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善财者，可助力事业恒大

❶家族信托都靠不住了？

和惊呼“这年头，胡罗卜都靠不住了”的修女一样，2025年9月16日，许家印家族觉得天塌了，因为香港高等法院就“中国恒大集团诉许家印及其他人案”公布了最新判决，对其苦心经营的海外家族信托的合规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1，由Edward Simon Middleton与Wing Sze Tiffany Wong等恒大集团清盘人，共同出任许家印全部资产及业务的接管人，禁止许家印及其家人擅自处置全球范围内价值高达77亿美元的资产（资产禁令），并有义务提供所有价值5万港元以上的资产的价值、地点及详细资料（披露令）。 2，判定许家印、丁玉梅夫妇在恒大暴雷之前搭建的价值23亿美元的离岸信托架构是一个涉及模糊信托、简易信托（shadowy offshore trusts and bare trust）的案例，责令将该家族信托持有的财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

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严格的说，许家印家族在恒大崩盘前（2019年）在美国设立的、总额高达23亿美元的单一家庭信托基金并未被“彻底击穿”。

因为一方面，香港高院认为，许家印并未履行清盘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原则，导致接管人获准对相关资产进行紧急盘点与审计，以争取债权人的资产保全。至于是不是被彻底击穿并用于偿债，是要出具第三方审计结果之后，由香港高院根据实际情况裁定。

另一方面，香港高院认为许家印家族为子女（长子许智健）设立的信托基金不具有严格信托的设立条件，独立性存疑，因而该信托基金是否独立于许家印的自有资产，依然需要接受接管人的调查，以及法院诉讼审理后才有定论。

可以想象，这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信托争夺战才刚刚开始，双方的律师与代理人摩拳擦掌，在判断信托资产的最终归属之前，说该资产被“击穿”，似乎不太严谨。

但它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香港高法在判决全文中明确表示了对许家印家族信托性质的质疑：

有充分理由认为…（该家族信托）资产是由第三方为被告，以简易信托（bare trust）或作为代名人（nominee））形式持有，不具备严格信托法意义上的法律与衡平法权利。

（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公布的判决全文封面）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研究员朱兆一指出，许家印精心构筑的家族信托在运营后依然被质疑、甚至被“击穿”，主要是因为作为家族信托防火墙的四个重要原则，遭到了严重的质疑与挑战：

第一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Substance over Form），许家印作为委托人仍对信托财产保有实质控制，该信托的设立仅仅是债务人用来掩盖实际支配权、规避债务的工具，因而被认定为“虚假信托”。

第二是根据欺诈性资产转移原则（Fraudulent Conveyance），许家印设立该信托的时点（2019年）早于恒大出现巨额财务黑洞（2017年），这种“不道德的资产转移”具有欺诈性质，不予法律保护。

第三是法院认定该信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真实性质，信托财产实际仍由许氏家族掌控，许家印保留着控制权。

第四是该信托基金的运营违背了债权人保护优先的公共政策原则。在涉及大规模债务危机时，保护债权人免受不诚实债务人侵害是一项更优先的公共政策考量。

（朱兆一先生论述许家印家族信托被“击穿”的法理）

无论如何，香港高法的这次裁决击碎了某些人对海外信托安全性的“最中幻想”，这是法律界首次明确表明，当信托被用来规避债务人责任、欺诈债权人，导致严重的社会公平与道德冲突时，其资产隔离的防火墙将不具有绝对的屏障意义。

许家印家族的悲剧，恰恰证明了人类社会中，唯善财方可传承。事实上，遵守公平与道德的潜在准则，历来是财富有序传承、社会和谐发展的底层逻辑。

❷为什么恒大集团不能恒与大？

发人深思的是，在公开出版的许家印的自传中，曾提及他的几件琐事。

例如在恒大上市、公司向全国进行多元化扩张阶段，许家印试图将个人抱负嵌入企业发展轨迹，在一次宴会中醉意熏熏地询问众人：

我怎么才能名垂青史？

又例如在1996年开发首个房产项目成功、公司走上正轨后，许家印将原公司更名为“恒大实业集团”，并对外阐述名称的意义：

“恒”取“古往今来连绵不绝”之意，“大”则代表“天地万物增益发展”。公司名为恒大，寄托了企业基业长青、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恒大集团的logo中，Even=恒，Grande=大）

