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峰：保护世界遗产，传承人类文明

景峰，联合国官员、世界遗产领域国威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文化部门负责人

中国文化人物记者 苏晴/报道

联合国官员，世界遗产领域国际权威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文化部门负责人景峰以《保护世界遗产，传承人类文明》为题做主旨报告

中国文化人物（记者 苏晴）2025年9月21日，以“应变·焕新”为主题的第十届清华同衡学术周在京开幕，22日下午“世界遗产·四十载同行”主题论坛成功举办。联合国官员，世界遗产领域国际权威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文化部门负责人景峰以《保护世界遗产，传承人类文明》为题做主旨报告，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交流。以下为报告内容：

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不可复制的世界遗产，是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图谱和大自然最美的华章，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纽带，也是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1972年诞生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历经50多年的发展，对保护世界遗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公约，不仅吸纳了196个缔约国，还有1，248处世界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972处文化遗产，235处自然遗产和41处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7月）。其中，亚太地区共有298处世界遗产，占遗产名录总数的25%，展示出多样的遗产类型和不同的保护管理模式。

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世界遗产事业40年发展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之一，景峰先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享：1.中国在世界遗产事业中取得的成就；2.世界遗产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3.世界遗产未来的发展趋势，涵盖重视城镇遗产保护、多形式遗产的协同效应和整体管理、世界遗产能力和教育体系建设。
一、中国与世界遗产事业
中国自1985年12月12日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历经40年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经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方面，具有了相当强的遗产保护实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
（一）中国主动推动了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不仅前后4次入选政府间世界遗产委员会，还分别于2004年、2021年先后在苏州和福州主办世界遗产大会，并于2005年在西安主办了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大会。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目前有60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有41项文化遗产，15项自然遗产和4项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得益于积极的普及和宣传，各级政府、各类机构、广大民众对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的意识空前提高。

回顾过往取得的成就，就能看到中国为世界遗产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为见证者，我参与推动了“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持续开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UNESCO就开展了该项目，2003年我在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发起“丝绸之路系列跨国申遗项目”。经过10多年努力，在2014年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亚太地区第一个以联合申报方式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不仅推动了世界遗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贡献了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国智慧，成为带动沿线多国携手合作、共同繁荣的重要纽带。我还参与见证了“澳门历史城区”的申遗工作。2005年7月15日，在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澳门历史城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澳门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它如今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近年来，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项目更是引起全球关注。2025年，中国“西夏陵”申遗成功；2024年，“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和“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北京中轴线”作为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彰显了北京在世界著名古都中的突出地位，对世界城市规划史、建设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3年，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彰显了我国的茶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仪式和节庆活动；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包含的22处古迹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增添了一颗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明珠。2019年，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这些遗产，是中国申遗路上的里程碑，充分展示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年以来逐步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二、世界遗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每种文明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中国古语就有言，“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传承与正在践行的大国责任。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中国尊重文化多样性这一理念的高度提炼与生动体现。
中国这一理念，对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世界遗产本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和地球自然奇观的重要见证，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影响下，发展世界遗产事业的目标得到进一步深化：不仅仅是单纯的遗产保护，而是要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弘扬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助力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联合国事业发展也有着深远意义。当今国际形势复杂，不同文明间冲突仍存，人类本身也面临应对战乱、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经济复苏、环境保护等多个全球性议题。对于如何平衡好集体权益与个人权利，如何将两者有机融合而不是走向对抗冲突，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的“和谐发展、天下大同”，我国给出了有效的中国方案、贡献了负责任的中国智慧。
总之，保护世界遗产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承，还在于让世界遗产在当代充分发挥其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目标高度一致，且最终汇聚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愿景。
三、可持续发展与世界遗产城市保护
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UNESCO通过了《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政策文件》。实际上，《世界遗产公约》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相联。《世界遗产公约》通过之初，其核心词就是可持续性，希望把文化和自然遗产传给子孙后代。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里面，除了第11个主要目标是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其实文化领域的所有项目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也都密切相关。

促进可持续发展，全民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得到不断强调，希望让多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地方社区、民间组织、私营部门、高等院校，以及公民个人参与世界遗产的保护。与此同时，城市遗产得到特别重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就明确了保护城市遗产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目标11就提出，“使城市和人类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性、恢复力和可持续性”。
的确，城市是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载体，是新思想的源泉，既是应对各类现实危机和挑战的主要场所，也是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空间。而世界遗产城市是人类创造性的杰出代表，实证我们的过去，也展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保护城市遗产有助于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UNESCO在2011年通过了《保护历史性城镇景观建议书》（The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提供了保护和管理城镇遗产的方法和策略——城市遗产保护也是世界遗产保护未来挑战和机遇的主场。同时，博物馆在城市遗产保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未来规划工作应该考虑的因素。总之，历史文化遗产守护者有义务研究、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城市文化遗产。

