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丈夫武大郎，而不能合法离婚？法律不允许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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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水浒传》真相第39期

潘金莲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丈夫武大郎而不能合法离婚？法律不允许

潘金莲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丈夫武大郎，而不选择合法离婚？这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听萨沙说一说吧。

我们先要讲一讲古代历史。

古代社会分为工农士商等各种职业，但农民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比例超过95%甚至高达98%。

中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

而古代的生产力低下，农民家庭的男丁辛苦耕种一年，丰年的人均口粮只有两三百斤，勉强糊口罢了。

即便是种小麦或者水稻的农民，自己也无法全年吃细粮，往往要用少量细粮混着大部分粗粮吃，以维持全年的生计。

古代的农业种植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只有强壮的男性劳动力才能胜任。在那个时代，中国黄河以北的妇女一般不会下地耕种，而是像花木兰那样唧唧复唧唧的在家纺纱织布，最多在收割季节参与割麦或拾麦穗等轻体力劳动。

而在黄河以南，水稻种植虽然产量较高，但种植过程却更为复杂，因此南方妇女也需要下田进行辅助性的农活，如插秧和除草。

无论南方妇女还是北方妇女，就算下地干农活，也只是做一些对体力要求不高的工作。

诸如耕种、灌溉和施肥等重体力活，只能由男人承担。

妇女平时主要在家带孩子、做饭、打扫卫生，还要缝补、纺织等等。

尽管这些工作辛苦又忙碌，却不能解决家庭的最基本生存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家里没有男性劳动力，就没有基本的口粮和经济来源，全家人根本活不下去。

相反，即便家里没有女人，日常生活也是可以维持的，不过是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而已。

所以，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女性的作用被视为次要，自然不被重视，处于从属地位。

这就是古代农业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根源。

有趣的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女性地位普遍较高。

以匈奴为例，在单于不在的时候，他的妻子阙氏可以代为处理军政大事，形同摄政王。

为什么会这样？同样是生存决定的。

游牧民族的女性直接参与畜牧劳动，如剪羊毛、照料牲畜、迁徙营地等等，甚至直接去参加放牧。

在转场放牧和冬季守夜中，妇女都要承担重要职责。

换句话说，农耕民族的男人即便没有老婆，家里一样可以维持生活。游牧民族男人一旦失去老婆，生活就根本维持不下去。

反观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女性长期处于“男尊女卑”的从属地位，法律地位也很低。

历史数据显示，古代人口结构普遍存在“男多女少”的恐怖现象。

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男女比例高达108:100。

也就是说，每108个男人相对于100个女人，就有8个男人无法结婚成家。

当时全国有5亿6000万人口，男性竟然多出2000多万人。

这种现象令人深思，也是农业社会性别结构失衡的深刻写照。

自清末以来，中国各地就不断发生战乱，仅仅抗战期间就有300多万男性军人伤亡。

建国前四五十年内，男性因战争死亡就有数百万人。

如果人类自然生育不加干涉的话，男女比例基本为1:1，男性会略多一点。

目前全球男女的比率，约为101:100。

那么，为什么建国时，中国男人竟然多出2000多万？

很多底层家庭生下女婴后，就直接遗弃甚至残忍地溺死了。

上面说的很清楚，古代农民家庭认为女性无法成为家庭所需的劳动力，反而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是所谓的“赔钱货”。

所以，遗弃和溺死女婴的行为在以往相当盛行。

表面上，古代各级政府明令禁止溺死女婴，实际上却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浙江温州的“溺婴之风”很盛行，《温州府志》里直言“生女不举，旧习不迁。”也就是说，温州人生了女婴后，不抱、不养，直接扔掉，这是当地的传统习俗，改不了。在一些贫困地区，村子里每年有数十名女婴被溺死，而父母的理由往往是“养不起”。这不是个例。

温州《永嘉县志》里也记录了类似的情况：某村民家里已经有两个女儿。当第三个女儿出生时，丈夫当场决定不养，直接把婴儿按进水缸。妻子心中不舍，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今天的江西省，女孩出嫁的彩礼金额，轻易排在中国前两名。

