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律师：我见过最多的表演型人格，都出现在婚姻法庭上｜离婚律师甄会唠02

大家好，我是陈拙。

在北京打一场离婚官司，平均得花多长久？

我说出答案，可能会突破你的想象。

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是四五年。婚姻家事律师甄会唠告诉我，这还是在比较顺利的前提下。

这个数字吓了我一跳。但是甄会唠说，她经手的最高记录，是将近十年，不是一场官司，而是围绕着离婚展开的一串官司。

今天的故事，讲的就是一起漫长的离婚案。这是甄会唠独自接手的第一场婚姻家事诉讼。那时候她很年轻，嫉恶如仇，一听说对方连续出轨十年，立刻就答应当事人，一定要用法律惩治这个渣男。

直到当事人拿来所有资料，她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至今还记得孙慧敏在法庭的那一幕。

那时我作为她的代理律师，为她打一桩离婚案。法官组织双方调解，分别和两方谈话，男方谈完走出法庭，喊我们进去，擦身而过的一刻，孙慧敏突然朝着她的丈夫冲过去，一把抓住男人的胳膊，狠狠咬下去。

男人喊叫着，身体猛地一僵，嘴里还在说：“敏敏，你冷静点……”

他试图挣脱，孙慧敏咬得更紧了，仿佛十年婚姻里的委屈、隐忍，此刻一口气爆发了。

法官听到外面的骚动，快步走了出来，孙慧敏眼见法官，这才缓缓松开嘴。

将双方叫进法庭，法官警告孙慧敏，让她控制自己的情绪。

孙慧敏坐在那里，听着，肩膀却剧烈地颤抖起来，她开始说话，起初很慢，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连坐在旁边的我都听不清楚她的话，渐渐地，她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演化为近乎嘶吼的控诉：“法官，您知道他是怎样羞辱我的吗？”

她猛地昂起脑袋，眼泪滑落，脸上的妆都搞花了，哽咽地说：“他说……他说他出轨的女人屁股比我圆、胸比我大。我给他生了孩子，陪他走过十年，他就这样对待我！

“您说，他是人嘛！”

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因为孙慧敏离婚案，是我作为婚家律师独立办理的第一桩案件，自那以后的八年里，我见过在法庭上咆哮的、胡搅蛮缠的，却没有像她这样“动嘴”的。

那时，我被她高亢的情绪深深地震撼到了，浑身紧绷，一动也不敢动，直到法官的声音传进耳朵，“代理人，请你做好当事人的工作，控制好情绪，否则我们只能休庭。”

我这才反应过来，慌忙如捣蒜般点头。

我此前认识的孙慧敏，她可不是这样子的。

那是在2017年深秋，我在律所的会客室第一次见到她。孙慧敏坐在沙发上，身穿一件深色半身棉布长裙，扎了一个松松的马尾，头发很长，一直垂到腰间，没有化妆，但是看得出皮肤很好，整个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巩俐那种传统、大气的美女。

这份气质和她的身份也很搭，她刚从一家名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研究古典文学。

“甄律师，你帮我起草离婚协议吧，朋友说找你准不会错。”

遭到这样的伤害，孙慧敏做出过最直面的“反抗”，就是在男人生日那天，端着蛋糕来到男人的英语培训班为他庆生。她知道丈夫正在和班里一位女同学暧昧不清。

“我就是想让那女的知难而退。”说着，她嘴角扯出一丝自嘲的笑。

“这些出轨事迹，你掌握多少证据？”我试探着问。

她近乎绝望地摇摇头，声音里都透出凄凉和委屈，“那种事……那种事的证据，我不懂怎么能搞得到。”

我想过给她一个拥抱，但第一回见面害怕太唐突，于是说：“没关系，我回头给你列出一份出轨证据的清单，你按照我这份清单去搜集就好。”

这份清单我后来发给了孙慧敏，包括照片、视频、录音、聊天记录等等，还特别嘱咐她尽量保留原始载体，比复制下来的版本要有力得多。

聊到这儿，我忍不住多了句嘴：“出轨那么多年，你竟然都忍过来了。”