种种迹象表明，许家印是一个重视传统价值观、渴望事业穿越历史周期、追求青史留名的人。但吊诡的是，因为违背了公平与道德的社会底线，他殚精竭虑做大做强的企业并没有“大而不倒”、“稳者恒强”，他费尽心机绕道维京群岛搭建的海外家族信托也面临司法纠纷。

这似乎说明，公平与道德，从来就不是人类行为（包括商业活动在内）的表面文章，它们在财富积累与传承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潜在作用。

2002年，尼尔·卡尼曼因“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引入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曾提及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某大企业倒闭导致失业人口增多，并影响了附近的小型复印店的生意。为了降本增效，复印店老板遂将员工的时薪从9美元/小时降低到8美元/小时。对此，有82%的被调查者认为，复印店老板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但是，如果复印店员工刚好因为个人原因离职，老板决定以8美元/小时的标准招募新员工，则有73%的调查者认为，老板的行为“很公平”。

如果仅从企业用人成本的角度看，复印店老板的行为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将雇员的时薪从9美元降低到8美元。但两种行为决策的社会学影响则完全不一样，给旁人的感受更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自从人类开启智慧、从群居生物进化为社会化生物以来，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有一种本能的“公平道德观”：社会组织的掌舵人（例如企业家、政治家）如果把自己的责任与危机，通过交易的形式转嫁给别人，将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丹尼尔·卡尼曼总结道，在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中，经济主体的经营、交易参照点，绝不仅仅以“成本-收益”为唯一原则，公平与道德是必须被考虑到的影响因素——这是市场得以健康运行、公司得以持续经营、企业家得以长久发展的根本。

弗里曼教授在1984年正式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大意是：

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是错误的，股东的利益不是公司经营的唯一价值，也不是公司得以持续经营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

（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中，必然存在利益相关但又期望值不同的多个行为主体）

在日本的奈良县，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它没有华丽的门面，也没有高科技的设备，甚至连电脑都不用。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现存最久远的家族企业：

持续经营了1400多年的“金刚组”。

金刚组诞生于公元578年，当时日本还处于飞鸟时代（同期的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奈良县的一位和尚创立了名为“金刚组”的建筑公司，专门修建和维护当地的寺庙。

金刚组的所有者、经营者，甚至公司员工，均与佛家寺庙的渊源颇深，他们不但追求精湛的技艺，还注重佛教文化的研究，以确保在修缮、维护寺庙时保证原汁原味，得到了佛教界的高度评价。

更重要的是，金刚组与各寺庙达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只收取合理的费用，并定期以捐献的方式回馈寺庙。而在经营遭遇不确定性的特殊时期（例如明治维新的“废寺毁释”，二战期间的经营困境），佛教界又通过各种方式，助力金刚组承接其他业务，完成艰难的转型。

金刚组的千年传承，绝不仅仅是因为木匠技术出色，而是因为充满智慧的组织传承方式，以及与日本佛教寺庙逐渐形成并一直维系的休戚与共的协作关系，它们的生存实践，早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

（金刚组株式会社，持续经营了超过1400年，目前仍然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而许家印的恒大，则是另一个极致的反例。

早在1996年，因开发“金碧花园”实现“当年征地、当年动工、当年售罄”的业绩神话，许家印名声鹊起，恒大地产也开启了成为“华南五虎”、剑指“宇宙房企”的征程。

恒大的发展壮大，固然离不开许家印的运筹帷幄与恒大员工的三军用命，但也离不开政府部门、融资方、设计公司、施工方、保险公司…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承购房产的业主，运用杠杆操作快速壮大的恒大，根本都无法兑现财富，实现“惊险的一跃”。所以许家印曾说：

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恒大的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

而遗憾的是，在恒大的扩张过程中，许家印逐渐迷失了初心，一方面利用董事会决议大肆分红，另一方面又不惜侵压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拖欠金融机构贷款、侵占供应商资金，并给业主们留下烂尾楼…）。换而言之，恒大集团背叛了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许家印家族将利益相关者的财富据为己有，并绕道设立家族信托基金，试图打造逃避责任的法律避风港。

这种离心离德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公平与道德，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因此，恒大集团的破产与清盘在所难免，许家印家族信托被质疑，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❸唯善财者，可助力事业恒大

综观古今中外，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往往会得到极高的社会评价，但靠欺诈攫取的财富例外。

首先，有违公平原则得来的财富，其根基不稳定。这是因为，人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不仅仅是付出个人汗水、智慧，还离不开上游供应商的合作、下游客户的购买，只有通过社会链条上的一系列合作交易，个人的努力才能变现为财富。