很多人不知道，古代的江西恰是溺婴大省之一：西籍翰林院检讨王邦玺在其奏议中提到“各省溺女陋习，惟江西为最”，“此风各直省所在皆有，福建较多，惟江西尤甚”。清时江西全省有13府1直隶州78县厅州，其中除了饶州府的鄱阳县和赣州府的安远县“少溺女”外，其余的州县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溺女之风。所以有人说，清代江西溺女之俗是“十邑而九”。江西靖安县，一年出生5000名女婴，最后存活的只有几百个。当时婴儿有着百分之四十的夭折率，那么至少也能活下3000名，怎么可能只剩下几百人？

事实却令人痛心：大部分女婴在出生后的几天内，便被亲生父母无情溺死。

江西地方官府对此心知肚明，然而法不责众，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终，清末江西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达到了惊人的131:100。也就是说，每131个江西男性对应100个女性。

究其根源，无非是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作祟。

道理也是一样，今天为什么江西彩礼这么高？

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延续至今，导致了现代江西的性别比例依旧失调。

很多女婴没出生前就因性别鉴定而被流产，根本没有出生。

截至2024年末，江西省常住人口中，男性2324万人，女性人口2178万人‌。也就是说，江西男人比女人多140多万，有接近7%的男人找不到老婆。

这种情况下，女人成为婚恋市场的稀缺资源，彩礼自然水涨船高，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

上面扯了这么多，萨沙要说什么？

古代女性的地位低下，她们的婚姻大事是无法自己做主的。

在那个时代，男女都是父母包办婚姻，严厉禁止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被称为“无媒苟合”，等同于淫荡通奸。

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对贾宝玉很钟情。然而，贾宝玉以《西厢记》自由恋爱的崔莺莺来比喻她时，林黛玉立即暴怒翻脸：林黛玉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然后又要告诉舅舅舅妈去，吓的宝玉直道歉。

为什么林黛玉反应这么大呢？

即便林黛玉很喜欢《西厢记》，内心深处也不排斥和宝玉的自由恋爱，但她仍无法摆脱时代观念的束缚，却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淫乱通奸”行为。

贾宝玉的当面比喻，在她看来，等于是侮辱自己在男女关系方面不正经。

一个纯真少女怎么受得了这种说法？林黛玉当然会勃然大怒。

所以，古代女性的婚姻生活常常充满了无奈与痛苦。

她们被父母指派给一个陌生男人，婚前毫无感情基础，婚后也难以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只是勉强搭伙过日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相比起来，有钱男人的情况较好。他们有实力纳妾，选择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小老婆。

女人则完全没有这种机会。就算是地位崇高的贵族小姐，一辈子也只能守着一个男人。

言归正传，我们说说潘金莲。

在北宋的社会背景下，身为丫鬟的潘金莲没有婚姻自由。

宋代法律规定："凡婢女，听主婚配"，也就是女仆的婚姻必须由主人做主，不需要征得女仆本人的同意。主人就相当于女仆的父母，掌握着她的婚嫁权力。

男主人张大户想要诱奸潘金莲不能得手，心生怨恨，进而采取报复手段，将她强行嫁给丑陋的侏儒武大郎，借此报复。

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潘金莲不委身有钱的张大户。

潘金莲倒不是愿意嫁给武大郎，只是不愿意被主人张大户玩弄。

原因是什么呢？

《红楼梦》中的老色鬼贾赦说的很好：自古嫦娥爱少年，她必定嫌我老了，大约她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

张大户很可能是猥琐的个老头子，而潘金莲才20岁出头。

出于少女心态，美艳的潘金莲自然不愿意去陪糟老头子睡觉。

因此，张大户为泄愤，将她嫁给了连自己都不如的武大郎。

面对这样的命运，潘金莲是无法抵抗的，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成为一个包办婚姻的受害者。