孙慧敏没有多解释什么，只是告诉我，他们的女儿已经八岁了。

不必再说什么，我瞬间明白了。那时我结婚三年，孩子两岁，有时候和老公吵得很凶。可每当看到孩子肉乎乎的小脸，看到她和爸爸亲密互动的模样，我都会想，就算他捅了天大的窟窿，我也不会跟他离婚，让孩子蒙上父爱缺失的阴影。

“我帮你起草协议。你要想好条件，对方不同意，就起诉离婚。”我当即表态。

孙慧敏深吸一口气，定定神，挺起胸，像是努力让自己显得强硬、凶猛一点。

“所有财产一人一半。”她说。

读书的时候同学都管我叫“甄哥”，意思是不好惹。因为我向来是非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学法律以后更加嫉恶如仇，经常写文章，批判各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可想而知，当我听到孙慧敏只敢卑微地索求一半财产，内心有多愤懑，我只想帮助这个女人争取到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

直到两个月后，孙慧敏的离婚协议遭到拒绝，带来财产资料准备起诉，我才意识到这桩离婚案比她描述的复杂得多。

孙慧敏要处理的财产，包括国内三套房子，海外两套房子，近四十万欧元投资，还有香港的保险，公司的股权，少说也有三四千万。

我问：“这些都是你们的共同财产？”

“有我婚前的，也有他婚前的，剩下是共同的。”说着，孙慧敏指着一份房产证说：“譬如这个，就是我婚前买的。”

我打开房本，上面赫然写着男方的名字，不解地问她怎么回事。

“我过户给他的，为贷款。”孙慧敏回答得很干脆，“我婚前买的，当然算我的。”

“你无偿过户给他，法律上属于赠与，你还能享有多少份额，有争议。”我想尽快给她解释清楚，让她知道这个事很复杂，然而孙慧敏的回答却让我哑口无言。

“甄律师，是你之前说过，打官司肯定比我协商的结果好，对吧？”

确实说过，但那时我还不清楚里面的复杂。只能怪我自己，话说得太早。

孙慧敏不明白的是，婚前个人财产并不代表永远都是个人的。如果婚后赠与对方，或者与夫妻共同财产混同，里面就会有对方的份额。

比如一张婚前办理的银行卡，如果婚后继续使用这个账户，有收入和支出，就很难区分支出的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就像你往米缸里倒了新的米，吃了一些，根本无法区分你吃的是前面的，还是新倒进去的。

继续研究孙慧敏带来的财产资料，更多问题浮出水面。

她说男方婚前的房子没有贷款，但是房本里却有记录显示按揭。海外的房子只有房产经纪人的邮件，却没有正规的权属证明。

还有他们在欧洲的投资，孙慧敏提供了与维尔京群岛一家离岸公司签署的服务合同，声称这是为移民准备，间接持有欧洲某国国债，却没有提供更具说服力的文件。

每一项财产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之处，搞得我很不自在，却讲不清到底哪不对。

“很多财产都是一年前配置的，为什么要离婚，还做这么多资产动作？”我脑子里闪过法官可能提出的质疑，提前向孙慧敏问。

“都是我们商量的，那时候没想离婚，现在实在没法过了。”

我点点头，不再继续追问了。就算混进婚前财产，还有那些奇怪、复杂的投资，对孙慧敏来说多分点也没什么不公平的。

2018年夏天，孙慧敏离婚案第一次开庭。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走进婚姻法庭。当年跟着师傅去过一回，师傅想给法官讲清楚离婚案里的细节，全程被法官训斥打断，我至今心有余悸。于是我在开庭前做了大量功课，可是踏进法庭的时候，心里还是忐忑。

孙慧敏看上去比我冷静得多。她带着五个人来到法院，还逐一跟我介绍。我提醒她，婚姻案件涉及隐私，如果对方申请不公开审理，他们就不能进法庭了。

孙慧敏却说：“不要紧，让他们陪我壮壮胆。我怕他对我动手，他一直有暴力倾向。”

