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俞浩，才能看懂追觅的边界冲动

嗅态

嗅产业冷暖，书人文姿态

作者｜石灿

研究追觅，绕不开俞浩。

追觅给外界的印象，早已超出规模扩大和品类扩张本身。这家公司始终蕴含一种鲜明的力量，不断将边界向外推延，将目标向高处拉升。

截至2026年4月，追觅的业务已覆盖100余个国家和地区；产品版图已从智能清洁、个护扩展到智能家电、户外场景、出行相关方案等多个方向。这种扩张路径自带强烈的冲击感。

剖析追觅的内在机理，核心逻辑最终均指向俞浩。俞浩的目标意识、对边界的认知，以及面对既定答案时的习惯，在追觅的进化中反复显现。公司向外生长，本质上是俞浩处理世界的方法论在组织层面的逐级放大。

俞浩与追觅之间，早已超越了创始人与公司的关系。追觅更像俞浩性格的一次公司化投射。俞浩对现成秩序的审视，决定了追觅对行业格局的切入视角；俞浩依靠拆解与重组突围的本能，驱动了追觅在技术与组织层面的持续渗透。

本文主要参考了几篇公开报道与资料。核心来源之一，是《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1月刊发的俞浩专访《共识是被允许打上问号的》；另一篇重要材料，是36氪2022年对俞浩的采访《我本狂人》。为了让文章更贴近俞浩本人及其公司的实际气质，文中还参考了21世纪经济报道、江苏工人报、品牌星球等媒体的相关稿件。除此之外，文章也结合了追觅官网、天空工厂，以及俞浩在微博的公开信息，作为补充材料。

一个重新组织世界的动作

理解俞浩，核心在于捕捉他面对问题时的第一反应。

一个人的野心、判断与扩张欲，表面看似复杂，深究之下往往会收回到一个基础动作。面对问题时，有人倾向于寻找既有答案，参考行业惯例，判断前人的经验。另一类人的动作截然不同。他们拒绝立刻承认外部给出的结论，习惯将问题拿到手里拆解、摆弄、推演，最终交付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俞浩显然属于后者。12岁，家里的新房建成，俞浩希望家里楼上和楼下的开关能控制同一盏灯。他自告奋勇设计电路线。

常规的双控电路，要通过单刀双掷开关来实现。年幼的俞浩并不了解这套原理，但他知道，家里的电线彼此连通，正电和负电分布在其中。基于这个认识，他想到，两个开关只要分别接上正负两端，灯泡就会亮。双控电路的连接方式，也因此被他做了出来。

见微知著。从这件小事里，已经能看出俞浩处理问题的方式。面对陌生领域，他并未退缩以寻求教导，也未将现成答案视为不可逾越的边界，而是选择了直接上手。

直接做，是俞浩的存在主义基础。这或许和他早年的成长环境有关。他的童年在海边度过，一抬头，就能看见湛蓝的天空，白云之间，时常掠过一架飞机。如此环境长大的孩子，最先建立的是人与海、人与天空的关系，其次才是人与大陆的关系。这种次序，让海洋文明之下的俞浩，天然带着一种“海盗精神”或“渔猎精神”。

在海洋文明的逻辑里，世界不是用来耕作的，而是用来发现与获取的。当内陆文明在划定疆界、讲究守成时，他视边界如无物。这种底色映射在商业中，便演化成他对硬核技术掠夺式的攻坚，以及对全球市场本能的适应。他不像是在航道里循序渐进的舵手，更像是一个带着捕鲸叉的技术猎人，在进化的洋流中，始终保持着向未知海域征服的野心。

直觉孕育出判断基础。但直觉往往悬浮，必须落在具体的实践里反复捶打。真正能定义一个人的，是同一种动作的反复出现。

高中时期，他要求自己每周撰写一个专利构想。这种高频训练不仅是为了追求专利的数量，更是在为自己制造题目，强迫自己思考、行动，并提出不同的解法。他并不满足于单纯解题，而更倾向于将题目重新定义一遍。

沿着这条线索深挖，俞浩最底层的性格动作清晰可见。面对世界，他的第一反应是避开既有秩序，在内心打上一个问号。这种怀疑并未停留于想法。他一旦起疑，便会迅速进入拆解结构并重构解法的步骤。