这在古代也是寻常事，主人将"不驯婢"许配给残疾家仆甚至乞丐都不罕见，就是制度性的压迫，潘金莲的确是一位受害者。

那么，潘金莲这辈子注定要同“三寸丁谷树皮” 的男人相伴终老！

为什么武大郎叫“三寸丁谷树皮”？

在古代，男人十八岁以上就被称为男丁，三寸丁就是嘲讽身材矮小的成年男人。而谷树皮是一种斑驳粗糙的树皮，用来形容武大郎那布满疙瘩、极为丑陋的面容。

“三寸丁谷树皮”就是武大郎的外形特征：矮小、丑陋。

更要命的是，武大郎还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不会风流，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却说那潘金莲过门之后，武大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因此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

在宋代，调戏良家妇女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正常来说，武大郎只要出门厉声呵斥这些混混，必要时候去官府告状即可。一旦事情闹到官府，混混们轻则被打板子，重则要坐牢，似乎应该害怕武大郎。

然而，武大郎性格懦弱，根本不敢同别人正面对抗，又架不住这种骚扰，竟然选择搬家到邻县。

除了外表难看、性格懦弱以外，武大郎倒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他有中国农民的勤劳务实、善待亲人、委曲求全等品质。

如果潘金莲同样是个粗糙平庸的农妇，两人或许真的能够白发终老。

但现实却是，这对夫妻压根不是一路人。

就女人来说，潘金莲属于精英一类。

她不仅是个美女，又颇为聪明，更有决断力又心狠手辣，比丈夫武大郎强百倍。

武松性格暴戾，以往每个月都要同人撕打，普通的男人们都对他畏惧三分。

然而，潘金莲害死了武大郎以后，明明武松曾为此告状，竟然毫不畏惧：约莫也是巳牌时候，带了个土兵来到家中。那妇人已知告状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来，有句话说。”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楼来，问道“有甚么话说？”

显然，潘金莲这个娘们的胆量很大，比丈夫的勇气强过十倍。

当武大郎来捉奸时，强悍的地痞西门庆吓得躲到床下，反而是潘金莲还能沉稳应对，唆使奸夫打人：那婆娘正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武大抢到房门边，用手推那房门时，那里推得开。口里只叫得“做得好事！”

那妇人顶住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跤！”那妇人这几句话，分明教西庆来打武大，夺路了走。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几句言语，提醒他这个念头，便钻出来，说道“娘子，不是我没本事，一时间没这智量。”便来拔开门，叫声“不要来！”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窝里，扑地望后便倒了。西门庆见踢倒了武大，打闹里一直走了。

潘金莲虽恶毒，危机时候的应变力很强，比武大郎和西门庆这两个男人都要强得多。

更牛的是，普通妇女连杀鸡都不敢，潘金莲竟然敢杀人：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去，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劈脸只顾盖。武大叫道“我也气闷！”那妇人道“太医分付，教我与你发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说时，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那武大当时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身体动不得了。

不要说女人，就算普天下的男人又有多少敢杀人？

由此可见，潘金莲绝对不是普通妇女，属于人群中的强者。

如果潘金莲像孙二娘、顾大嫂和扈三娘那样精通武艺，恐怕也会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除去这些鲜明的性格特征以外，潘金莲的颜值更是达到了县花的水平。无论在阳谷县还是清河县，潘金莲的相貌都是最顶尖的：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潘金莲如此优秀，丈夫武大郎如此平庸，她自然不满意这段差劲的婚姻。

