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上的最后党费：建党大业背后的金钱、权力与信仰纠葛

引子：雪地里的拳头紧握的党费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带领一群红军翻越党岭雪山时，官兵们发现了不少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

吴部长看到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想走近用雪把这个战友的遗体再埋深一些，却发现这个战友的拳头里还紧握着东西，小心翼翼地掰开这个战友的手一看，手里紧握的是一张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上写着：

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

看到这一幕，很多红军战士都留下了热泪。

那一枚银元，是刘志海同志的最后一次党费……

从烈士入党时间和长征时间来看，他的党龄只有一两年而已。却让他深深记住了自己党员身份。

吴部长取过刘志海的党证和白洋，流泪说到：

“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我一定替你转交给党！

安息吧，同志！”

什么是初心？刘志海伸出雪堆的那个胳膊，就是最好的回答。

许多中共早期牺牲的革命烈士，都会像刘志海一样，将缴纳党费作为临终前最后一个心愿。

这一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这与中共早期成立过程中，面临的窘境密切相关，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党的发展历程。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那栋不起眼的石库门建筑里，13个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年轻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最后一天因密探闯入，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所有议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今天，我们回望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往往聚焦于其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若将镜头拉远，置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宏大图景中，便会发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非一个孤立的本土事件，而是一场世界性革命浪潮向东奔涌的必然结果，是被外部力量催生的“早产儿”。

更关键的是，这个新生政党从孕育之初，就深深嵌入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全球战略网络，其思想资源、组织蓝图乃至生存经费，都与遥远的莫斯科紧密相连。

这种“先天不足”，为这个政党早期的成长，埋下了深刻的矛盾伏笔。

一、 战略转向：西边不亮东边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至1920年间，欧洲大陆曾短暂地掀起过一场“红色风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芬兰、匈牙利、巴伐利亚等地相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列宁和共产国际曾乐观地预言：“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他们认为，席卷而来的革命风暴，将掀翻欧洲资产阶级统治，极大缓解苏俄被围攻的政治军事压力。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些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如昙花一现，在数月甚至数周内，便被国内反动力量和外国武装干涉扑灭。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仅存28天。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在短暂高潮后，迅速陷入低谷。

革命为何失败？多年后总结，根本原因在于教条主义——将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这一在俄国特定条件下侥幸成功的个案，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忽视了各国国情的巨大差异。

参见：

但当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革命领袖们，更直接的感受是：

革命的火种没问题，问题出在革命的土壤上。

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了。世界革命在西方的铜墙铁壁面前遭遇重挫。

西方不亮东方亮。

列宁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他认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可能不在其心脏地带，而在其广阔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边缘。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应当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同盟军”。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亲自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份文件，标志着共产国际全球战略的正式转向。

它系统提出：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国际和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全力支持这些革命；在这些国家，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应当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理论既定，急需实践。然而，东方国家普遍缺乏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革命经验。于是，一个大胆而直接的计划被付诸实施：派遣“红色使者”，带着革命火种、组织经验和活动经费，直接到东方国家去，“帮助”建立共产党。

中国，因其广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自然成为东向战略的重中之重。

二、 “红色使者”的东方之行

1920年4月，一个27岁的俄共（布）党员，化名“吴廷康”，以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带领一个五人小组，穿越西伯利亚，经哈尔滨抵达北京。他的真名叫格里戈里·维经斯基，能讲流利的英语，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选中，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可行性，并为之提供帮助。

格里戈里·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一行，首先通过北京大学两位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的引荐，找到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北大那座刚刚落成、红砖砌成的“红楼”图书馆里，双方开始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谈。

李大钊，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年31岁，面容敦厚，戴着圆框眼镜，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革命者的激情。

他热情地向维经斯基介绍了，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维经斯基则详细讲述了苏俄革命的历程、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以及共产国际的宗旨。连续几天，他们多次在红楼会面，气氛热烈而兴奋。

北大红楼

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革命事业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但他也坦诚地告诉维经斯基：“我在北平可以负责推动，但要建立全国性的党组织，非陈独秀莫属。”于是，他亲笔写信，将维经斯基引荐给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

几天后，维经斯基一行南下上海，敲开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门。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

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时年41岁，性格刚烈，目光如炬。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波——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迫害，在李大钊护送下秘密离京，化妆成账房先生，坐着骡车颠簸南下。

维经斯基的到来，让正处于困境中的陈独秀眼前一亮。当时，陈独秀正为两件事发愁：

一是宣传经费捉襟见肘，连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线都凑不齐；二是他深感单靠笔杆子宣传，难以形成有力的革命组织。