因此，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更需要重视城镇经济发展。但如何在文化遗产的法律框架中充分体现城市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又如何兼顾城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镇经济发展，都需要探索。城镇作为活态遗产的类型，既需要在法律、政策层面有更明确的指导，也需要结合城市的创新展开实践，但如何兼顾保护和创新，推动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建设，并助力文明城市建设，也都需要深入思考。

四、自然与文化遗产结合、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有机结合与共融
世界遗产是弘扬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助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平台。从《世界遗产公约》通过之日起，它就一直强调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结合，也就是保护代表“自然与人类联合的工程”。50多年来，文化遗产的概念一直在不断拓展，比如1992年起就引入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而“全球战略”的倡导、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遗产线路、历史性城镇景观等理念以及目前推广的自然与文化之旅（Nature-Culture Journey）, 都充分体现了UNESCO重视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结合，重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它们都体现了未来工作的趋势。
UNESCO在文化领域的其他国际公约，也丰富着遗产保护的理念。比如2003年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遗产的概念带入公众视野，2005年《保护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创意的理念被提出。这些公约之间的互动、协作也突出了世界遗产未来发展的重点。比如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遗产）、博物馆、文化与创意等多种形式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如何做到共生共融、有机结合，正是最近关注的趋势。因此，我们对传统文物和文化遗产的认识也应该与时俱进，反映21世纪业界的前沿状况。
UNESCO在2023年底和2025年6月召开的“21世纪文化遗产那不勒斯会议”，就强调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发展。该会议旨在纪念《世界遗产公约》颁布50周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诞生20周年，强调遗产保护实践中加强整体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并认为社区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未来的遗产保护应迈向整体管理。

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系是遗产整体管理的核心。物质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传承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平台。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赋予物质遗产以意义、身份和文化含义，确保这些物质元素不仅得到传承，而且保持活力并与社区息息相关。从传统工艺、本土知识体系到表演空间和精神体验，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协同作用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可持续发展和社区赋能。通过探索这两种遗产形式在文化景观、经济互补效应、适应性再利用和数字保存等方面的多种互联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增强它们对社会的整体影响， 确保当地社区的福祉和可持续生计。
另一方面，《世界遗产公约》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公约之一。加强各个公约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推动能力建设、发展共赢机制，也是国际社会正在努力的目标。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就倡导遗产保护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退化、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并强调要采取系统性、综合性方法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促进人与自然构建新型关系。

总而言之，《世界遗产公约》在文化方面，促进了人类对自身文化多样性的认知觉醒，也促进了人们保护、传承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实践；在生态环境方面，促使人类认识到环境的改变对人类自身的影响，促进了对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无论地质环境，还是生态环境可持续保护的发展。
在这个领域，我们结合中国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最近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可以提出新的中国方案，贡献新的中国力量。
五、《福州宣言》的落实与世界遗产教育
2021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福州宣言》强调“世界遗产应当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积极力量，保护世界遗产将从社会、环境、经济、和平与安全等多个维度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福州宣言》号召各国面对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时携手合作，呼吁缔约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挑战，鼓励和支持公众和社区更多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世界遗产的保护。

《宣言》还认为有必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遗产公约》所倡导的保护目标，强调应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战后或冲突后地区以及小岛屿国家，采用创新且具有变革性的解决方案，协助其平衡世界遗产工作与可持续发展，并鼓励所有缔约国支持非洲优先全球战略，支持非洲开展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活动。

《宣言》同时鼓励各缔约国教育及文化部门间的合作，通过将世界遗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使年轻一代加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呼吁缔约国、教科文组织、咨询机构、世界遗产二类中心及其他相关方面共同推进世界遗产保护管理领域的能力建设、技术培训及国际合作，鼓励和支持构建世界遗产网络，以加强遗产的集体韧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好世界遗产教育尤为重要。的确，囊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种类、多元文化的世界遗产，是进行遗产教育、培养年轻一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良好载体。中国的世界遗产教育就以多元人类文明为视角，培育学生对多元文明与文化的理解包容和交流互鉴的胸怀，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比如清华大学就多年开设世界遗产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世界遗产领域的优秀人才。近年来，又与UNESCO的相关机构多次组织中外学校开展遗产教育交流并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教席（UNESCO Chair）。

面对应变和焕新，如何构建新时期的世界遗产教育体系和培养年轻人对文化遗产传承的兴趣和技能；如何突出创新性、充分运用现代新技术，不断创新世界遗产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如何把世界遗产教育纳入产学研一体化、系统化的渠道，这也是应该思考的课题。

40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包容并蓄，交流互鉴，做出了文明古国巨大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为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全人类共有的遗产而不懈努力。

（责编：刘升、张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