我点点头，亲友团加油助威，哪怕是待在法庭外，也能为孙慧敏鼓鼓气。

推开法庭的门，被告席上安静地坐着一个男人，神态从容镇定。他穿一身黑色衣服，戴无边眼镜，头发梳得干干净净，像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学教师。看见我们浩浩荡荡走进来，他抬起眼皮，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不到一秒便移开。

那就是孙慧敏的丈夫张伟明，他竟然是一个人来的。

孙慧敏在我身后低声说：“我猜到他不会请律师，他太相信自己了。”

张伟明是一名导演，他混迹文艺圈多年，作品偏向小众文艺，拿过挺多国内外奖项。在他的圈子里，张伟明很有江湖地位。

孙慧敏提过，“我曾经把他的朋友拉到了一个群里，把他的龌龊事发到了群里，可就算这样，也没用，群里一点水花也没有。他也不肯低头。”

他独自来到法庭，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想必很有信心，没想到他接下来的表现，着实令我大开眼界。

庭审开始，我们宣读了诉讼请求，对财产分割逐项发表意见。法官问张伟明：“财产分割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同意原告的主张，所有财产都是我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

法官说：“不同意，你对原告的每一项请求逐一发表意见。”

“您别一项一项问我。”他挺直脊背，目光扫过旁听席的每个人，“我就讲一个道理。”

他伸出食指在空中点了点，“我们家所有财产，都是我带来的，婚前是，婚后也是。”接着放下手，语气无比笃定，“这个道理，还不够吗？”

法官被他的话噎住了，沉默许久，张口给他普法：“财产需要一项一项处理，海外财产法院无法处理，写字楼归公司所有，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不能直接分割。”

随后，法官按照我们的财产分割请求一项项筛。

提到国内一套房子的归属，我心里紧张起来。那套房子没有房产证，如果法院不处理，我们也没办法。可就在这时，张伟明望着远处，慷慨地说：“我同意给她一半折价款，这套房子确实是婚后买的。”

接着，提到孙慧敏一直开的宝马车，张伟明还是望着远处，好像谁也不放在眼里，“这辆车本来就是给敏敏买的，送给她了，我不要折价款。”

有句话讲，乱拳打死老师傅。张伟明越是不按套路出牌，我越警惕。就在这时他说：“能让的我都让了，海外的财产是不是要还给我，法官？”

“海外财产我们处理不了。”法官说。

张伟明满脸困惑，“凭什么处理不了？这都是我的财产。”

“您回去请个律师吧。”法官实在不愿和他掰扯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您听不懂，我也没办法，我是法官，不是您的律师。”

“法律规定我必须请律师吗？这些道理难道我没有讲明白吗？我凭什么需要请律师。”

说着，张伟明竟然和法官辩论起来，他来来回回讲了半小时，越讲越激动，我和孙慧敏坐在对面，倒是显得有点无聊了。最后，法官宣告休庭，表示择日再开庭。

离婚案的第一次庭审，就在张伟明和法官的激辩中，草草告终了。

离开法庭，孙慧敏招呼我，还有她的亲友团一起吃饭。饭桌上众人相谈甚欢，聊的都是文艺圈那些事，哪位作家新发表了什么文学作品、哪位导演的电影在欧洲获奖了，哪位演员主演的电视剧获得超高的收视率。

我不懂，也插不上话，只能自顾自地闷头吃饭。

吃着吃着，突然一位朋友问：

“张伟明说的八百万债务是什么情况？你们怎么还有债务？”

孙慧敏轻轻地说：“为了张先生经营公司，只能贷款。”

那位朋友当即转向我，“甄律师，他经营公司的债务，凭什么慧敏要主动分担一半？”

