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一生最后悔批评了谁？1965年此人病逝，伟人落泪：天丧良将！

1965年5月7日深夜，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正全神贯注的在批阅文件，身后的门被悄然推开。

周总理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书桌前，用极其沉痛的语气低声的说道：“主席，亚楼同志在上海因医治无效去世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周总理说得异常艰难。毛主席听完后震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缓缓的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望向漆黑的窗外，很久才转向周总理喃喃说道：“天丧良将啊！”

在这巨大的悲痛之中，毛主席的思绪回到了与刘亚楼往日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懊悔般对周总理说到：“唉，当初批评他，太不留情面了。”

等情绪稍平复后，毛主席郑重交待：通知政治局，亚楼同志的葬礼按元帅规格办。

刘亚楼逝世时年仅55岁。他的英年早逝令毛主席久久不能释怀。

直到这一年的12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旧事重提：“亚楼同志是好同志，过去批评他过了头，今后要注意团结高级干部。”

一位开国上将的离世，为何让毛主席如此自责？这一切要从头说起。

长征先锋与苏联岁月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桃澜区大洋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9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闽西地区农民暴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亚楼历任红十二军连长到第一师师长等职。他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刘亚楼参与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取得了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光辉战绩。这些硬仗、恶仗，几乎都有他的精彩之笔。

1938年4月，受党中央派遣，刘亚楼赴苏联进入素有“红军大脑”之誉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苏德战争爆发后，刘亚楼加入苏军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军衔。苏方曾邀请他加入苏联国籍，刘亚楼谢绝了。

29小时攻克天津

1945年，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1946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代号“103”，同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

在东北战场，刘亚楼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并肩作战，形成了著名的“林罗刘”指挥组合。

他先后参与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以及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并全程参与了辽沈战役的筹划与指挥。

平津战役是刘亚楼军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49年1月，他被任命为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全权指挥解放天津的战役。

天津是当时国民党重兵防守的“大天津堡垒化”要塞，守敌13万人，防御体系坚固。

1月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齐声怒吼，总攻开始。

解放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13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7名将领。

29小时攻克天津，创下了解放战争中攻坚战最短时间的纪录。

这一战不仅展现了刘亚楼卓越的大兵团指挥才能，也为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晕机的空军司令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然而国民党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利用台湾、舟山群岛等地的空军基地，不断对上海进行空袭。

仅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的短短5个月里，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上海就达20多次，投弹360多枚，毁坏房屋2300余间，炸死炸伤2300余人。

最惨烈的一次空袭发生在1950年2月6日。当天中午国民党空军出动4批17架飞机，对上海市区狂轰滥炸。

5处发电厂及其附近被轰炸，供电量从25万千瓦骤降到4千千瓦，伤亡、失踪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共1448人，毁坏房屋1180间。

这次空袭让毛主席痛彻心扉。一份《人民日报》摆在菊香书屋的书桌上，头版头条上“上海遭国民党空袭1448人伤亡”的大标题深深刺痛了他。

组建中国空军，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毛主席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人，他就是刘亚楼。1949年6月初，刘亚楼正打点行装准备率第十四兵团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去毛主席住处受领新任务。

一见面毛主席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一听就愣住了。他连忙摆手：“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不懂空军，怕做不了。”

更重要的是刘亚楼还有一个“致命缺陷”：晕机。每次坐飞机都呕吐不止，怎么能当空军司令？

毛主席没有理会他的顾虑，边笑边说：“要我去我也不懂，可总得有人去领个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

毛主席之所以选择刘亚楼，有三方面考虑：首先是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俄语很好，而当时组建空军需要大量争取苏联援助。

其次是他曾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还有就是他在东北野战军担任参谋长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后来毛主席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解释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用人之道：

“当一个人把他最大的弱点克服了，那这个弱点就会反过来成为他最强的一点。而且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会锻炼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见到萧劲光和刘亚楼时还风趣地问：“你们俩还晕船、晕飞机吗？”

两人忙说：“现在好多了。”毛主席笑道：“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飞机，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朝鲜战场“空中拼刺刀”

刘亚楼接受任命后，雷厉风行地投入到空军建设中。他率团赴莫斯科谈判，争取苏联援助。

回国后迅速组建航空学校、购买飞机、培训飞行员。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到1950年6月，空军建设已初具规模。

然而考验来得比预期更快。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军凭借绝对空中优势，对中朝军队阵地和后方狂轰滥炸，粮食弹药都难以运送到前线。

