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园50号，后院的那棵核桃树还在吗

文 | 徐泓

燕南园50号，位于燕南园西北角，紧靠园子西出口大下坡。一溜儿中式平房建筑，坐北朝南，前面的庭院很大，几乎延伸到64号的院子。据说，最早的时候它是独立在外的，有松墙、树木甚至砖墙相隔，从燕南园里边不能进入50号。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据查1937年以前的档案资料，没有燕南园50号，1938年至1941年档案缺失。1942年至1945年燕京大学被日军封校。唯一的线索是在燕大教职员档案中发现：燕大心理系教授沈乃璋1947年10月在家庭住址一栏填的是燕南园50号。由此可见，50号是在1945年燕京大学复校后正式列入燕南园宿舍区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对燕南园宿舍区沿袭了这个介绍：“内有17栋小楼，50号至66号。”

我要好好写写燕南园50号，因为在这里住过一位我最尊敬的长者与前辈：江隆基书记。虽然他在燕南园里仅住了七年（先在57号，后在50号），但他一度是燕南园里的“灵魂人物”，在全校更被称为“北大的稳定器与压舱石”。在50年代那个运动频仍、“左”倾思潮泛滥的时期，他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事求是、尊重教育规律，以稳健务实的治理，稳住了北大根基、保护了学术元气、奠定了新北大的运行框架。在北京大学历届校长中留下了最好的声名，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深受知识分子敬重的杰出领导者。

一

江亦曼，江隆基、宋超夫妇的女儿，搬进燕南园57号时不满七周岁。她记得那是1952年国庆节过后的一天，一辆苏式吉普车，车尾挂着一个拖斗，里边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两个木板箱、两只皮箱、几条细麻绳捆着的铺盖卷，车里坐着爸爸、妈妈、她，还有不满周岁的妹妹小召，一路驶进燕南园。

57号留给她的第一印象：一座双开门式的古典宅院，门口有一对小石狮门墩，院墙上爬满紫藤，三棵老松树挺立院中，后院还有一棵枝叶茂密的核桃树。走进屋里，房间真多，她出这门进那门，东瞧瞧西瞅瞅，故意将木地板踩得蹬蹬响。这么好的房子，她做梦也没梦到过。

多年以后，她在整理父亲的笔记文稿时，发现父亲在当年的日记中记述了57号新家：

学校给我分配的宿舍是一中式外貌、西式装潢的住宅，里面有客厅、有卧室、有书房，有暖气和抽水马桶的设备。我自有生以来，从未住过这样阔气的房子。骤然搬到这样的住宅里，内心颇感不安，我担心孩子们的生活贵族化，同时警惕自己的意识里滋生某些资产阶级的因素。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贯过着供给制的生活，从来没有为吃饭穿衣的琐事而操心，现在为了吃饭、喝水，必须另起炉灶，过着小家庭的生活。这就整个制度上来说，虽然是前进了一步，但就个人的革命修养上来说，则可能发生某些退化的现象，不可不深自警惕。

江亦曼回忆，新家基本安顿下来以后，父母专门召开家庭会议，用心良苦地对她和13岁的大姐开旸说，环境变了，但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不能丢，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你们要好好学习、懂礼貌、尊重人、关心人，要艰苦朴素，不要和别人比阔气、比穿戴、比享受。不能以校领导的子女自居，搞特殊化。你们表现得怎样，别人不仅会说父母是怎样教育孩子的，还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优良传统怎么看。

江亦曼上了北大附小。她比我大一岁，比我高一个年级。我很早就留意过她，因为她的名字和革命烈士赵一曼同音。直到这次写作，我才知道她的小名叫蛮蛮，江隆基叫她小蛮，谐音成了“曼”。她确实与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 ，她1945年11月出生在延安的窑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物质匮乏，靠母亲煮小米糊糊喂养长大。她4岁就被全托进了延安保育院，1951年才回到父母的身边，当时实行供给制，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统一配发由军衣军裤改制的服装，在食堂分灶吃饭（父亲在小灶就餐，母亲在中灶就餐）。

宋超、江亦曼、江隆基（1950年摄于西安）

江亦曼给我看一张老照片，那是1950年她与父母在西安的合影，照片上的江隆基和宋超穿着棉制服，头戴军帽，江亦曼也戴着一顶小军帽，穿着小棉制服。她说：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红小鬼”？