我张了张嘴，把话咽回肚子里，恨不得把脑袋也塞进餐盘。

早在第一次庭审前，我就把孙慧敏夫妻俩十年婚姻的财产状况捋清楚了。

账务表明，在孙慧敏找到我之前一年，张伟明的两套婚前房产，一套卖掉，一套抵押贷出八百万现金。这笔钱被用来购置夫妻两人共同的海外房产、欧洲投资，剩下的购置两套写字楼并且成立一家新公司，而这家新公司的持股比例是孙慧敏90%，张伟明10%。

饭桌上，孙慧敏给出的解释是“为张伟明经营公司”，作为她的代理人，我肯定不能公然拆她的台，也没法把真相解释给一桌人，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装作一个只会闷头干饭的无能律师。

这是我第一次在孙慧敏离婚案中感到难受。回到家，我把整桩案子都跟老公讲了。他是刑事律师，听起婚姻家事案件也不费劲，聊到饭桌上的事，老公很诧异：

“这不是显得你很蠢吗？孙慧敏没替你圆一句？”

我摇摇头，“她一句话也没解释。”

“所以她跟亲朋好友说的案情，和实际发生的根本不一致？”

“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说。

老公沉默片刻，说：“咱们做律师的，有时候就是挣钱替别人挡灾、帮别人挨骂的。”

我身在局中，有些事看不透，老公是局外人倒是看得清楚，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半截，竟然复盘出法庭上另一件蹊跷的事。

开庭时坐在旁听席上的五个人，根本不是像孙慧敏所说“来加油助威的”，他们是被孙慧敏精心挑选出的。开庭前她就为我逐一介绍过，只不过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师傅被法官训斥的事，根本没留心他们的身份。

他们有孙慧敏亲戚家的表哥，学校里的学妹，两位夫妻俩的共同朋友，还有一位是文艺圈里响当当的翘楚，算得上是对张伟明有提携之恩的好大哥。

这套组合集齐亲戚、朋友、前辈、后辈。张伟明在他们面前，就算不能表现体面，至少不敢大放厥词，否则日后就别在圈子里混了。

“离婚案件不是不公开审理吗？他们怎么能旁听？”老公问。

“张伟明没请律师，根本不懂可以申请不公开！”我说。

“这些人又不是法官，有什么用？”

“用处大了。张伟明当庭主动说，宝马车送给她，没房本的房子，也愿意给一半折价款。他整个人被架在那儿，不得不装大方。要是没人在场，他绝不可能这么让。”

自那以后我也学会这招。不得不说，这招屡试不爽，对方要么被震慑在气焰，要么被架在道德高地上。算下来，我得管孙慧敏叫一声老师。

然而回到那个时间点上，我对她的感觉很复杂。在亲戚朋友看来，孙慧敏是个被出轨的受害者，迫不得已登上法庭，可依我看，她早就为离婚做好准备了。

而我呢，原以为自己是这场离婚战争中孙慧敏一方阵营的军师，可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她手里的刀，一刀下去宝马车到手，一刀下去房子到手。

等到一个月后的第二次庭审，张伟明带来了新的证据。他称孙慧敏婚前的房子，首付是其前男友支付的四十万，后来是他替孙慧敏偿还了这笔钱，婚后又让父母拿出二十万还清了剩余贷款。孙慧敏当庭反驳：“我又没让你还给他，这是你自愿的！”

这句话等于是承认了。整套房子的款项，都是张伟明支付的。

在紧随其后的调解中，就发生了孙慧敏发疯咬张伟明胳膊的一幕，她对着法官声泪俱下，恐怕就是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出轨这方面。

当时她情绪高涨，连我都能感觉到她的伤痛。可是刚走出法庭，孙慧敏轻松地问：“甄律师怎么回去，我开车送你吧。”

我们坐在她那辆新能源宝马车上，她不敢开空调，害怕电量撑不到家，就算打开车窗，车里还是闷得很。

孙慧敏说：“北京的夏天是越来越热了，原来可不这样。甄律师，你原来经常到这个法院吗？地方也太偏了，要是下午开庭耗到天黑，可怎么回城里啊。”