面对毛主席“空军能不能上去斗一斗”的询问，刘亚楼内心挣扎。

如果从情感上，他当然不愿意把刚组建的“宝贝”送上战场去面对世界最强的美国空军。但国家有难，岂有惜死之理？

刘亚楼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积累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得到毛主席批准。

在零作战经验的情况下，他制定了三条原则：打近战，与敌人“拼刺刀”。实行轮战，让更多部队得到实战锻炼。经验不足时，由苏联飞行员带领，积累经验后再独立作战。

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即在同一空域、多个高度层次上，以4机为单位编队作战。

这一战术原则的提出，是志愿军空战战术从实践到理论的一次飞跃。

在刘亚楼的指挥下，初创不久的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威风，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

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惊呼：“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我们过去一直信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锋芒毕露”与毛主席的规劝

刘亚楼性格刚直，雷厉风行，在军中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雷公爷”。

如果有人做错了事，不管对方是谁，上去就是一顿不留情面的狠批。

有一次开会，主持会议的领导对情况不熟悉，讲了许多不准确的内容。

刘亚楼越听越坐不住，竟然直接走上台夺过话筒：“你不懂就不要乱说，浪费大家的时间！”全场愕然。

1957年整风时，空军政治部有人贴出大字报写道：“刘司令员批评人太尖刻，常常令人难于接受。给人的感觉不是冬天的太阳，而像夏天的炎日，使人感到咄咄逼人的煎熬”。

刘亚楼站在大字报前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对身边的人说：

“这个批评很中肯！我这个人批评起来总是一针见血，语言尖刻，难免使人难以接受，这个毛病应该改。”

但他对用大字报开展批评的方式并不赞成：“这样做容易伤感情，很难达到批评的目的。”

他还形象地比喻：“批评要注意效果，好比种花和看病一样。给花浇水、施肥，本是好事，若是过分，容易把花淹死，批评应该使人感到温暖才对。”

毛主席对刘亚楼的性格非常了解。有一次他当面幽默地提醒道：“刘亚楼哇，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

刘亚楼谨记毛主席的教导，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行。1961年，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自我剖析：“干部队伍里有三种人，我呢就是属于第二种人！”能严格要求但方法不够的那一种。

那场令毛主席自责的批评

最让毛主席事后难以释怀的，是建国后一次因俄语翻译问题引发的激烈冲突。

中苏关系破裂后，各军兵种的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几乎失散殆尽。然而刘亚楼却在空军内部公然“唱反调”。

他下令：“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工作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

消息传到毛主席耳中，他当即召刘亚楼进中南海。毛主席严厉批评道：“刘亚楼，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

刘亚楼没有退缩，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这是在坚持科学。空军有很多资料都需要俄语翻译，离开他们不行。”

毛主席讥讽道：“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这次会见不欢而散。此后毛主席数月不理刘亚楼。

刘亚楼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帮忙“劝驾”。毛主席大手一挥：“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

话虽如此，但毛主席最终默许了刘亚楼的做法，空军得以保留了宝贵的俄语翻译人才，确保了建设和训练的正常运转。

1957年，国民党飞机利用我军防空薄弱环节，频繁对大陆纵深进行夜间窜扰。

有敌机甚至出现在石家庄上空，毛主席得知后震怒，严厉批评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是怎么当的？

事后毛主席也意识到，我军空军力量薄弱是客观现实，并非刘亚楼一人之过。

但这些不留情面的批评，给刘亚楼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毛主席对当年不留情面批评刘亚楼的事情，一直深感后悔。

最后的岁月

1964年8月，刘亚楼随同李先念副总理经卡拉奇赴罗马尼亚访问。出访期间他患上腹泻、腹胀，仍坚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文学创作大会#

回国后面色苍黄浑身乏力。9月2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发现肝脾明显增大且质地偏硬。

确诊结果传来，毛主席沉默了许久，亲自给刘亚楼写信：“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周总理则指示：“暂不要向刘亚楼同志和他的家属告诉他可能患的是肝癌，以减轻其思想压力和痛苦。”

中央军委迅速批准刘亚楼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然而拼搏了几十年的刘亚楼，在病情沉重乃至弥留之际，头脑里想念的始终是空军的工作。

1965年4月，利用刘亚楼少数清醒的时间，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中将把他患肝癌晚期的实情告知了本人。刘亚楼听后并不意外，也没有任何沮丧的表现。

1965年5月7日下午15时45分，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55岁。

元帅规格的葬礼

刘亚楼逝世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毛主席亲自交待“按元帅规格办”。

中共中央军委敬赠的挽联是：“国失干城，三军挥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

周总理在葬礼后痛心地对刘亚楼夫人翟云英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

将军远去，蓝天永存！今日空军，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