北大附小的同学以及燕南园里的玩伴儿，谈起记忆中的江亦曼：正直、勇敢、爱帮助人，当过“二道杠”（少先队中队长）。她活泼开朗，说话大嗓门儿，只要有她在，永远有快活开朗的笑声。不少同学去过江家，印象中很简单很朴素。见过江伯伯的，则形容他是一个陕西汉子，高且壮，严肃但很和气。

那个时代的我们纯真，脑子里没有彼此的父母干什么的概念，但对江亦曼的父亲略知一二，因为江隆基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解放区来北大工作的第一位中共党员领导干部。

在这次写作中，通过梳理历史资料，我才知道江隆基在中共党内资格很老，他为解放区教育事业做过重大贡献。他1927年6月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留学日本，次年3月入明治大学读书，同时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后被驱逐出境。1931年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任旅德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书记。1936年回国后，任陕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后在北平等地参加革命活动，曾参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8年后历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1950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他与中共党内老一辈教育家吴玉章、成仿吾比肩，同属“延安—解放区—新中国高等教育”一脉的核心领导者。

江亦曼的母亲宋超，河北安国人，比江隆基小11岁，也是一位颇有资历的老干部。她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7月入党，先后任职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附中、延安医科大学党总支、延安大学教干科、西安女中、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等。

江亦曼说：刚到北京时，组织安排母亲在北大党委宣传部工作。父母都不同意夫妻双方在一个单位工作。后来母亲终于调出，先后任北大工农速成中学和北京女十一中党委书记兼校长。两个学校都在东城区，一个在沙滩红楼，一个在东晓市街，距离西郊北大路程都很远，母亲就住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北大曾多次商量，想把母亲调回北大或离家近一点的单位，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他从不允许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母亲上下班。周末带我们外出时也都乘坐公共汽车。

对57号的家，江一曼回忆，家中摆设十分简单，父亲坚决不让学校配置更多的家具。他不讲究穿着，除访问苏联时做过两套服装，平时都穿着已洗得发白的灰布制服。父亲经常不能按时回家吃饭，晚饭总要热好几遍。

江隆基先生

在57号住了四年以后，江隆基又搬了一次家。江亦曼记得那是1956年底，她家搬到了燕南园西口大下坡南边的50号。那时她家的人口增加了，除了她、姐姐开旸、妹妹小召，母亲又生了妹妹燕妮、弟弟幼龙。这次搬家出自一段“三角换房”的佳话：

据有关资料记载，1956年夏天，江隆基登门拜访住在54号（甲）的冯友兰，看到他家人口多，居住拥挤，尤其上万册书籍难以安放，读书写作条件差，当即提出将自己的57号院让给冯友兰。冯友兰推辞：一是江家人口多（有五个孩子与一位保姆），54号一层空间太小；二是“君子不掠人之美”，自己早年住过西南联大土坯房，当前条件尚可忍受。江隆基则笑称：“我是从延安过来的，这一层比窑洞宽敞十倍”，仍坚持换房。

双方僵持不下，住在燕南园50号的副教务长严仁赓主动提议他家和冯家对换。严家人口少（仅夫妻二人与一女），50号为独门独院平房，面积够大，只是无暖气、无木地板，条件逊于57号。江隆基实地察看后，最终敲定了三方互换的方案，借用马寅初校长当时提出的一个经济学观点“团团转”，也被昵称为“团团转”方案：即冯友兰从54号甲迁入57号院，严仁赓从50号搬至54号甲，江隆基则带着全家搬入条件相对简陋的50号平房。

江亦曼对50号记忆也很深，因为这处建筑与燕南园有一道墙隔开，她的小玩伴、闺蜜周培源先生的小女儿周如苹，经常爬到墙头上探望。“我爸说你赶快下来，她说你别告诉我爸”。江亦曼还拿出一张老照片给我看，那是1956年底或1957年初她的母亲宋超在50号房前照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有一根烟囱从房门上面的窗口伸出来，正是当年烧炉子取暖的典型标志。

宋超在50号屋前

江亦曼说，自从搬到50号以后，我上坡到燕南园里面就比较少了，后来形势开始紧张了。我记得母亲一反常态，每天下班后不管多晚，都从城里赶回家。50号正对面不是有一条小路吗，那是父亲去办公楼上下班必经的地方，母亲就带着我，每晚在那个路口等父亲。

1959年1月29日，江隆基和他的家人搬出燕南园50号，离开北大，在北京火车站登上开往兰州的列车。

二

江隆基住进燕南园，当时北大那一届班子的主要成员也都住在燕南园，校长马寅初住在63号，副校长汤用彤住在与他家一墙之隔的58号，教务长周培源住在与他对门的56号，副教务长侯仁之住在61号，另一位副教务长严仁赓住在50号（后搬至54号）。马寅初、汤用彤是大学者、著名的民主人士，其他三位学者当时也都是独领一方学科的教授。他工作的起步就是从燕南园这些邻居开始的：

