖十年3697户、39155口），时人对明朝人口相关事宜变化记载，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明朝政局变化等，最终估算明朝人口数量，相关结论如下。

关于晚明人口，1993年学者葛剑雄和曹树基有过详细分析，即：1600年明朝人口为2.05亿，并且明确指出“存在一个更高的数字也在意料之中”。

除了葛曹之外，何炳棣、普林斯顿大学马丁黑德拉等都有明朝人口分析，其中何炳棣认为1600年明朝1.5亿以上，马丁黑德拉认为1600年明朝或2.3亿或2.9亿。此外，还有统计认为超过3亿。

到1630年时，相比1600年应该又有所增长，当时人口应该更高。以葛曹数据为基础，估计会增长到2.15亿-2.25亿。

清军多次入关，导致人口锐减，现在估计大概在0.7亿-1亿之间，即应该还剩下1亿多。同时，明朝虽亡，但2亿以上人口的经济基础还在，为清朝人口恢复到2亿以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清朝人口不是真的暴涨，是低估了最初基数，也低估了明朝奠定的经济基础。如果将明朝真实人口考虑进去，那么清朝人口实在算不上“暴涨”两个字，相反与同期欧洲各国人口普遍翻数倍相比，清朝实际上可能是阻碍了人口增长。

其二，增长的人口吃什么？

晚明人口究竟多少，虽有上述学者等的估算，但不管如何估算，相比之下清朝人口的确出现增长。但问题是，1581年明朝官方登记耕地为7.85亿亩，养活相应人口，但清朝到乾隆年间耕地面积才超过这一数据（当时人口3亿），那么增长的人口吃什么呢？

谈到这个话题，有人会认为是美洲高产作物的推广，但这个回答不够完整，接下来看看清朝增长的人口吃什么。

首先，玉米

最迟嘉靖年间，明朝引进了玉米，1555年的《巩县志》中记录“玉麦”，1560年的《平凉府志》中记录“番麦，一曰西天麦”。当然，学者万国鼎等认为1511年《正德颍州志》中提到“珍珠秫”就是玉米。

引入之初，由于玉米除了高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不挑地方，生命力顽强，所以当时主要种植在边边角角或山区，两年三熟主要还是小麦-豆类或小麦-粟米。

但在部分地区，玉米已经成为种植主力。明朝《陕西汉南续修郡志》载： “数十年前，（汉中府）山内秋收，粟谷为天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也就是说，经过探索之后，部分地区出现玉米大规模替代传统作物的现象，于是出现麦-玉米复种（见下文解释）。

清朝时期，麦-玉米复种规模进一步扩大，让底层百姓多收不少粮食。不过，小麦和玉米都是耗地作物，长时间连续种植会耗尽地力，所以通常是玉米大豆间作，玉米与马铃薯、蚕豆、油菜等间作。

由于玉米高产，于是逐渐成为清朝百姓主粮的重要补充，北方尤其盛行“棒子面”。虽然棒子面粥清汤寡水的还剌嗓子，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但总归是食物，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野菜、地瓜等做成窝窝头，用以维系生命体征。

除了玉米，还有红薯，引进推广在明朝，比如徐光启上书推广红薯，清朝后进一步普及，也是明朝栽树、清朝乘凉。玉米和红薯都能高效利用土地，让边边角角的一些土地也能种粮食，这是清朝底层活命的关键之一。

不过，玉米、红薯虽然高产，但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实际可能没有那么大。李昕升教授《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中指出：直到20世纪30年代，玉米、番薯在作物中所占比例，无论是面积还是产量，都并无巨大优势。因为，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和中国本土芋头等）种植面积占全国总耕地7.2%，合计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民国如此，清朝只会更低，因此它们对清朝人口增长影响应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复种

但光靠玉米红薯还不行，因为清朝税收远高于明朝，甚至因为白银与铜钱汇率高于明朝，而百姓要先将铜钱换成白银才能交税，所以导致清朝百姓实际税负或数倍于明朝。故而，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粮食收入，而这就需要“复种”技术。

所谓“复种”，简单的说就是一年两熟、两年三熟等类型，比如华北地区采用小麦-玉米二熟制，长江流域推行麦-稻轮作。在今天看来，复种司空见惯，但在古代却要经过漫长时间的探索，而且还要探索复种什么最适合最划算。

在明朝中后期，北方农业出现两大变革：一则小麦在主食中地位超过粟米，小麦高粱种植面积超过粟，前两者产量要超过后者；一则两年三熟制，即八月播种冬小麦、次年五月收获，五月播种明朝时改良的夏播豆类（可供选择的优质复种品类很重要，明朝之前早有复种，但缺乏相应品类，最终收获就不能最大化），同时豆类根瘤固氮，可以固肥，利于冬小麦。

小麦亩产超过粟，又再复种大豆，于是两年三熟的收获，就远超之前的一年一熟，也超过此前其他品类两年三熟。曲阜孔氏档案《顺治九年红庙庄地亩谷租草册》记载：本庄“共麦地一顷二十三亩四分九厘，共该麦八石三斗一升，共该豆八石三斗一升”，豆麦各半。

当然，小麦-豆类成为两年三熟主力，但部分地区还是小麦-粟米复种，这需要因地制宜。

明朝中后期出现冬小麦-豆类复种的两年三熟（天工开物等明朝书籍中对此有所记载），后演变为小麦-玉米等，清朝时进一步普及，即明朝为清朝人口增长奠定了又一农业基础。

综上，所谓清朝人口“暴涨”，一则因为人口基数高和明朝已经留下2亿以上人口的经济基础，一则因为明朝已经探索出更大收获的复种模式，和引进推广了玉米这一高产作物（有改变作用，但影响没有过去想象的那么大）。总之，明朝打下了清朝人口“暴涨”的基础。

过去，将清朝人口暴涨归于康乾盛世、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归于清朝皇帝的英明领导，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据此，清朝的这一历史叙事显然值得重新审视，因为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唯物主义的人民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