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著《佛教考古学初论》：学步在汉藏考古之间

△本书目录

01

学科定位与入门之难

佛教传入中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所带来的影响长达两千年。佛教艺术研究（也可称为佛教美术研究）是佛学研究当中一个最具普及性的门类，较于佛教经典、义理、语言、文学、宗教、思想等诸多研究门类而言，它和考古学、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较为接近，所以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宗教考古”当中，“佛教考古”理所当然地占据着主流地位，比其他宗教考古（如道教考古、伊斯兰教考古、拜火教考古等）历史更为悠久、积淀更为丰富、影响更为广泛。

△卫藏地区的唐卡

△桑达石窟的佛、菩萨像

事实上，从事佛教艺术研究当中的佛教考古研究，涉及面又进一步收窄。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词，一是“佛教”，二是“考古”。照我的理解，这两个关键词当中，考古是核心，即佛教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与佛教相关的考古遗存，主要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些遗存进行考古学的研究，如年代的推定（断代）、发展变化的过程（分期）、流行兴衰的地域（分区）、造成这些因素的历史背景探讨，等等，这和考古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在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并无太多不同。正因为如此，才有不少的考古学者，尤其是从事历史时期考古的学者步入这个研究领域。前辈学者当中，有不少大家在这个领域做出过卓著的成绩，如考古学界所熟知的阎文儒先生、宿白先生及已是他们学生辈的已故马世长先生等人。但宿白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宣称他“不谙佛教”，这一方面体现出考古学家的虚怀若谷，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要涉足这一领域需要专门的知识，不是那么容易进入。所谓的专门知识，当然包括佛教的基础知识在内，但实际上还并不仅仅只是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都必不可少。所以，我在指导我的研究生做论文时，从不轻易同意他们在这个研究领域去找题目，一是题目不好找，二是找到一个好题目也未必能够做得好，因为没有必要的佛教背景知识和一定的专业训练，入山难，出塞更难。

△佛教石窟寺考察工作照

我第一次接触到佛教考古，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在导师张勋燎先生指导下写作关于《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尸体防腐技术》的学位论文时，关注到西藏佛教寺院中的“灵塔与肉身”之制（参看本书《西藏灵塔与肉身之制初探》）。一开始，我只是注意到这些佛教僧人死后对肉身的保存手段和技术流程，但接下来难免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基于什么样的信仰和观念，要让自己的肉身长久保存不朽？这就促使我去进一步地阅读和思考有关藏传佛教的背景和西藏的历史知识——没想到，这也成为后来促成我进藏工作的重要动因之一。

02

从田野困惑到转机

1992年底，我第一次出访日本，对日本各地保存着如此众多的古代佛寺和佛教文物深为感慨，在参观京都、奈良等各个佛教胜迹时，对佛教艺术所包含的深厚内容和散发出的外在魅力也引发我颇多思考。在京都大学和桑山正进先生短暂的接触当中，对于他正在开展的中亚佛教考古研究工作，我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正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并且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河谷发现了唐代初年出使印度的王玄策使团刻下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开始触及中国西藏和印度、尼泊尔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等问题。

承蒙桑山正进先生的热心安排，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一场有关西藏吉隆《大唐天竺使之铭》考古新发现的讲演（讲演稿后来发表在京都大学编辑发行的《东方学报》1994年3月号）。在桑山先生的办公室里，他赠送给我两本他的著作，一本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另一本是《迦毕试犍陀罗史研究》，这让我眼界大开，对日本学者是如何进行佛教遗址的考古调查和高僧传记的研究个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西藏考古的岁月里，由于工作的关系和个人的兴趣，我虽然和我的老搭档李永宪教授配合默契，从满山遍野找石器，到荒山野岭寻墓葬，碰到什么活儿就做什么活儿，但从内心而言，始终对佛教考古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因为参加西藏全区的文物普查工作，所以“理所当然”地有了进出西藏大大小小的佛寺，考察各类鲜为人知的佛教遗址的机会，常人是可遇不可求的。最令人难以忘却的，是苍天不负有心人，1992年6月，我们在遥远的西藏西部阿里高原发现了位于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的皮央·东嘎佛教石窟遗址群，并且此后又接连不断地在象泉河区域发现了数十处古格王国时期的佛教石窟、寺院、佛塔遗址，还在这些遗址当中发现了不同时代的佛教经卷残页、佛像、被称为“擦擦”的泥模佛像等遗物，从此在我的眼前开启了一扇藏传佛教美术之门，其精彩绝伦之处让我目不暇接。这段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记忆片断，我在后来曾经多次充满深情地讲给朋友们听（年轻的、中年的和老年的朋友都很喜欢听这些带有神奇色彩的考古故事，可参看本书《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术》）。可是，真正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才发现问题极为复杂，因为藏传佛教考古一是涉及西藏的历史，二是涉及西藏的宗教，三是涉及佛教美术中一个特殊的门类——以密教曼荼罗为中心的图像学，这让我这个一不通藏语、二不通藏传佛教的门外汉十分抓瞎。放弃吧，工作不允许，至少你得拿出田野工作考古简报、考古报告来吧？前行吧，一切都得从头学习，其时已经年近不惑之年。是走？还是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真的感到很纠结。

