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市监局长”，终于认怂了

一个行政执法部门的官员耍起威风来，能牛到什么程度？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郝生旺局长，曾用一己之力，把当官的牛气玩到极致——法院生效判决到了他那里，形同废纸一张。

陕西宏润集团持有子公司宏润地产75%股权，对应“国际幸福城”城改项目数十亿元资产。

这部分股权，被一个叫王坚的家伙，用造假手段变更至个人名下，并全面把持宏润地产。

其直接后果是楼盘烂尾，2042户购房百姓长期“望楼兴叹”。

宏润集团为追回股权，打了十几年官司。

最高法院判决认定，75%股权属于借款质押，王坚不能当实际股东。西安中院在后诉中终审判令，75%股权归宏润集团所有。

不知道郝局长是搭错了哪根筋，还是跟王坚团伙有深度利益绑定——本官就是不认法院判决，拒绝办理相关变更登记。

为此，郝局长声名鹊起，被戴上“最牛市监局长”桂冠。

《白鹿原》里有一句经典的关中方言俚语：“人狂没好事，狗狂一堆屎”，这话也适用于郝局长。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惊动了市场监管最高机关。

就西安市监局以行政权架空最高法院、西安中院司法判决效力，万般无奈的宏润集团负责人胡绪峰，于今年3月5日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写了一封求助公开信。

总局主要领导旋即作出反应，指派专人负责调查此事。今年3月8日，总局派出登记注册局一级巡视员，专程赴西安调查了解情况，后续不断督办催办。

面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压力，曾经不可一世的郝局长，终于认怂了。

昨日（4月22日），西安市监局将新的宏润地产营业执照，正式交予宏润集团代表。

苦等了13年的宏润集团，将旁落的宏润地产控制权，重新攥在自己手中。

至此，宏润地产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公司章程修改、住所地调整等重大事项，工商变更已全部办结，整个管理班子全面重回宏润集团体系。

营业执照是企业的“合法身份证”，拿到这张纸，等于法律明明白白认可：宏润集团才是宏润地产的正牌东家。

之前那种“合法的人说了不算、说了算的人不合法”的荒唐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

现在人马全部归位，光明正大地收回公章、财权、人事权，为后续的烂尾楼项目重启、债务处置与资源整合扫清了法律障碍。

重获营业执照之后，宏润地产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立即向“国际幸福城”所在地的红旗街道办、灞桥区政府，以及市城改办、公安局、住建局、规自局等机关，正式递交烂尾楼开发重建报告。

总计10栋烂尾楼重建工程，所需全部资金由宏润地产自筹；计划今年“五一”长假后即启动实施，如果排除西安套路贷团伙残余势力挑动的行政阻挠，今年年底前可向购房群众交付7栋，其余3栋可在明年完成“交钥匙”。

据介绍，部分烂尾楼受害业主得知这一消息，喜极而泣，奔走相告。

这种姿态和行动，与长期把持宏润地产却不接续开发，并且利用“国际幸福城”项目进行巨额集资诈骗、骗取银行贷款和地方财政资金的王坚团伙相比，是非高下立辨。

此次郝局长及西安市监局“认怂”，并非对法律的服膺与敬畏，而是对更高层行政压力的妥协，司法判决在地方行政堡垒面前的尴尬现状，正是该事件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这起事件的本质，不是普通的行政登记争议，而是地方部门刻意用行政裁量权架空生效司法判决的典型样本。

此番变更，是上级督办下的被动纠错，丝毫谈不上履职自觉，根本不配得到肯定。

换言之，这是一次典型的上级督办驱动型纠偏，而非地方部门的自觉依法行政。

长期以来，西安市监局已经形成依法履职的动力缺失、违法行政的路径依赖。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该局的表现并非简单的“行政疏忽”，而是一种基于特定利益倾斜的主动对抗。

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75%股权归属，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也符合法定要求，该局本应依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在法定时限内完成变更。

但该局不仅拒绝、拖延办理，甚至鼓动、协助案外人王坚提起所谓“利害关系人异议”诉讼，试图用没有法律依据的程序空转抵消司法判决效力。

其行政逻辑已从“依法办事”，转向“为特定方延宕时间”。

西安市监局在该事件中的行为模式，已不再是单纯的程序审慎，而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与权力滥用交织，本质是滥用行政程序为特定利益方站台，人为制造司法判决执行障碍。

这种深度卷入利益博弈的行政行为，很难产生自发的纠偏动力。

如果没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行政监督，西安市监局极大概率会在程序正义的旗号下，继续制造新的阻碍。

即便“利害关系人异议”诉讼败诉，西安市监局依然握有充足的“工具箱”来维持僵局，从而让登记过程进入无休止的暂停状态。

比如，可能超越形式审查权限，对股东会决议的程序细节提出苛刻要求；继续诱导或采信相关债权人的所谓“知情权”等制造新的“争议”假象；以“案情重大复杂”为由无限期向上级请示，将行政不作为包装成慎重决策。

市场监管总局领导的批示意见与个案督办，不仅是对法律定论的支持和维护，更是行政压力上的熔断，切断了西安市监局通过行政裁量权继续违法行政的后路。

这一事件暴露出的，是部分地方行政机关“唯上不唯法”的治理惯性——只有当上级行政压力大于其绑定的利益驱动力时，才会被动履行法定职责。

避免更多当事人不得不靠向行业最高机关发公开信维护权益，归根结底要靠什么？

靠落实对行政不作为的追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让司法判决的效力，不需要上级介入督促就能落地。

因此，对于郝局长的认怂，我一点高兴不起来。

上级机关不发话，一个行政机关就可以找出一百条貌似合理合法的借口，架空司法判决，这绝对是一种惯不得的坏毛病。

当地执纪执法专责机关也好，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也好，必须依法依规对郝局长的违法失职行为，启动追责问责程序。

否则势必形成“行政对抗司法”的负面示范效应，引发其他行政机关效仿，进而诱发系统性法治风险。

其带来的后果，用《白鹿原》里魏老太太的话说，“世事就瞎在这一帮子混账二毬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