用他自己的话说：“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更加权威和系统的革命理论文献（此前中国先进分子接触的多是零星的二手资料），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会谈中，当陈独秀提及印刷《共产党宣言》的困难时，维经斯基当即拿出一张1000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过望，立刻交代身边的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抓紧印！”

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很快在上海问世，如一道闪电，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在建党思路上，双方出现了第一次分歧。

维经斯基和马林受命于共产国际，更倾向于先建立一个广泛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联合当时中国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团体，待时机成熟再从中分化出布尔什维克式的党。为此，他甚至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上海革命局”等机构。因为这是苏共

但陈独秀的态度异常坚决。他经历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等流派的论战，深知思想纯洁和组织严密的重要性。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由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纪律严明的共产党。

历史证明，陈独秀的主张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经费支持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当时就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了全国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

随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如星火般相继点燃。

革命的种子，看似已经播下。

但一个更深层次、更现实的矛盾，正悄然浮出水面，并将深刻影响这个新生政党的命运

——那就是经济上的依赖与独立自主的挣扎。

三、 独立自主的脆弱底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古代干大事，先要囤积粮草武器，然后再谈招兵买马。

现代革命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对钱的需求更加饥渴。

1921年初，维经斯基奉调回国。他带来的活动经费随之断绝。这对于刚刚萌芽、毫无经济基础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武汉的党组织甚至一度因经费问题而工作完全停顿。其他小组也举步维艰。

印刷传单、开办工人夜校、维持骨干生活，处处需要钱，而钱从哪里来？

当时党的主要成员，多是像毛泽东这样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收入微薄且不稳定。陈独秀、李大钊虽有教授薪水，但要支撑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活动，无疑是杯水车薪。

现实的生存压力，如冰冷的潮水，拍打着理想主义的堤岸。

就在这个关头，1921年6月，两位新的共产国际代表抵达上海。一位是荷兰人，经验丰富的革命活动家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另一位是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尼克尔斯基身负一项特殊使命：掌管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

他们的到来，带来了解决经费困境的资源，也带来了更明确的指令。

马林

马林一到上海，就展现出强烈的“领导”姿态。他会见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时，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以开展党的工作。你们写份工作报告，把你们的工作开展情况向我详细汇报一下。”

这种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让李汉俊愣住了，随即感到“很不舒服”。

他直率地回应：“我们的组织刚刚开始，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当马林追问工作计划和预算时，李汉俊更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得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计划和预算等等。”

双方首次接触，不欢而散。

马林随后通过张国焘，试图推动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并主动提出由共产国际提供全部经费。张国焘草拟的预算每月仅需一千余元，马林看到后既意外又高兴，觉得数额很小。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陈独秀缺席（他当时在广州任职）的情况下进行的。

当陈独秀从包惠僧口中得知，马林的傲慢态度以及擅自讨论经费的行为后，勃然大怒。这位性情刚烈的创始人，对独立自主有着近乎本能的执着。他在党内会议上明确表态：“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别人帮助固然好，但没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拿别人的钱来革命是不行的。”

他尖锐地批评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金，等于雇佣革命！

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陈独秀的言行，代表了一批中国革命者，确实是出于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而投身于革命事业，但再崇高的理想，也对面对冰冷的现实。

其中首要问题，就是钱的问题。

贫贱夫妻百事哀。

贫穷的革命者，也因为经费问题处处碰壁。

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常在报上写文章攻击他，骂他是“卢布主义”、“崇拜卢布”。陈独秀对此诙谐而警惕地说：“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政治独立，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

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一个政党也是如此。

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州职务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他与马林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就爆发了激烈冲突。马林依据共产国际章程，强调“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必须接受领导和经费援助。

陈独秀则寸步不让：“在我看来，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我认为没有必要戴上共产国际这个大帽子。因为，我们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中国的情况，而这些是共产国际和外人所难于了解的，不了解，又何谈领导和指挥呢？”

谈到钱，陈独秀更是斩钉截铁：“我们目前也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待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以后，必要时再请共产国际予以支持亦不为迟。”

据包惠僧回忆，有一次翻译张太雷试图以马林的口气说服陈独秀，刚说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陈独秀就“把桌子一拍”，厉声道：“各国革命有各国的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可以说，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拿起皮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独秀筑起的这条独立自主的防线，原则坚定，但在现实面前却异常脆弱。

转折，来自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