△考古队员们正在向桑达石窟遗址出发

△查宗贡巴石窟壁画中的护法神像

△西藏西部白东波千佛窟甬道中的六道轮回图

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在此之前，我和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之间曾有过书信往来，我把我们在西藏考古调查所获的新资料及我的一些想法向他汇报，并寻求他的帮助和支持。宿白先生在我寄给他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名义编写的《阿里地区文物志》上关于札达县托林寺和噶尔县札西岗寺的内容，他也曾在给我的回信中对这两处遗址特别予以提示—在这部著作中，他又一次明言“予不谙藏文”，但写作该书的过程，宿白先生说他“实际上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临时抱佛脚，差错难免，只盼能有益于以后的工作，也就不顾及其他了”。在具体方法上，宿白先生利用考古学的类型学、层位学原理对西藏不同时期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了考古学的断代、分期和分区等研究，并且尽可能广泛地结合汉藏历史文献深入地考察了这些考古遗存的相关历史背景，取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成绩，后来被罗绍先生评价为“藏传佛教考古的奠基之作”。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另外，还有一个机缘巧合也促成了我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在1998~1999年，我再度以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客座教授的身份出访日本，这个世界闻名的研究中心坐落在风景极为秀丽的京都大枝山麓，这里不仅有一流的图书资料体系可供利用，而且在我任客座教授期间，正好也碰上日本真言密教祖寺——高野山的主持赖富本宏先生也出任日文研的教授，经常在中心给他带的研究生上课，因而我有幸可以“敬陪末座”听讲，从中获取了不少关于印度密教、日本密教的人门知识。这个知识体系虽然和藏传佛教密教之间尚有不少差别，但提供给我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的空间，从中学习如何观察密教图像的源流、构成、象征意义、经典依据等知识点位。通过赖富本宏先生，我后来还结识了另一位日本密教研究的大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立川武藏先生，两位先生都给我传授了许多关于佛教密教曼荼罗图像学方面的知识，并慷慨地赠送给我许多他们的论著，使我从中真的是获益匪浅。日本学者严谨朴实的学风、收集研究资料不惜“竭泽而渔”的精神、一丝不苟对待学术的态度，至今仍然令我十分敬重。

03

文集呈现与后学传承

正是基于上面这些因缘汇聚，在这些中外学者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我才开始学习和摸索关于汉藏佛教考古的入门之道，如同孩提般地蹒跚学步，艰难地一步步走到今天。在这本集子里所收录的20篇和佛教考古相关的论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学习的过程，文章写作、发表的时间跨度从1989年到2020年，整整历经30余年。所以，这些文章中的粗陋浅白乃至错误之处一定在所难免，我愿意将它们以初始的状态真实地反映出来，毫不回避，也毫不掩饰，真诚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给这本集子取名为《佛教考古初论》，意乃从中透视自己蹒跚学步最初的步履和留下来的几个脚迹。

也正是因为充分意识到在这条学术的道路上哪怕只是前进一步，也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需要进行除考古学之外其他诸多关联学科的知识准备，2000年，当教育部在四川大学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藏学研究所（和西藏大学共同组建）时，我就首先倡议在所内开设藏文、梵文、佛学等基础课程，我们先是请中国藏学研究所里的老师开设藏语初级、中级课程，后来还聘请到了哈佛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的藏学家、南亚系教授范德康先生在我们的研究所里长期担任客座教授，为师生们开设高级藏文课程并指导藏学研究。我的博士生中，凡是要选择以佛教考古或者是西藏佛教美术等领域作为研究方向的，我都让他们必须首先进行严格的相关语言文字、佛教经典等方面的训练。虽然我自己也跟班学习过藏文，想的是给大家带个头，但毕竟年事已高，事倍功半，收效甚微。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我的学生中，却有好几位经过这样的训练，已经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藏文史料、翻译名僧传记、从事西藏佛教考古与艺术史研究，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长江后浪”的巨大推动力。从我自身学习的过程中，我痛感我们这辈学者（大体上均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的77级、78级学生）由于时代的局限，有许多后天难以弥补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语言训练、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等方面），但不能再让我们的学生后辈沿着我们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他们应当从一开始，就真正在学术上做到与国际“接轨”，并且逐步培养、具备这样的眼界和能力。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但还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