“共识是被允许打上问号的”——这句话远超功成名就后的姿态，从俞浩的经历来看，反而是他长久以来的行为概括。先不急于相信，先自行测试与推演，构成了他最质朴的做事逻辑。

△1月29日，俞浩在微博发布动态，“平衡一下”，并配图 图片来自俞浩微博

步入成年，这套动作被提炼为一套方法论。他相信逻辑可以拆解一切。小时候在微观问题上寻找答案，长大后则通过拆解复杂系统来重塑结果。

俞浩的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胆大或高调，更深层的支撑在于，他拥有一种凡事皆可重新拆分、重新计算、重新制造的习惯。只要物理逻辑能够跑通，既定的边界在他眼中便尚未定型。

这使他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好胜者。好胜者执着于输赢，俞浩更在乎答案由谁创造。他不甘于在他人画好的框架里取胜，而渴望重构框架并在新秩序中赢一次。这种冲动在青少年时代便已显露。无论是研究电路，还是构思专利，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心理学研究表明，行为在重复中会逐渐固化为更稳定的习惯模式。我把俞浩的这种路数，叫作“重构型直觉”。

穿透追觅品类扩张与宏大野心的表象，可以看到，俞浩身上的性格动作逐渐演变为世界观，最终内化为一种行动本能。

至于追觅那种不断推开边界的公司气质，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投射。

环境回报催生的生理反应

天性赐予灵感，环境提供坐标。俞浩在拆解与重组世界的反复动作中，完成了对雄心的最初物化。

少年锋芒若无环境回响，终究会散。这种动作能不能长进成年人的骨子里，还要取决于反馈的量级。零星的奖赏，最多让他在少年时显得锐利；唯有当回报成倍翻涌、如影随形，这套动作才会在他身上沉淀下来，从一种偶然的尝试，凝结成一种稳定的生理反应。

俞浩早年的起点并不高。他从江苏省正余镇农村小学一路升至海门区高中，每次进入新环境，初始位置均不突出，但他总能通过寻找窍门走到前列。环境并未赋予他优越的初始位次，他却依靠自己的手段扭转了局面。

在小学与初中阶段，环境的回报直观且具体。资源匮乏迫使他自行寻找出路。亲自动手确实能成事，更换思路往往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进入镇中与县高，环境压力增强，竞争更趋直接。俞浩屡次投身更高标准的选拔，依靠自有方法突围。

回报最初体现为成绩，随后演变为一种确认，这种逻辑并非偶然见效，而是反复成立。

求学过程深度塑造了俞浩的底层行为逻辑。稳健的做事方式往往始于经验，随后升华为价值判断。俞浩一路向上，表面呈现为成绩优异与路径顺遂，内里则是同一种处理机制在不断通过世界的验证。

起点高低并不决定终点，外部秩序的预设也无法阻碍解法的重构。长此以往，这种经验超越了学习方法，转化为对自我的基本确信。

俞浩曾提到，习惯第一后便会上瘾。这并非单纯的胜负欲，而是环境回报渗入人格的表现。偶然夺冠带来的是兴奋，反复通过同一种路径领跑，则会催生出坚实的判断。他确信自己处理世界的方法行之有效，现成规则不必照单全收，另辟蹊径同样能够胜出。这种判断在青少年时期一旦稳固，后续行事的尺度便会持续扩张，因为带来回报的资产已转化为方法论本身。

清华大学阶段将这种回报机制推向了新高度。俞浩在此接触到更激烈的竞争、更高强度的技术训练，以及更广阔、更权威的参照系。他长期沉浸于飞机研发与技术难题，这种兴奋感源于一种深层确认，即此前奏效的逻辑在顶尖环境依然成立。

此时的环境机制发生了质变。回报不再局限于成绩，转而指向更复杂的产出。他可以持续领跑，可以创造他人未曾实现的成果，可以挑战更艰巨的课题。这种反馈促使他轻视固定起点，拒绝将既有秩序视为终极答案。

多次经历逆势翻盘后，他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可改写感。在经验失效的年代，登场顺序不再重要——这句话在他身上表现为一路实战经验的自然延展。