江隆基入住57号的第二天，即到63号拜访北大校长马寅初。那天正是中秋节，桌上摆着月饼和水果，还有四五个倒满了凉开水的玻璃杯。

马寅初说：“兄弟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水。兄弟浙江绍兴人，好茶有的是，偏偏无缘，兄弟就爱喝个凉开水。”初次见面，江隆基就被他满口“兄弟长”“兄弟短”逗笑了，暗喜自己遇到了一个胸怀开朗、容易共事合作的长者。

1952年10月4日，北京大学在新校址燕园举行开学典礼。

马寅初校长向全校师生介绍新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说：隆基同志是一位老党员，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他来北大，北大很幸运，我们很幸运。

他还幽默地补充：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朋友说“中国的文化在延安”，而延安大学又是延安的最高学府，是文化中心的中心。隆基同志当时担任延安大学的校长，那是有着最高文化的同志。这一番生动风趣的介绍，引起了全场师生的笑声、掌声和欢呼声。北大老人们回忆：那天“大饭厅挤得满满当当，几乎全校都来了”。

江隆基的讲话诚挚而热情：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北京大学。在离开25年之后，今天又回到北京大学，我是回娘家了。

江隆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念了两年书，准备升入经济系，1927年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日留学。1930年初，因组织学运，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从日本被驱逐回国后，在北平担任中共沙滩街道支部书记，就活动在红楼北大内外。青年时代的印象刻骨铭心。北京大学对他来说，是有特殊感情的。

江隆基先生

这次重回北大，江隆基面对的形势错综复杂，一是要改造旧大学，而且是北大、清华、燕京三部分合并以后的一个大摊子；二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燕园集中着一大批文理科顶尖的教授学者。他说：北大的改造，对我是一件陌生而崭新的工作。

他是怎么做的？“隆基同志最突出的品质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教育规律办教育”。

什么是按教育规律办事？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江隆基被公认为中共党内少有的具有“教授治校”理念的领导。基于他数年在日本和德国留学的经历，对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有一定了解和认同，江隆基在1957年4月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办学校依靠谁的问题，北大党内曾反复讨论过。党委在学术上要依靠老教授是明确的。搞学问、培养干部，当然谁的学问好，就应依靠谁。从长远的利益看，新生力量很重要；从当前着眼，主要依靠老教师。

他认为，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专家学者云集的最高学府，要在党的周围团结一批业务修养较好，政治思想进步的 教授、讲师，在校一级和系一级形成科学领导核心，以加强业务领导。要尊重和理解教师的工作，尊重每位教师的自尊心。在工作上应和他们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关系，特别是像北京大学，教师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具有高度的自尊心，更不可操之过急。最好的团结就是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第一批学部委员，评选的程序是先由单位推荐。在那些日子里，他带领一个班子不舍昼夜地查看材料、摸底排队，商讨对策，最终在评选出的第一批172名学部委员中，北大当选27名（自然科学17人、哲学社会科学10人），位居全国高校之首。这当然与北大人才济济的资源优势有关，但也离不开江隆基高瞻远瞩的人才观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虽未当选，但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了解，许多方面是从江隆基身上得到的。”

1956年全国首次统一评定大学教授职称（一、二、三级），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等文件，各高校提名，经高教部、卫生部复审平衡，由国务院批准发布。评职称，历来是人际关系最复杂的时候，何况北大老一辈知识分子成堆，学派各异盘根错节。作为北大评级工作的具体组织者，江隆基首先明确指导思想：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知识上尊重他们，在思想上要耐心地、和风细雨地达到改造目的。在具体评定时坚持以学术为第一标准，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以党与非党、马列主义水平论高低，使评职称工作顺利进行。在国务院发布的名单中，北京大学拥有一级教授41人、二级教授54人，在总数上均为全国高校榜首。

在江隆基的主持下，北大党委还制定出积极慎重地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仅1956年1至7月，就发展了季羡林、冯至、吴组缃等21位教授入党，江隆基几乎和每一位都曾单独谈过话。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书指出：江隆基在北大的成功，证明了一个真理：党的领导不是压制专家，而是要通过尊重专家来实现的。 他用宽厚、真诚、公正的作风，化解了政治运动对校园的撕裂，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留下了一段“既红又专、尊师重道”的佳话。