更要命的是，潘金莲无法自行解除婚姻。

古代离婚主要是三种，第一种方式是休妻，也就是丈夫认为妻子有问题，单方面抛弃妻子。

理论上，女性要有七出行为才能离婚（如没有生育、对公婆不孝、作风淫荡等等），实际上即便女方没错，丈夫也可以编造理由强行离婚。

例如，林冲就是为了避祸而写休书，主动抛弃了并无过错的妻子林贞娘。

第二种方式是协议离婚，也就是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达成统一的协议。

这种多是女方提出离婚，男方宽宏大量表示同意。

在《西游记》中，高小姐不愿意继续做妖怪的老婆，恰好猪八戒要去出家为僧，大家达成一致协议就离婚了。

然而，这种情况很罕见。毕竟古代男人娶妻不容易，结一次婚会耗费巨资，根本不会愿意随便离婚。

所谓的协议离婚，很多时候只是丈夫主动休妻的一种委婉方式，用以保全女方及其娘家的颜面。

第三种方式是强制离婚，这种更是特殊又特殊的情况，往往是夫妻之间有严重冲突，或者是双方家族结下深仇大怨时才会发生。

例如，丈夫严重殴打或者试图谋杀妻子，甚至想要卖妻等等，或者是双方家族变为严重敌对。这种情况下，妻子去举报或者申请，官府才会强制判决离婚。

然而，这种途径在现实中几乎形同虚设。

退一万步说，即便女人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如愿离婚，通常会后患无穷。

著名女诗人李清照第二次结婚后，遭到丈夫张汝舟强行夺取陪嫁财物，还被经常殴打。即便身为丞相外孙女的李清照，也无法合法离婚，只能铤而走险举报张汝舟有科举舞弊行为。张汝舟因此被判刑入狱，她才得以通过官府判决强制离婚。

可惜，宋代法律规定，妻子无论什么原因举报丈夫，就要坐牢两年。即便李清照有着巨大的政治后台，也坐牢了9天。

在古代，妇女坐牢哪怕一天都是身败名裂的大丑闻，以后别想在社会上立足。李清照正是因此事备受打击，晚年郁郁而终。

说来说去，在古代社会，妻子想要主动离婚，在古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潘金莲又同普通妇女不一样，她是犯下了通奸罪行的，还搞得全县皆知。

在古代，良家妇女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身败名裂的大丑闻，从此无法在社会立足。李清照正是因此事备受打击，晚年郁郁而终。

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妻子想要主动离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潘金莲的情况更为特殊，她不仅想离婚，更是犯下了通奸重罪，还闹得满城风雨。

那么，我们再看看古代犯了潘金莲这样的通奸行为，会有什么结果？

北宋法律规定，已婚妇女通奸需要坐牢2年，也可以将坐牢用打板子来冲抵。

无论打板子还是坐牢，对于通奸妇女来说都是恶梦。

古代打板子是需要公开执行的，常常会引来大批围观群众。打板子需要脱下裤子，露出屁股，无论男女都是如此。

而宋明清时期，社会特别重视礼教，妇女在公开场合露出小腿和小臂都是很羞辱的事情，更别说露出屁股。

对于一个年轻妇女来说，屁股被这么多陌生男人看到，打完板子后也只有自杀这一条路了。

那么坐牢呢？

上面说了，李清照坐牢仅仅9天，就被社会舆论讥笑嘲讽了几十年，甚至不敢踏出家门，最终郁郁而终。

李清照是丞相外孙女，家族背景硬到极点，尚且如此下场，普通妇女又会如何？

北宋的监狱条件极差，大部分犯人都会死在狱中。

即使在相对富裕的浙江省，监狱条件在全国来说算是很好的。然而，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统计，当地监狱的每年死亡率高达20%。

大家注意，这是每年的死亡率，而不是总死亡率。也就是说，一群犯人连续坐牢5年，就可能全部死光。

古代女性囚犯数量稀少，因此女子监狱的条件更差，死亡率超过30%。

通奸的妇女坐牢2年，死亡率高达60%。

退一步说，就算女犯坐牢时没有病死、饿死，出狱后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

北宋礼教严厉，女犯所在家族通常会逼迫她自尽，以维护家族的名誉。

说来说去，一旦通奸罪曝光，潘金莲左右都是个死。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潘金莲选择杀人，而不去同武大郎合法离婚。

就武大郎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相貌丑陋、家境贫寒的侏儒。即便有个身为县刑警大队长的弟弟，他也绝不可能娶到老婆，更别说是潘金莲这样的美女。

即便潘金莲红杏出墙，武大郎十有八九不会同意离婚，更别说休妻。

更重要的是，当时法律不允许武大郎这么离婚。

古代法律明文规定，丈夫将妻子嫁给或者卖与奸夫。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女方的丈夫及奸夫都要受八十杖的刑罚，而女方则必须离婚后回到娘家。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武大郎都不可能同淫妇潘金莲离婚。