进入工作与创业阶段，环境的回报形式再度演进。追觅成立于2017年，以高速数字马达为切口，迅速铺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吹风机等产品线，随后延伸至空调、电视等家电领域。扫地机器人在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夺得市占率第一，公司连续六年保持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这证明此前反复验证的逻辑在商业战场同样获得了强力回应，它能成功转化为产品、增长、市场与组织成果。

但创业环境的回报逻辑异于校园。学校奖励领先，技术环境奖励突破，市场奖励的则是空间感。产品的成功开启了品类想象，市场的夺取放大了组织目标，连续的胜利加固了内部对创始人判断的信任。

环境在此刻不仅奖励个体，更在放大一种方法。起疑、拆解、重构，这套动作从个人经验上升为公司意志。俞浩那种推开边界的劲头，随着回报的激增而愈发强韧。

回顾这段历程，俞浩做事方式的强化脉络清晰可见。这最初源于个人倾向，随后在不同阶段受环境持续奖赏。早年的回报确认了动手的价值，求学期的回报验证了跨越环境的胜算，技术训练的回报证明了复杂系统的可塑性，创业期的回报则实现了方法向商业结果的转化。随着回报能级的递增，动作由习惯升华为信念，最终固化为本能。

俞浩后来那些跨度巨大的动作均源于此。在他的经验世界里，这套逻辑已赢过无数次。对他而言，“重构型直觉”并非临时的冲动，而是一路被环境滋养、放大的处理世界的方式。

由环境持续正向反馈堆砌而成的确信，最终在研究高速数字马达时，凝结为一句自白：“我一路没有经历过大的失败，这让我研究高速数字马达时，有一种信心：都是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从中可以窥见俞浩的“狂”的认知基础。但“狂”是相对的，俞浩一直习以为常的行为风格到了其他人那里，就变成了冒犯。因为，多数人对权威与门槛的敬畏源于受挫记忆，俞浩的记忆库缺乏此类痛感。

行业天花板在俞浩眼中仅是前人留下的待解算式。既然物理规律面前智力结构平等，人与人的差别即可通过计算与投入抹平。基于“无败绩”产生的技术原教旨主义，催生出一种近乎盲目的坦然：世界未曾施予否定，世界便默认允许重新定义。

清华带给俞浩的核心资产

俞浩身上一以贯之的经验动作在清华大学阶段完成定型。

更准确地描述，清华大学给俞浩的馈赠并非一套新方法，是将原来已经存在的做事方式放进顶级工程环境，完成了升级、验证和复制。

少年时期，俞浩已显露动作雏形。12岁设计双控电路，高中每周构思专利。俞浩极早习惯质疑现成答案，并动手重做。彼时，这种能力更多停留在直觉层面，局限于小范围问题。

进入清华大学以后，俞浩面对的对象发生质变。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航天专业，作为国内早期参与四旋翼开发的成员，后来又研制出三旋翼飞行器。对象一变，方法的分量也跟着变了。

前面的求解更多是在局部寻找答案，到了飞行器研发阶段，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系统。结构、动力、控制、稳定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架机器都飞不起来。

所以，这种自己试一试的个人冲动进入了更高强度的技术语境。问题越过一个点子能否成立，进而变为一整套系统能否被拆开、被设计、再被重新拧回去。

清华这段经历真正带来的财富是尺度变化。俞浩早年偏向直觉的求解习惯，开始长成能够处理复杂现实的工程能力。复杂问题在俞浩手里不再是障碍，而是变为能够重新挑战和重新组织的对象。

别人看到门槛、边界和难度，俞浩更容易先看到结构，再判断哪些地方可以拆，哪些地方还能重做。这种变化让俞浩后来面对产品、组织和产业边界时天然带着系统视角。

天空工场的运行逻辑提供了注脚。2009年12月，研一的俞浩联合4名跨院系同学，在紫荆综合服务楼C楼20平米的角落里成立了社团“天空工场”，逐步发展出嵌入式、未来航空、未来视觉团队，每个团队分别还设置有负责人、财务、管理、营销等职务。

在技术追求上是极度投入的，曾经为了让三旋翼升空，这群人常在凌晨三点调试系统，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清华大学给俞浩带来的资产，在这次组织跨学科团队协同攻关的过程中，完成了最初的兑现。