三

三位校长在未名湖畔留影：左一江隆基、左四马寅初、左五汤用彤

江隆基主政北大，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越来越“左”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自1951年就在高校开展的这场运动，按照文件要求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的反动遗迹”。一些高校陷入人人过关的“洗澡”。但经历过延安整风的江隆基，深知运动中过激的作法，会造成对人格的极大伤害，带来难以弥补的后遗症。作为北大的掌舵人，他自上任伊始，就严格地把运动界定在“思想改造”的范畴之内，他强调进行思想清理而不是政治清理。思想清理就是通过学习提高觉悟认识，通过自我检查改变自己，达到适应新政权、新时代的要求。

让江隆基始料不及，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竟持续不断，一浪接一浪，愈演愈烈：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等。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直接波及了北大副校长汤用彤。住在燕南园58号的汤用彤是国内外知名的佛学、哲学大师，他在老北大曾与胡适共事，交往甚笃。胡适去台湾前亲自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一职交予他。而在新北大，他是分管文科的副校长。1954年11月13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集一些学者参加批判胡适的会，领导要他发言。汤用彤与胡适私交深、不愿落井下石、拒绝发言。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说，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便中风脑溢血了。

江隆基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他紧急叫上自己的司机和校医院的医生，将汤老直接送往协和医院紧急抢救，他一直等候在外。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近赶到教育部汇报，教育部又报告卫生部，卫生部指示协和医院组织专家全力抢救。回校后他吩咐校办安排人员轮流去医院守候，直到一个月后汤老出院。江隆基从汤老的突然中风急抢救过程吸取了深刻的教训，1954年12月1日，他在文科三系部分教师召开的座谈会上，以个人发言的形式发表了如下观点：

不可否认，学术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是学术斗争和政治斗争显然是有区别的，学术思想的改造是比政治思想的改造更为困难的，因此我们就需要更加稳妥、更加耐心、更加持久的进行。不能企图开几次座谈会，写几篇表态文章就解决问题，更不能采取开斗争会、轮流检讨、过关、交代思想等简单粗鲁的方式去进行。学术批判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科学水平是否因此得到成功，搬用“三反”运动的方式或沿袭旧社会派系斗争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是必须注意防止的。

1955年3月2日在校务委员会上，他进一步归纳出五条，明确了北京大学开展学术批判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和方式方法：

1. 学术思想问题不能用政治运动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而必须用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方式去解决。

2. 在高等院校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直接目的在于推进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团结改造现有教师和培养新生力量。

3. 要以理服人、不要以政治声势去压倒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党员和团员不必在事先取得一致，而应同党外人士在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中对分歧的意见逐渐取得统一。

4. 要提倡反批评，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

5. 学术思想批判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绝不是放松团结工作，而是为了达到思想上的团结一致，以便使他们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70年前提出的这五条，至今读来，仍然字字千金，饱含着政治的智慧、人性的光辉。

1957年夏季的形势到来，北大迅速成为“反右”重镇。从一开始，高层就直接介入了北大的“反右”。作为北大“反右”运动的领导人，江隆基深知在如此严酷的大环境下，他能保护的只能是少数的一部分人了。

郭力，一位研究北大“反右”运动卓有成果的的女学者说：江隆基在“反右”中竭力对教授进行保护。她阅读了江隆基在1957年下半年关于北大“反右”运动的几次讲话发现他对于“反右”分子的批判大都是按照官方口径的宏观指控，如果具体到北大“反右”，所提到的“右派”言行，所作所为，没有片语只字指向北大教授“反右”。在教授中没有“引蛇出洞”也成为他后来被批为“右倾”的一大罪名，他以傅鹰教授的“中右”标兵效应保护了很多教授。北大的理科教授无一划为“反右”，即受益于此。他还规定了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划“右派”必须经过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这使他能够运用有限的权力，将打击面缩到最小。

在这一场博弈中，留下最动人的往事，是江隆基对马寅初的保护。从1952年70岁的马寅初和47岁的江隆基“搭班子”以来，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合作稳定而默契。

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马寅初因《新人口论》遭猛烈批判，校内外势力多次企图将其划为“右派”，借政治运动彻底否定其学术主张。江隆基顶住压力，在党委会议、校内大会与私下谈话中反复明确立场：

马老一生坚持真理、敢言敢为，是我国经济学界与高等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见解与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敬重与学习。