而交易的公平原则，是交易得以长期化、持续化、合法化的重要基石。

试想，一个违背公平与道德原则，利用特殊机会发家致富的创业者，其行事底色被众多利益相关者所知悉，在后续的经营中如果依然我行我素地经营，势必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

其次，守富的过程更需符合法律法规与社会准则，例如纳税、诚实所得，而非利用规则逃避其社会责任，更不能加紧对普通公民及债权人的恶意侵占。

2014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一项共同申报准则（CRS），旨在通过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逃避税的行为，维护诚信的税收体制。

我国从2018年起正式加入CRS，目前落地的相关法规涵盖了金融投资收益、资本利得、跨境劳务报酬、虚拟资产收益、被动收入等五类收入类型。

我国政府部门欢迎当事人主动规划、优化税负。例如承认税务居民身份的合理规划，承诺家族信托的合规应用。但是，设立的境外家族信托（例如曼群岛 STAR 信托）应当遵循税务透明体安排的原理，规避三条红线：

1，主动向税务部门主动申报CRS信息； 2，不得虚构成本； 3，境外收入需与资金入境记录匹配。

香港高法对许家印家族信托案的判决，正是出于对三条红线的理解与贯彻。违背了公平性的恶财，将得不到制度与法律的保护。

事实上，素来神秘的海外信托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独立性，是建立在合法目的与诚信行为的基础之上。一旦家族信托被债务人利用，成为名为信托实则实控的傀儡工具，成为委托人规避责任的工具，法院都有权“穿透”其形式结构。

（CRS与海外信托的信息交互关系）

再次，财富传承的过程不能画地为牢，只考虑个人与家庭的得失。社会财富的生产与积累过程需要与社会各方开展交易关系，在传承过程中同样需要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因此传承财富需兼顾利他性。

正如“一个人的社会消费决策是另一个人的社会生产的实现环节”，一个家族的财富的传承过程，从个人层面看是所有权的转移，从社会层面看是财富层级关系的重新流动与运用。

例如2021年6月，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先生向福建省龙岩市捐赠5亿元设立芳梅教育发展基金，基金名称取自其奶奶和外婆的名字组合。该基金重点支持教师专业发展，尤其是基层中小学的教育生态改善。显然，这一公益领域与张一鸣从小受到的言传身教有关，出发点可能是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名誉，但客观地说，该财富传承决策使得当地的基层教育系统整体受益，也可能改变某一个儿童、某一个家庭的命运，具有巨大的利他性。

最后，善财的传承符合社会学的“公平与正义理论”。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巨额财富首先是巨大社会责任，也认识到财富的获得绝非个人天才使然，其中包含时代、环境、员工付出的代价。

进一步说，让子孙躺在巨额财富上睡大觉，实际也是对传承的不负责任——因此，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行的遗产税、赠与税，不仅是对穷人的正义，也是对富人的保护。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言：

获得不义之财不是幸运，而是遭受灾厄的开始。

2025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公共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兼家风传承与慈善信托委员会总干事傅昌波教授在温州安福寺举行的“安福传家营”公益活动中，再次强调了“善财”所具有的四个维度：

其一，善财是正当的积累，是非恶财； 其二，善财是觉醒的发展，是善兼财； 其三，善财是布施的资源，是利他财； 其四，善财是圆融的智慧，是无量财。

从个人与家庭角度看，传承久远的优秀家族，符合家族整体利益的选择，是对社区、对城市、对国家、对世界有益的家族；是能够保持创新，不断迭代的家族。

而从国家角度与历史趋势看，对于处于转轨型经济的中国而言，在短短的数十年内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道路，其中必然有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性缺失，也必然有着各种弯道超车的事迹。我们不能以“原罪论”臧否企业家的得失，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制度逐渐完善，公平与道德成为社会共识的当下，过去可行的东西不一定就适宜现在的发展形势。家族建设、事业交接、财富传承…的过程，既是创始人家族的事，但又不仅仅是创始人的私事。

在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唯有践行公益慈善的实践，才能塑造传承良好家风，唯有基于利他性的善财，才能实现长期有序的传承。这也许是痴迷“恒”与“大”的许家印，一直所忽略的，也是高净值人士应当领悟的启示。

——（全文完）——

注：这是去年写完的一篇旧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公开发表。今天重读此文，依然有一些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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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p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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