△天空工厂成立的第一天，这张图片拍摄于2009年12月26日，右一白色西装外套为俞浩

天空工场有一套冷峻的选人逻辑。不设简历门槛，下午6点抛出题目，要求第二天早上6点交卷。12小时，没有标准答案，俞浩在等那些愿意为了一个方案彻夜不眠的人。这种极限筛选剔除了平庸的技巧，直接识别出态度与执行力。 这已经脱离了社团招新的范畴，演变成一种清晰的组织判断。

“增长见识，锻炼自信，掌握技能。在天空工场，没有学长学弟之分，只有男女之分，这里没有阶级，没有官僚，只有技术和感情。”一位天空工厂创始成员在回忆中写道。

△大学时期的俞浩 图源俞浩微博

俞浩看重的是一个人能否在不确定里往前推进。几年后，追觅最早的核心成员几乎都从“天空工场”走出来。加上自大二起，俞浩先后出任航空航天学院宣传中心主任、院学生会主席及校学生会副主席。他在这些校园职务上历练，得以在清华提前完成了一次对未来组织模式的初步探索与预演。

在天空工场的精神发育史中，那种对“自主权”近乎执着的渴求，并非源于某种理论的灌输，而是一场通过实干夺取解释权的“权力实验”。

真正把这套做事方式彻底坐实的标志性事件，要追溯到2007年的清华大学挑战杯竞赛。当时，俞浩提交了一项飞机设计方案，却被导师判定为违反飞机基本原理，并建议他直接放弃。在追求稳妥、尊重权威的学术语境下，最合理的选择本该是听从建议，向既有经验靠拢。

但俞浩没有，他选择了一次彻底的“抗命”。他更愿意相信，导师所说的不成立，也许只是站在既有经验边界内的判断。在他看来，一套设计方案到底能否成立，不取决于权威的口径，而取决于它在现实的物理世界里能否站住脚。于是，他摒弃了退缩的念头，继续往下做，最终拿下了挑战杯一等奖。

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于捧回一座奖杯。更关键的是，它让俞浩早先积累下来的那套独立解决问题的习惯，第一次在明确的权威判断面前得到了验证。此前，他只是习惯于自己拆解问题、按自己的节奏往前走，但那些经验多半停留在私下的训练与积累中。

直到这一次，当他与公共权威正面相撞，并最终从结果中获得强力支持时，一个人的内部判断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原本那种带有直觉色彩的自信，在这一刻变得更加稳固，也更加强壮。

这种从实战中生长出来的“强判断力”，后来成为了天空工场组织模式的底层逻辑：不再迷信既有的制度和经验，而是通过“简政放权”将决策权下放给每一个能够感知现实、解决问题的个体。这种带有“异味”的自主权，本质上是成员们在用自律与实干，去换取在这个技术乌托邦里定义未来的自由。

△2011年，天空工厂全体成员大会上的PPT内容，屏幕上写着“创新、说干就干、团队合作、专注”

从这个角度看，后面很多事的逻辑就通顺了。俞浩后来愿意把现成共识放在一边，总觉得成熟路径还可以重算，总想往既有边界外再探一步，标志性的自信源头大概就来自这种处境。

因为，他亲手经历过一次确认，权威的确有自己的限度，经验也会有自己的范围。结论摆在面前未必要立刻收下，先回到具体条件里重做一遍，答案才会真正长出来。

俞浩后来把自己形容为研究社会物理的人，会先归纳复杂商业现象，提炼基础规律，再把这些规律推演到还没发生的事情上，用来指导决策。这个说法放回清华阶段反而更容易理解。自那时起，他不再只是喜欢找答案，而是逐步萌生出一种“开宗立派”的冲动。

天空工场就是他的一个宗派载体，而且一直运行到今天。2026年1月27日，俞浩慈善基金会正式推出“天空工场”全球青年创新领袖人才支持计划。这个名字从清华社团延续到基金会项目，形式变了，内在逻辑没有变。它仍旧在做同一件事：把有潜力、有成果、也有野心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再用资金、资源和平台，把他们送到更大的世界里。

外界常将这些动作归结为对成功的渴望，也有人将其看作工程定力。在俞浩的视角里，这些表象对应着一种INTJ式的敏感。4月15日，他坦言，带有伤害性的言论会持续很久，甚至损耗身体。他在社交平台上询问网友：“我经常会哭，你们会吗？”

