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日本：爱恨意难平

本文转自《新周报》，据《看天下》 朱信明、张珺/文

导读：人生暮年，蒋介石依旧保持着在日本军队的习惯，他变得颇喜回忆，屡屡谈起自己在日本时的经历。他崇尚日本的生活习惯，却在日记里怒骂日本人“无耻”；他觉得日本政坛“背信弃义”，却想让白团团长留在中国台湾……他与日本的爱恨痴缠，班班可稽；而种种复杂情感，贯穿其中。

蒋介石“革命事业”的起跑线

1907年，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中，日本教员正在给一众中国青年上课。教员拿出一个土块，将其比作中国，学生们迷惑不解，他解释道：“中国有4亿人，而这里刚好有4亿个微生物……”

此时，一个短发青年勃然而起，不顾军纪走上讲台，把土块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份，怒视教员，责问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也像5000万个微生物，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这位短发青年就是蒋介石，当时只有20岁。

不过，这个血气方刚的蒋介石，当时最盼望的是成为一名日本留学生，去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杀敌的技艺”。渴望去日本学军事，源于一位同情革命的私塾教师顾清廉。蒋介石17岁时，顾曾向他讲解革命形势，并称，“当今青年欲成大器，留学日本，是最好的选择。”在他的影响下，蒋介石决心投笔从戎。

1906年，蒋介石只身一人东渡日本。蒋介石首次留日不太顺遂。由于没有清政府的举荐，蒋介石无法入读日本军校。学了半年多日语的蒋介石决心另辟出路，“曲线救国”。他回国考入保定那所有可能派遣留学生的军校，虽是不满日本教员的趾高气扬险被退学，但还是凭借着通日语之长，在1908年保送日本。这次，蒋介石就读振武学堂，一所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前的预科校。他在这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

军队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着蒋介石离陆军士官学校越来越近，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1911年10月，蒋介石成为了一个“逃兵”，他借着放假回国，辍学“闹革命”去了。

1914年5月末，初夏的上海，已是夜半时分，闸北小沙渡，影影绰绰中，大批军警气势汹汹，突然把一座建筑团团围住，破门而入，四处搜查，见人便抓……小沙渡的起义是蒋介石第一次领受孙中山交给的任务。任务失败后，蒋介石逃至日本。

此时的日本，对蒋介石而言，似乎从一个抽象的理想社会，具象为他革命事业的起跑线，也是遭遇挫折时的避风港。热血求学无处报国时，蒋介石在日本找到孙中山这个领袖；刺杀陶成章后，他来到日本避风头；二次革命失败，他逃到日本重整河山；而这一次，他还是躲到日本。

打给别人看的“抗日”

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停留了1个多月，国民党各方面已纷纷开始请蒋介石出山。蒋介石回到国内，此生再未踏足日本。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敌人。“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指示张学良。赴日多次，学堂、军营、私教中习得“杀敌的武艺”，深谙两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悬殊，蒋介石面对冲突，大都选择隐忍、避让。

自领兵起，蒋介石就不曾对中国军队怀有信心。他提醒自己要“受人之所不能受，忍人之所不能忍”，“非至最后之时，不与决裂”，他还在日记里抄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来自我激励。

与其外显的退缩不同，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痛斥日本人。1927年5月赴日前夕，他始称日本人为“倭”与“寇”，直至1943年开罗会议，日本人在他眼里便是该被辱骂的对象。“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蒋介石终于开始反抗。他执行的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以众多的人口，和敌人决生死”，即“空间换时间”战略。很多战役里，蒋介石都留有“后招”。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专家杨天石教授解释，一定程度上，蒋介石是在“打给‘洋鬼子’看”。

开战前，1936年6月，蒋介石曾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他说，战争爆发后，沿海是守不住的，将在沿海做最坚决的抵抗，然后逐步后退，一直退到四川，在那里等待英美的参战。

1937年，淞沪会战，正面大军伤亡惨重，蒋介石觉得“不得不变换阵地”，但他命令88师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那时，《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据当时任作战组组长的刘斐称，蒋介石告诉众人，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

这一说法，亦得到蒋介石副手陈诚的证实。当日，战地记者卜少夫质问陈诚，“我们为什么要在淞沪一地死那么多人？”陈诚的回答是：“你懂得什么！我们也要打给日内瓦国联那些代表看看！”

上海失守后，对于是否留守南京，杨天石称，蒋介石知道自己一定会输，但他要打给陵寝中的总理看，打给“逼”他抗日的人民看，更重要的是，打给声称国民党军队在危机状况下会“出兵协助”的苏联看。

蒋介石相信日本的军事实力、忌惮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即便“恨”，仍选择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期待英美苏的辅助。

“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

兵败退至中国台湾之初，蒋介石尚有“白团”之类难以适应日本国内新秩序的旧日本帝国军人襄助。他们在1949年国民党内外交困之际秘密援助中国台湾，帮助败退的国民党军恢复战斗力，也让蒋介石重温日本军事教育。等到了1968年，白团也散了。

严酷的现实让蒋介石失望。自1958年日本民间与中国大陆签订“第四次贸易协定”，附加了一项“可以在对方首都设立商务代表团，享受外交特权并悬挂本国国旗”时，蒋介石就已经开始担心。每次遭到中国台湾抗议，日方都用“无法干涉民间通商自由”的理由应对。

1963年9月19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向美国记者批评中国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第二天，“日本驻台使馆”就被人砸了玻璃。蒋介石对这位首相极为失望。他称池田勇人在“九一八事变”前不过是个在东北的低级官员，目光短浅。

1972年9月17日，日本首相特使、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即将到达戒严的台北松山机场。机场外，一场被官方默许了的“保钓”抗议示威正在静候。车队刚刚驶出机场，便被聚集在路旁的示威队伍包围。一位大学生义愤填膺，站在手持卡宾枪的宪兵前，大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话落手起，他拿起一枚鸡蛋，向车队砸去……这个青年是年轻的马英九。

当月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要访问北京，讨论邦交正常化问题。椎名悦三郎来台北是想“和平分手”，“让台湾保有面子”、“到最后一刻仍与台湾维持礼仪和信义”，并且想向蒋介石表达“断交”后，希望双方仍能保留贸易、经济等实质关系。

不过，椎名悦三郎没能见到蒋介石。当代表团一行灰头土脸地入住台北圆山饭店后，等到的是“行政院长”蒋经国的一顿呵斥，他说这是日本“继侵华战争后第二度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

其时，蒋介石身处医院，椎名托蒋经国转交了首相的亲笔信。在蒋介石的回信中，他指责日本“背信绝义”——这只是一封代笔信，但蒋介石对日本的失望依然跃然纸上：“战后‘中华民国’对日本之信任，不可谓不坚，亲仁善邻，春秋之义。本人关怀日本，与人为善，五十年如一日。无他，视贵国如弟昆，求‘两国’之共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