简直不敢相信，刚才那个情绪崩溃、大喊大哭的，和现在这个谈笑自若的，是一个人。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搜索什么叫“表演型人格”。

八个月后一审判决下来，由于我们每一步都做了充分准备，加上对手的轻敌，孙慧敏大获全胜。国内的房产多数归她所有，公司全部股权归她所有，唯有海外的财产和投资法院不予处理。这样的结果远超出我们预期，但也是张伟明无法接受的，于是他选择上诉。

收到上诉状时，我发现他的诉讼策略毫无变化，依旧是那套“所有财产都是我创造的”说辞，我死活搞不懂，这个人怎么还没吸取教训，依然这样自大、轻敌呢？

直到二审开庭那天，张伟明带着两名律师出庭，我以为他终于重视起来了。没想到这两名律师，好像跟他一样搞不清状况。他们全程强调案件结果对张伟明多不公平，却没有从法律角度发表任何有价值的观点。

张伟明主张公司名下写字楼的所有权，于是法官多次询问他们：“是否主张公司股权？”

两名律师均明确表示：“不要股权，只要写字楼。”

我听出了法官的用意，他想把公司股权判给张伟明一半，让他能获得一部分股东权益，算是为他找补一点，可张伟明和他的律师，好像就是听不懂法官的话外音。

我问孙慧敏，为何张伟明面对如此复杂的案子，却始终不愿聘请专业律师。孙慧：“张伟明是个极度自负的人，他觉得世界都该遵守他设定的规则，这个案子他认定自己有理，觉得走遍天下都不怕。”

孙慧敏说得没错，但那恐怕不是全部的理由。直到庭审中，张伟明说出一句：“敏敏对金钱没有概念。”我突然意识到什么。

在孙慧敏看来，张伟明是个极度自负的敌人，但是他有他的力量，不可轻视；然而对张伟明来说“整个家的财富”都是他亲手创造的，妻子一直在学校里，没有真正接触过社会，再跟他闹离婚，也不过是稚嫩的学生“敏敏”罢了。

而他偏偏找了两位和他气质相投，同样轻敌的律师，恐怕只有这样的律师，在他看来才是“讲道理”的。

最终二审改判张伟明占50%公司股权，但孙慧敏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核心资料都在她手中。判决生效后，孙慧敏迅速处理好旧资产，用剩下的钱重新购置了一套房屋，成立新的公司。

后来我去过她的新公司，门口一扇气派的中式铁门，推门进去，室内将近两百平，装修精致考究，还有一间豪华的录音棚。孙慧敏冲我笑，意气风发地带我介绍她的新公司，谈话间随手安排助理点咖啡，点甜点。

也许是我的刻板偏见吧，我印象里的创业，还是几个人省吃俭用租一间小办公室，在一块白板上写写画画呢。还是孙慧敏有魄力，一上来就是大手笔。

不管怎样说，我也算是漂亮地完成任务，这场离婚战争总该结束了吧。

结果二审判决没出多久，我就又接到孙慧敏的电话。

原来张伟明以探望孩子为由，骗孙慧敏的母亲打开家门，偷走全部公章、营业执照。

孙慧敏立刻报警，得到的答复是：“公章、营业执照并无实际经济价值，该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若要维权，需到法院起诉。”

自那以后，两人的硝烟就再也没有断过。

2019年，孙慧敏打电话找我，说要起诉张伟明，中止他的探望权。这是她向孙伟明发起的挑战，两人的战争已经从那场婚姻，蔓延到孩子身上。

她给我发来一段视频。在嘈杂的街头，张伟明拉着孩子站在路中间，低头对孩子不停说着什么，孙慧敏冲上去想把孩子拽走，两人隔着孩子拉扯、推搡，孩子被搞得东倒西歪。

孙慧敏向我控诉，张伟明会把孩子关进屋子，逼孩子背诵妈妈的罪状。

早在离婚案时，她就跟我提到张伟明有暴力倾向，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在她的视频里，只有双方的拉扯，张伟明不停地絮叨，没有所谓“家暴”“虐待”的直接证据。想要中止探望行为，胜诉的概率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我已经不会被她的一面之辞勾起愤怒了。