性格追求逻辑闭环，也制造精神内耗。心理张力与技术逻辑并存。对负面评价的敏感，成了精密系统追求闭环时的副作用。

追觅对新边界的兴奋，对复杂系统的组织欲，对高目标的执着，脉络均可追溯至早期的组织实验。

追觅作为一种性格的显现

我把俞浩的做事方法概括为“技以合道”。“技”是进入现实、理解结构的路径；“道”是事物内部起作用的规律。俞浩由技术入手，看清系统运转逻辑，再将认知转化为产品、组织与结果。

追觅向外扩张，本质上是“技以合道”作为方法论的公司化外溢。它被翻译成公司的结构，演变为资源的投向、信息的流动，以及项目的运转。公司一旦完成这种转化，外界看到的便不再是一个强势创始人在发号施令，而是一整套组织在按他的思路处理问题。

研发投入的分配最能说明问题。追觅在2024年将研发划分为现有领域的产品迭代、现有领域的产品创新以及新领域的创新三块。这种分法把俞浩那种向外探索的劲头直接写进了预算和时间表。

许多公司做大后会收紧研发，优先保住眼前的产品和收入。追觅专门给新领域留出空间，意味着公司内部始终为未知保留着位置。俞浩那种推开边界的习惯已从个人冲动固化为一项长期的组织动作。

组织里的信息流向同样带有这种底色。俞浩曾解释过为何要公开那些极大的目标。他认为，要让每一个一线员工都知道创始人的想法。追觅内部的信息权几乎人人平等，战略会和事业部月会尽量向全员开放，以此提高信息传播速度和一线的决策自主权。

俞浩不喜欢层层转译，更不喜欢把判断权锁在少数人手里。他习惯把方向摊开，让更多人自主向前推进。这种偏好转化到公司层面，就形成了目标高压、信息透明、决策前移的鲜明气质。

为了护住个人系统的运行效率，俞浩甚至在4月15日发微博称，“所有在我评论区下讲难听话的，助理全部拉黑！”

对他而言，干掉“难听的话”是为了避开精神内耗，这种做法其实是工程思维的延伸。用物理手段直接切断噪声，免得核心处理器的带宽被白白损耗。这种对信息流的硬性筛选，跟追觅内部砍掉干扰、死磕效率的逻辑极为相似。

追觅的运行逻辑成了俞浩个人性格的放大版。俞浩处理问题习惯先抓方向，再迅速动手。追觅处理增长亦是如此。方向被拉到极远处，信息被尽量摊平，接下来交给组织自己去寻找解法。

俞浩早年相信人要在不确定里往前做事。到了公司阶段，这种信任被进一步放大，从个人本能演化为组织意志。追觅并未选择那套精细的防守逻辑，它始终维持着一种持续出击的状态。

工程师式的做事方式强调立刻实践，不在方案阶段拖沓。在其他公司这或许只是效率要求。在追觅这更像是人格被制度化后的自然结果。

俞浩一贯的处理方式是先做起来，再看它能否成立。当公司接过这套节奏，很多事情便呈现出动作快、跨度大、边跑边长的观感。当这套不设限的做事方式在组织内部彻底跑通，追觅的业务版图便不可避免地向外鼓胀。

最初，从高速数字马达切入，到吸尘器、扫地机器人、洗地机和吹风机，再到如今规模更大的“人车家天地芯”生态叙事。随着产品线铺开，它越来越不像一家围着单一品类运转的公司，而更像一个不断寻找新落点的技术平台。

市场结果为这种扩张提供了支撑。追觅扫地机器人已在22个国家和地区拿下市占率第一。连续6年超过100%的年复合增长率说明，这套打法不仅成立，还能持续供给信心。外界看到的不再是孤立的扩张，而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惯性。做成一块，再推一块。这种惯性投射到市场上，便成了极强的边界冲动。

边界在追觅这里不是静止的。然而，随着战线拉长，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市场开始审视，追觅究竟是在稳定复制跑通的能力，还是被连续的胜利推着，盲目拉长战线。