而潘金莲可是怂恿奸夫西门庆打伤了自己的丈夫：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武大来，见他口里吐血，面皮蜡查也似黄了。便叫那妇人出来，舀碗水来，救得苏醒。两个上下肩掺着，便从后门扶归楼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当夜无话。

这种挑拨奸夫打伤丈夫，在古代属于严重罪行，也是社会道德领域的重大恶行，两人都要被重判。

武大郎的受伤可不轻：次日，西门庆打听得没事，依前自来和这妇人做一处，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每日叫那妇人不应。又见他浓妆艳抹了出去，归来时便面颜红色。武大几遍气得发昏，又没人来采着。武大叫老婆来分付道“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你若不肯觑我时，待他归来，却和你们说话。”

如果武大郎被鉴定为重伤，那么潘金莲和西门庆都要被官府严厉惩罚，流放坐牢几乎是注定的事情，很有可能死在监狱中。

武大郎或许是懦弱之人，但他的弟弟武松绝非善茬。武松平时就爱寻事生非，没事也要去找别人的麻烦。现在亲哥哥被人打成重伤，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一定会报复。

武松根本不用私下寻仇，直接将两人抓到县衙就搞定了。

这同后来的杀人案不一样，武大郎就可以直接指认打伤自己的奸夫淫妇，证据确凿，县令一定会判决有罪。

那么，潘金莲别说要改嫁给西门庆，想要自保都是难上加难。她的生死荣辱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处境极为危险。

于是，在王婆挑唆下，潘金莲决定痛下杀手害死丈夫，一了百了。

谋杀亲夫是死罪，好在奸夫西门庆不是一般人：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那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

除了有钱以外，西门庆在本县颇有一些势力。

“放刁把滥”‌就是利用县政府权力敲诈勒索，“说事过钱”‌则是指替人向政府官员游说，传递贿赂，借机拿好处费的行为。‌“排陷官吏”‌是指排挤陷害官员的行为。如果不能通过贿赂拉拢官员，就设法排挤和陷害这些官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西门庆的作为不仅仅是拉拢县令为自己撑腰，而是可以联合本县三班六房和乡绅赶走父母官县令。这就非同小可！

西门庆作为本县的实权派人物，甚至有能力联合其他人架空县令。他的这种权势，就不是武松这种刑警大队长可以相比的。

事实上，西门庆和潘金莲后来做的滴水不漏。他们设计残忍害死了武大郎，又毁尸灭迹。即便精明的何九叔留下几根骨头，可以证明武大郎是中毒而死，又有目击者郓哥证明武大郎去捉奸被打伤，也没有什么用处。

书中对此有着深刻的描绘，进一步展示了当时权力运作的复杂与黑暗：次日早晨，武松在厅上告禀，催逼知县拿人。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回出骨殖并银子来，说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狱吏便道“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

‌尸‌指的是尸体，是首要条件。没有尸体，其他的要件根本不成立，判案就无从谈起‌。

‌伤‌指的是，经过尸体检验后发现的致命伤痕。通过伤口可以观察出对方是自伤还是他伤，伤口是否致命和死亡时间等一系列信息‌。

‌病指的是，经过尸体检验后发现致死的病因。受害者有可能是突发重症和急病而死，并不是他杀，但也需排除故意谋杀致病的可能性。

物‌指的是物证，特别是致命的凶器或其他相关物品。

‌踪指的是，有足以证明行凶情节的证人证言等‌。

这五个方面，在古代法医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法官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

如果这些证据并不齐全，法官就不能进行深入的推问和判决‌。

现在的问题是，武大郎尸首已经没了，区区两块骨头以及何九叔一面之词，不能确定武大郎是被毒死的。

此时的县令已经被西门庆用重金收买，不同意立案侦查，也就不会找到物证以及更多的证人证言，案件不可能被侦破。

武松根本无法通过合法手段为哥哥报仇，只能变成这么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

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既然官府不能为我哥哥被杀主持公道，我就自己动手处理”。

写到这里，萨沙忍不住想到福尔摩斯的一句名言：“当法律无法给当事人带来正义时，从这一刻开始私人报复就是正当，甚至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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