△卡孜村佛寺遗址F3残墙

△ 东嘎1号窟曼荼罗

最后，回到正题，我再简单地介绍一下收入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这部论文集中总计20篇论文，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论文是对汉唐以来汉地佛教遗存的考古研究个案，包括西南地区汉代的钱树佛像、四川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造像、唐代的舍利瘗埋制度、唐宋时期从于闻到益州毗沙门天王图像的流变、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等，反映了我对中国内陆地区汉唐以来佛教考古遗存中某些内容的研究认识。这部分论文从时间上看，反而是成文时间相对较晚的，这和我近年来关注问题的重心开始转向汉地佛教及汉藏佛教美术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关。

第二组论文主要涉及敦煌、西藏与藏传佛教遗存相关的研究。其中，《西藏灵塔与肉身之制初探》是写作时间最早的——前面我说过，这是我第一篇涉及藏传佛教考古的习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一文是对敦煌莫高窟中涉及和藏传佛教密教美术有关的洞窟第465窟年代和建窟寺的考证，在写作过程中，曾利用到敦煌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得到许多敦煌学、藏学研究专家的指正。《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兼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一文，是根据国外学者提供的有关中亚考古的新资料，来讨论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吐蕃这个老问题的，我个人认为有一些新的线索。《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和《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与吐蕃墓地的调查与研究》两文是根据我们在西藏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资料，对涉及吐蕃时期佛教美术出现的情况及其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所做的探讨。因为吐蕃时期佛教遗存保存下来的不多，所以这些发现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吐蕃王朝时期的佛寺遗存与汉地文化影响》一文，是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成果中的一个章节，主要意在观察吐蕃王朝时期中原文化对边疆王朝的影响，是如何体现在汉地和西藏佛教文化交流这个层面上的。

在这组论文中，还有相当的篇幅反映了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对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新发现的佛教考古遗存所获得的新资料，以及我们初步的研究认识，包括《论西藏札达皮央佛寺遗址新出土的几尊早期铜佛像》《变迁与转折——试论西藏西部帕尔嘎尔布石窟壁画考古发现的意义》《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术》等文。需要说明的是，这当中有的是以田野考古简报的形式呈现的，有的是以配合这些新发现所做的初步研究形成的学术论文，体例上不尽一致，而且还会有某些学术观点上的重复，为了保持文章的整体性和原始状态，收入这部论文集时我没有进行学术观点上的删减或合并，仍然采取随文论说的方式，这要请读者诸君明鉴。其中《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术》一文，是我给重庆美术学院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一次公开讲演，然后根据同学们的录音整理成文的，这也就是前文中谈到的我所讲述的西藏考古“故事”之一，这又是一种新的体例。不过，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们在西藏西部进行佛教考古调查的艰辛过程，这篇唯一具有“故事情节”的文章倒是可以一读的。

△寺迦萨殿平面实测图

△ 托林寺角塔内的壁画

第三组论文只有两篇，都跟国外佛教考古遗存有关，都是讲佛足迹图的。一是讲斯里兰卡的佛足迹石，二是讲唐代使节王玄策等人从印度拓回带到大唐的佛足迹石。这些看似“蕞尔小物”的佛教遗存过去大家都不太重视，其实当中蕴涵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是可以起到我们常说的“以小见大”的作用的，且作为“引玉之砖”放在文章的最后。

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遵守学术规范，在每篇论文之后，都列出了初出刊物相关信息，以便读者进一步查找原文。但原文因刊出的时间不一，文下注释的规范性也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此次由我的研究生姜伊最大限度地对每篇论文的注文、引文等进行了查核与规范化处理，但即便如此，一些年代过于久远的论文仍还存在着注释不能“达标”（达到今天的标准）的情况，这只能请大家见谅了。

霍巍

2020年4月20日于四川大学江安花园

内容简介

本书以佛教考古为中心，广泛涉及不同时代和国内外多个区域佛教考古遗存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汉晋、南北朝、唐宋墓葬中出土的钱树、法器、陀罗尼经咒，以及遗址中发现的佛教造像碑、摩崖造像、石窟壁画、金铜佛像等考古遗存的观察与分析；还有对与我国高僧前往西天求法取经密切相关的，现保存于斯里兰卡、日本等国作为佛教“圣迹”的“佛足迹图”的实地考察与研究，从考古、历史、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本书适合于从事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与宗教史等学科的研究者及相关院校、专业师生阅读与参考。

ISBN 978-7-03-070855-7

定价：¥238

霍巍著

本文由柴丽丽、贺欣熠 摘编自 霍巍 著《佛教考古初论》。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张亚娜）

— — △ 点击二维码 关注我们 △ — —

微信号丨spkaogu

小红书丨@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