马寅初先生的观点是学术问题，应当通过学术讨论来解决，绝不能当作政治问题批判，更不能随意扣上政治帽子。

马老是为国家好、为民族计，我们不能伤害这样一位有担当的老学者。

1958年“大跃进”后，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升级为全国性政治运动，北大校内贴满批判大字报，有人亲自到校点名施压。这时江隆基已经自身难保。1957年10月，新的校领导已调入北大，开始反“右倾”，并领导“反右派补课”。江隆基已不在核心圈里，但他仍然尽一己之力保护马寅初。

1958年秋冬中央正式下发调令，任命江隆基为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调令下达后，江隆基并未立即离京，而是被留在北大继续接受批判、检查、谈话，长达两个多月。1959年1月他是戴着“右倾”帽子调离北大的。

政声人去后。他的班子成员，也是他在燕南园时的左邻右舍，为他留下了赞声一片。

马寅初：“没有江隆基，我办不了北大”。“江校长是个厚道人，是懂教育、护学者的好领导。”

汤用彤：“隆基同志主持校务，公正厚道，爱护学者，实为北大之幸，亦学界之幸”。“北大这几年安稳，全靠江校长撑着。”

周培源：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间，是我在北大担任行政职务最顺心、最得心应手的时期；在我接触的校领导中，隆基同志最了解、最尊重知识分子；我之所以为他的事奔走，不是因为个人私交，而是敬重他的人品，从他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侯仁之：作为党的忠诚无私的好干部，作为我们工作上的好领导，他勤恳质朴的工作作风，坚强不懈的革命精神，为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深切的悼念之情是一言难尽的。

严仁赓：隆基同志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光明正大、不徇私情。他只身从西北来北大，连一个秘书也没带，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干部树立榜样。我作为北大的一名教师和干部，得益最多，感情最深的还要数隆基同志。

江隆基在1959年至1966年担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七年中，又创造了兰大教学与科研的黄金时期。

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25日江隆基被迫害致死。

江亦曼说：1978年4月，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甘肃省委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马寅初、周培源、季羡林、曹靖华、杨晦、冯定、游国恩、侯仁之、陈岱孙、褚圣麟、严仁赓、王学珍、韦明、文重等53位北大知名教授及校系领导敬献花圈，北大委派校办主任文重同志专程到兰州，参加父亲的追悼大会，代表北大发表了《深切悼念老首长江隆基》的祭文：

江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他的这种高尚品德和作风，对于当时北大的广大干部和教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和他朝夕与共，在他领导下一起战斗的同志，给了深刻的教育。

他被迫害致死的噩耗传到北大，许多干部和教师满腔悲愤，默默哀悼！坚信他的冤案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这样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是谁也抹煞不掉的！

今天，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心中的感慨万分。借用陈毅同志诗一首，献在最敬重的老首长墓前：“屈指捐躯日，迄今十二年。人民获胜利，告慰更向前”。

四

一群北大子弟向伟大的教育家江隆基致敬!左三为江亦曼

北大新闻网报道：由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延安大学四校联合主办的《实事求是 鞠躬尽瘁——纪念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江隆基诞辰120周年专题联展》于2025年12月26日至2026年4月26日先后在四校同步展出。

我们十几个北大子弟相约到北大校史馆参观学习，江亦曼也来了，她1959年去了兰州，在兰州上的中学，196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与我们那届大学生同样，经历了长期的基层锻炼，先后在甘肃山丹农宣队、天水塑料厂、兰州维尼龙厂、兰州市委宣传部、甘肃省环保所、甘肃省妇联工作。1985年以后她调到北京工作了，先后在民政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工作，2003年以后调到中国红十字会，2010年从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副部级）任上退休。至今还忙碌着各种公益与慈善活动。

看完展览，为了此书的写作，我与江亦曼有了一段关于燕南园的谈话。

江亦曼说：“在别人眼里，父亲不苟言笑、表情严肃，但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个爱如大海一般深沉的好父亲。”

已进入晚年的她，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燕南园，每到炎热的夏夜，父亲就让她睡在他的书房里，为她扇风驱蚊直到她入睡；父亲给她的小妹妹梳头扎小辫儿，给他们兄妹钉鞋、补衣服、做饭的情景，都恍如眼前。她说：“我们和父亲一起打扑克，赢了的时候，我们就刮父亲的鼻子。”

她记得燕南园57号后院那棵核桃树：“一到了秋天父亲就帮我们打核桃，打下来的核桃还是青的，他就教给我们，埋在树下的土里边，等核桃皮硬了，就可以吃了。”

江亦曼问我：“57号后院的那棵核桃树现在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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