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前高官：中国正用“绿色+AI”定义未来，欧洲的出路不是对抗而是融入

导读

中国“十五五”规划再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核心是绿色转型与AI技术。政府规划与基层创新的结合，共同驱动了中国的绿色革命，为AI等新兴产业提供了坚实的能源基础。欧洲面临绿色技术竞争挑战，其应对之策不应是贸易壁垒，而应通过合作主动融入中国主导的供应链，实现优势互补。中国模式根植于其独特的制度与历史，难以简单复制。欧洲应发挥自身优势，走参与融合而非孤立对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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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里克·索尔海姆
(Erik Solheim)

欧盟亚洲中心主席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经济哲学：摒弃单纯追求增长的做法，转而主张以真正的技术进步和环境改善来推动经济扩张。这一战略任务的核心在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绿色技术和人工智能 (AI)。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电力系统。仅去年一年，中国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315吉瓦，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超过119吉瓦。315吉瓦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孟加拉国全国电网总装机量的12倍，是挪威有史以来全部水电装机容量的10倍，更是尼日利亚现有电网总容量的23倍——而这只是中国一年之内新增的太阳能装机量。

中2024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86%。2025年初，中国太阳能、风能、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的总装机容量首次超过化石燃料发电装机容量。据估计，去年中国经济新增的电力需求大部分由清洁能源满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不仅有政府的指令与国家规划，更是一群普通企业家以非凡胆识押注未来的传奇。以四川的通威太阳能为例，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刘汉元于20世纪80年代发明了一种“渠道金属网箱式流水养鱼”技术，这种技术后来被全国推广。随后，在21世纪初，他望着自己的鱼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水下养鱼的同时，能不能把水面也利用起来发电呢？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同样简单而巧妙：将太阳能电池板架设于鱼塘上方，上面发电，下面养鱼。电池板为水面遮阴，减少水分蒸发，使鱼类生长更好，所生产的电力还可以并入电网。

如今，这一模式已在江苏、浙江等地推广，而通威则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装备制造商。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在某种层面上揭示了中国“绿色革命”的真正运作方式：不仅要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规划，更要靠人们自下而上的发明创造，在别人眼中只是一片普通池塘的地方发现机遇。

下一波创新浪潮已然在悄然酝酿。中国电池制造商目前正在研发钠离子电池，这种电池在零下5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仍能保持稳定性能，而传统锂电池在此温度下几乎完全失效。长安汽车计划于今年年中上市搭载钠离子电池的车型。宁德时代研发的超快充电池可在12分钟内将电池电量从零充至满电，且在理想条件下经过3000次充电循环后仍能保持80%的原始容量，累计续航里程约180万公里，是目前行业平均水平的6倍。此外，比亚迪等多家汽车厂商的固态电池生产线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有望将单次充电续航里程提升至1500公里。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这种绿色基础设施与AI革命之间具有直接的结构性的联系。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万亿千瓦时，这是人类文明诞生以来，首次有单一国家迈过10万亿级电力消费门槛。新增用电需求大部分来自数据中心、AI训练集群、智能制造系统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网络。马斯克今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全球AI产业发展将面临能源瓶颈，只有中国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清洁能源建设速度足以同时支撑传统经济和AI发展的主要经济体。

绿色革命不仅是一项环境战略，更事关AI时代的实体基础设施，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革命与AI技术革命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本就在同一条轨道。

对于欧洲而言，这一切本不意外，然而欧洲却将中国的绿色崛起视为一个“贸易问题”，而非一种技术现实和合作机遇。欧洲正面临一场真正的竞争力挑战——这一点，欧洲领导人直到现在才不得不承认。

欧洲的太阳能装备制造业目前已基本萎缩。曾经令欧洲引以为豪的风力涡轮机行业，如今也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形势——友商产品性能相当甚至更优，而价格却只有它们的七成。欧洲动力电池行业最后的“独苗”——瑞典的Northvolt公司2025年申请破产。欧洲电动汽车行业在两年内失去了数千个就业岗位，部分原因是美国对欧洲出口产品加征关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企业的竞争力确实存在差距。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以提高关税和贸易壁垒来应对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这条路并不能通向欧洲领导人所期望的方向。它只会减缓绿色转型进程，推高欧洲消费者的成本，并且无法缩小技术差距，只不过是把“算总账”的时间推迟而已。前空客公司总裁路易·加洛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更坦诚的对话方向：“与其筑起一道高耸的关税壁垒来阻挡廉价商品，不如让成千上万家合资企业在欧洲蓬勃发展，向中国企业学习。”其逻辑再简单不过：如果欧洲企业与中国同行结伴而行，它们就能融入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学习使中国绿色技术如此强大的生产方式与质量标准，并且能够在欧洲本土制造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的绿色产品。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欧洲就会最终沦为规则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只能被动地引进别人制定的技术标准。

德国总理默茨今年2月率领高级别商界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宝马与宁德时代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围绕电池护照跨境数据试点及供应链碳足迹协同降碳展开深度合作。这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战略之举。这两家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始于2012年，此后不断深化。绿色转型的成败将取决于技术和经济因素。这个道理任何一家正经的欧洲企业都明白，但经常被欧洲政客的辞令所掩盖。中国拥有技术、供应链、制造规模和成本控制，而欧洲则可以提供市场、监管标准、制造工艺和制度信任，它们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

有时有人会问我，欧美国家能否直接复制中国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垂直整合生态系统，像中国那样协调政府、产业和科研机构，动员全国资源实现赶超。老实说，不行。中国模式的背后是数十年来的制度建设，体现了国家规划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特有关系，以及基于特定历史经验而形成的、能够大规模协调一致地实现宏伟目标的能力。欧洲的强项在于其他方面，包括法治体系、开放标准、民主问责制以及各国多元化的工业传统。这些都是真正的优势，但要想用好这些优势，就需要换一种思路，强调参与和融合，而非模仿与孤立。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本文英文原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Doubling down"，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杜娟 栾瑞英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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