于是我说：“很难胜诉，建议你自己应诉。”

电话里，孙慧敏听起来很不高兴，“你是准备不管我了吗？”

我说：“你非要委托，需要交律师费，但是这案子请律师，白花钱。”

电话挂掉。很快，手机屏幕重新亮起，孙慧敏发来消息：“探望权是离婚案件的一部分，不应该另收费。”

记得离婚案时，我一条条整理了两人结婚十年以来所有的财务信息。当初办公软件没这么发达，也没有人工智能，搞得我眼睛都要瞎了。

这事非常考验耐心，在婚家律师圈子里被称为“脏活儿”，多数律师都是外包给财务的，但是财务不懂得里面的关键，做出的报表往往也不太能用。在我认识的婚家律师里，能自己做的，直到现在也是少数。

更别提离婚案后，我还随时随地接听她关于公司股权相关的咨询。

后来我没有回复这条消息。孙慧敏不光想让孩子成为离婚的牺牲品，还要继续拉上我，向张伟明凶猛开火，也许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能伤害对方的工具罢了。

两年后，孙慧敏又给我打电话，仿佛之前的不愉快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轮到张伟明朝她还击了。

张伟明以“民间借贷”为由，将她的公司起诉了。她应该试着找过别的律师，但是谁也搞不清他们这些年的财务状况，最后只能找到我，“甄律师，这次你必须帮我，只有你了解那些账目。”

张伟明的手里有一张借条，证明他当初投入公司的款项，都是出借给公司的，现在要求公司予以归还。可是我一下子就看出问题所在，这人还是那么自大，做戏都不懂得做全套。

线上庭审时，法官对张伟明的律师说：“你们需要梳理出清晰的明细，几月几号、哪个账户向公司转入多少钱，最终如何计算出借条上的金额，需要向法庭明确。”

我当即向法官表态：“法官，我们已经为被告详细梳理并计算了所有流水，还制作出表格提交法庭。结果显示，张伟明的借条系伪造，借条中的金额与他银行流水的实际转账金额完全不符。”

判决前一晚，法官打来电话，对应着我的统计表格，一条条和我梳理张伟明的银行流水，最终认可了我们的计算结果，驳回张伟明的全部诉讼请求。直到那时，张伟明的律师都没能把账算明白。

他提出上诉，结果还是那样。

然而张伟明的复仇依然没完。自那以后的几年里，我频繁接到法院电话，都是通知孙慧敏应诉的。她自己的联系方式换了好几个，张伟明不清楚，就给法院留下我的电话。

那些官司，有的我知道结果，有的不知道。唯一清楚的是，自离婚以来孙慧敏始终没有摆脱张伟明的诉讼纠缠，命运里也没有一个叫“离婚”的按钮，按下去，一切就能变好。

2025年，我再度接到孙慧敏的电话：“他对我穷追不舍，就是不肯放过我。”

她的声音满是疲惫，跟当初完全不同了。

原来，张伟明这些年屡战屡败，却始终不肯放弃，甚至通过诉讼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孙慧敏不想再继续纠缠了，这次她找我，是想委托代理刑事案件，她说：“当初的民间借贷案，我们过于手下留情了。

张伟明用公司公章伪造借条，已经涉嫌虚假诉讼罪，我想通过刑事，解决这些年的纠纷。”

我多问了两句，才得知张伟明也丝毫没有手软。他多次威胁孙慧敏，要追究她“职务侵占罪”的刑事责任。这场持续快十年的战争，从离婚案打到探望权，再打到经济案，终于走到刑事这一步，两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但是我在那方面无懈可击，没有任何问题，还专门做过审计。”

孙慧敏说得很笃定，试图打消我的顾虑，让我安心接手案件。但我还是拒绝说：“这几年我已经不太做律师业务了，在攻读心理学硕士，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建议你找一位时间充沛的专业律师。”