当一家公司在某个品类证明过自己，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便是将胜利经验视为通用法则，从而快速投向更复杂的叙事。品类越多，边界越宽，考验的就不仅是产品能力。组织带宽、供应链韧性、渠道消化能力、流动资金，以及品牌心智的聚焦，都会成为严峻的挑战。单点突破追求的是锐度，多点铺开考验的则是整家公司能否稳住组织形状。

追觅的叙事张力就在于那种“停不下来”的节奏。市场正在判断，其向外生长究竟是基于技术与组织的扩张能力，还是一种被高增长放大的冲动。前者能带公司走向远方，后者则可能引向无尽的消耗。

俞浩的做事方式让这种审视来得更早、更猛烈。他习惯在事情做成之前先确立一个遥远的目标，高调宣布出来，以此逼迫自己和公司去抵达。

这种动作对内极具动员力，能拉升组织的兴奋感。对外而言，市场只看结果。事情成了，提前发声是布局与信心。事情若失败了，同样的动作就会被解读为冒进与透支信用。

眼下，追觅最值得讨论的课题，已从增长体量的多寡，转向推开边界后能否将其稳稳接住并守住。真正的风险避开了生长速度本身，指向了长出去的业务部分是否有足够厚的组织能力作为支撑。

实业基因在江海平原的延续

将俞浩的公开资料放在案头研读，很容易联想起他的南通老乡张謇。

两人虽处不同时代，路径也大相径庭——一个从晚清科举场挣脱，卷入朝局、边事与地方建设。一个从南通考入北京，投身清华与技术创业，借力小米生态链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将追觅锻造成独立的品牌版图。

但是，随着资料研究的深入，这种联想愈发猛烈。这超越了同乡的情谊或实业的共性，更像一种地方气质隔着时代的重演。

张謇早年行走在旧时代最正统的上升通道。海门出身，少年苦读，科举屡挫，直至41岁高中状元。依照常理，他本应顺着功名进入稳妥的官场。他的生命却并未止步于状元头衔。1882年壬午兵变后，他以幕僚身份随军赴朝，在汉城声名大起。即便朝鲜方面意欲挽留，李鸿章也愿荐其入朝任事，这段经历仍未将他送入李鸿章的体系。相反，他看清了晚清政局中文章、权力、边事与实业之间那层不安稳的墙。几年后，他虽登顶声望巅峰，却毅然转身回到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兴办学校，经营地方事业。

这看似个人选择，实则是一个人走到关口后的觉悟。功名再高，终究不如亲手造就一套新秩序。

俞浩的轨迹换了一套时代语法，骨子里的张力却高度相似。他从南通乡镇一路向上，凭物理竞赛保送清华大学，随后研制飞行器与高速马达，于2017年创办追觅。创业早期，追觅通过小米生态链迅速建立起品牌、渠道与供应链能力。这一步极像在新工业时代寻找强力体系借以过河。俞浩并未打算永远留在他人的秩序里。攻克高速马达后，追觅在完成早期起步的基础上，不断淡化小米系印记。他将扫地机器人、洗地机、吹风机，乃至更大的产品叙事，一步步拉回到追觅品牌之下。

路径虽异，意味相近。张謇曾触及朝局边缘，最终回乡自立门户。俞浩借大平台起势，随后将品牌从平台的阴影中剥离。前者从科举幕府转向实业，后者从生态链代工转向自主品牌与全球扩张。两条线在各自时代汇聚于同一点，那便是不愿久居人下，拒绝长期为他人的秩序做证明，终究要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

两人都带着某种先借势、再立势的命运感。他们的故事并置一处，便生出强烈的宿命感。南通这片土地总能将最有冲劲的人送往更大的世界，再促使他们回过头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张謇与俞浩终究处于不同语境。张謇回乡面对的是晚清政治失序后的地方重建，涉及整座城市的教育与公共事业。俞浩面对的是全球消费科技竞争，需要推开产品、组织与产业的边界。一个负责构建地方现代化的骨架，一个致力于将技术品牌送往全球市场。这种差异反而让两人之间的呼应显得耐人寻味。

时代早已更迭，功名演变为竞赛名校，幕府门路转化为生态平台，纱厂更替为智能硬件。南通人向上突围的方式变了，核心的逻辑却始终如一。

张謇如同前朝留给南通的一道旧影，俞浩则是那道旧影在新工业时代的一次更新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