其实，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旷日持久，没有赢家的战争了。尤其是在2019年探望权纠纷的时候，我看到视频里的孩子，在街头被父母拉扯时的无助、错愕的画面。现在，我的孩子跟孙慧敏的孩子当年一般大，想起那孩子这些年经受的一切，我实在不忍心。

而且我也清楚，孙慧敏的经济情况大不如前。离婚时，她获得大量财产，一下投资了很多海外房产，后来被证实是一场骗局。她的奢华创业也因为经营不善，资金几乎消耗光了。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玩笑，那些钱不是她辛苦挣来的，赢到手里，也守不住。

我也在网络上看见过张伟明的照片，还是那张脸，还是那副无边眼镜，可镜片后的脸已经有些干瘪，头发已经白了一半，整个人瘦了一圈，再也没有了2018 年第一次开庭时，那个满头黑发、自信满满的模样。

今年春天，我再次接到法院的电话，依然是通知孙慧敏应诉。这回我直接将她的联系方式告诉法官，再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特意通知她，我不想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就在我写下这篇故事，试图捋清楚两人多年的恩怨是非时，我猛地发现一个问题：当初给孙慧敏的出轨证据清单，她从来没有回复过我。

这么多年，她留存着财产分割的一切证据，但是张伟明出轨的证据，只有被当作筹码的时候，她才会张嘴说出口。

而张伟明在法庭上即使遭到这样的控诉，也没有否认过。

事情过去多年，我闹不清里面的真相，但我起码能确定的是，当年《民法典》尚未实施，旧《婚姻法》里没有“离婚财产分割照顾无过错方”的明确规则，即便早年有司法解释，实践中也极少因此倾斜财产分配。

也许两人对出轨这件事儿并不在乎吧。

孙慧敏离婚案是我独立接手的第一桩婚姻家事案件，那时候我觉得，既然当事人找我，我就要帮她用法律打到底。

但是这个案子里，一个人虽然得到财产，却守不住，最后赢到手的钱都散出去了，另一个人多年纠缠在离婚案件里，不单事业停滞，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这场漫长的离婚战争，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做久了婚家律师，我发现有很多孙慧敏、张伟明，法律只能解决他们表面的争议，还可能激化矛盾。要想做到停止纷争，息诉服判需要当事人内心真正的放下，甚至需要寻求心理学的帮助。

所以近些年，我接案子有个原则，首先提醒当事人考虑清楚是否必须离婚，也会介绍专业的婚姻家庭心理咨询师给一些人，帮助他们走出婚姻的困境。如果想好了，非要离婚的，我也会劝他们先走协商，协商不了再诉讼。

后来有一位当事人找到我，她发现男方出轨，想要诉讼离婚，涉及标的额差不多一个亿。她辞掉高管工作，每天跟踪男方，整个人的情绪处在随时崩溃的边缘。我为她梳理案情后，劝她通过谈判的方式离婚，不要陷进漫长的诉讼程序，不是向对方服输，而是为她自己。

在我的帮助下，她成功协议离婚。离婚后，她像是换了一个人，找到了更高薪的工作，整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变得更好了。

帮助当事人走出低谷，尽快迈进新的生活，我想，也许这才是一个婚家律师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吧。

最早读完这个故事，我问了甄会唠一个很直白的问题：

张伟明好歹也算是个“成功人士”，怎么在法庭上表现成那样呢？那两个律师也跟他一样。

甄会唠发来一串张伟明的履历和获奖清单。她说：“可能在他那个圈子里，已经没有人当面拒绝他了吧，没有人跟他说不。”

我好像一下就理解了，“这不就是咱小时候学过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么，身边得有人跟你说不，否则就容易活进自己的世界。”

于是我对甄会唠说：“这也太危险了。以后咱们合作，我要是哪里做得不好，你得干脆直白地拒绝我。

她刚想说话，我赶紧补了一句，“催稿除外。”

（文中部分人物、地点系化名）

编辑：迪恩 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