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重视廖承志家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地位，多次对廖承志委以重任

文/水新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工作。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十分重视廖承志家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地位，多次对廖承志委以重任，使他在港澳、台湾、侨务、对日友好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廖承志及其父母和港澳地区渊源很深，早年廖仲恺、何香凝经常来往粤港之间从事革命活动；廖承志青年时期在香港生活、工作四年多，后作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在香港开展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长期负责港澳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便开始重视香港问题，思考香港主权归属事宜。当时，中央对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卓有成效的对于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使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978年3月，廖承志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4月，受邓小平委托，他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点是肃清“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对于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旨在改善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的指示。决定设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归口掌管港澳工作，并决定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作为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任命廖承志为主任。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成立后，廖承志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央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说：“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避开香港主权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从商业角度要求中国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期限的新界土地契约。廖承志对麦理浩这一企图已有估计，并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因此，邓小平在会见麦理浩时明确表态：“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

1981年年初，邓小平指出，香港问题已经摆上议事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供中央参考。这个任务又落在廖承志肩上，他召集中央有关单位落实邓小平指示，对如何解决香港问题反复研究，认为收回香港的时机已经成熟，丢掉这个机会将会犯历史性错误。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基于这一分析，廖承志提出解决香港问题必须本着既要收回香港，又可保持其繁荣稳定的原则。这就要求必须采取特殊政策，收回香港后只改变涉及主权的相关内容，原有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尽可能不变。这实际上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思路。廖承志与有关专家进行深入探讨，在听取邓小平的指示后，又将其深化完善为六条方案，后逐步修改成十二条方案。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廖承志对香港方针政策的汇报。会议肯定了其中三点基本方针政策，即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收回后保持原来的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的方针。邓小平对此较为满意，要求廖承志三个月内拿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终方案。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海外华人李耀滋时，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廖承志领会中央领导的思想，按照邓小平要求的时间，于3月份把修改后的十二条方案上报中央。邓小平对此作出批示：“拟原则同意，方案待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做修改。”接着，中共中央派出几个小组到香港进行实地调查，对廖承志提出的处理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案加以丰富补充。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83年3月27日，廖承志把他主持反复修改后的十二条方案，即《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邓小平对此比较满意，4月4日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4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批准了廖承志提出的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这十二条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对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各界人士反映强烈。既对收回香港洗雪百年国耻感到高兴，但又对中国政府能否管理好香港有所担忧。于是，他们纷纷找廖承志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打算。为此，廖承志一批批地接待香港同胞，了解他们的意愿和倾向，解释中央关于香港的政策。廖承志经常把接待香港同胞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再陪同会见他们。

出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把廖承志视为亲密助手，1978年12月，请海外关系颇广的廖承志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协助解决台湾问题。

廖承志的家族与国民党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廖承志的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1925年，他在广州参与学生及工人运动，加入了国民党。在广州时，年龄相差不大的蒋经国和廖承志就互相认识。1930年，廖承志前往苏联学习，又在那里遇到了蒋经国，二人关系非常亲近。

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无论多忙，廖承志总是按时出席中央台办每星期召开的两次会议，协助邓小平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廖承志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该充分发挥它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他与叶剑英委员长密切合作，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为和平统一祖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叶剑英、廖承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施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为创造和平统一祖国的必要环境，经廖承志等人建议并经中央批准，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命令，自1979年1月1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此举得到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世界舆论的广泛欢迎，标志着自1949年以来两岸军事对峙关系的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奉化蒋氏家族故居的保护。动荡岁月里，蒋氏家族故居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只是时间一长，房屋难免老旧。1979年初，廖承志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修缮的想法。为此，中央拨专款30万元，命奉化县委负责修缮工作。蒋介石父母、前妻、胞妹等的坟墓都受到妥善修复，房屋、遗址也都得到恢复。

廖承志利用自己的关系，努力促进两岸和平。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她的母亲是廖承志的堂姐。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欢迎到北京的陈香梅。陈香梅递上里根总统的亲笔信，邓小平就中美和两岸关系问题与陈香梅深入交谈。

第二天，邓小平设宴款待陈香梅，廖承志夫妇作陪。在宴会上，邓小平笑着对陈香梅说：“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邓小平看陈香梅不懂得这个中国大陆流行的双关语，就笑着揭出谜底：“妻管严，一天只分配三根烟，不准多抽，他又来向我要烟了。你看，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不过我没有人管，每天三包。”

邓小平与廖承志又开着玩笑对陈香梅说：“你来京之前，我就对你舅舅说，他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要得，怪不得他们要把他送进牛棚！哈哈，他是坐牢专家，英国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哦，还有张国焘的牢，‘文革’中的牛棚，他都进去住过，了不起。”廖承志苦笑着说：“你坐牢的经验不如我，我会画漫画解闷。”邓小平调侃道：“你的桥牌技术太差劲，得努力学习。”风趣幽默的话语，显现出了邓小平和廖承志深深的战友情谊。

◆1983年，邓小平和邓颖超、廖承志共商祖国统一大计。

陈香梅在台湾有不少朋友，廖承志请她向在台湾执政的蒋经国传话。临别，廖承志拉着外甥女的手谆谆嘱咐：“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情，以后的责任就要靠你们晚辈。”牢记舅父的嘱托，陈香梅离开北京后绕道香港到台湾，在会见蒋经国时，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

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三次合作，大责难谢。”“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并表达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兄弟之情。当时，邓小平具体指导了这封信的写作和发表，他和廖承志商定了信的主旨，还十分关注发表的方式和效果。

尽管蒋经国没有回信，但实际上他也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不久，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开始有所放松。

执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和母亲何香凝先后担任“中侨委”主任，长期主管新中国的侨务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侨务工作方针、政策被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在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廖承志受命重新出山，执掌新时期的侨务工作。

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接见了华侨、外籍华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庆观光团的部分成员。在会谈中，有人提议成立一个部门，主要职责是：统一领导海外统战工作，管理侨务行政事务，负责拟订侨务工作政策和规划等。当面临是否恢复侨办的决策时，许多人认为华侨问题敏感，可能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东南亚国家。但是，邓小平认为华侨是我们的亲戚，我们应该为他们谋福利。他从改革开放大局出发，把侨务工作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关系的全局之中，提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著名论断，彻底打破了“左”的思想禁锢，侨务工作迎来新生。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廖承志努力恢复和组建侨务机构，并于1978年1月出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首任主任。1977年底到1978年初，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预备会在北京召开。廖承志在会上作了题为《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的报告。1978年1月4日，廖承志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的署名文章。针对前述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种种谬论，廖承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海外关系”是“模糊阶级阵线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我们要搞臭它！枪毙它！杯葛（Boycott即抵制）它！”并逐条进行了深刻批判。

1978年12月22日，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是一次全面拔乱反正的重要会议，廖承志出席大会并作了《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29年来侨务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指出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侨务政策是正确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和贯彻。　

◆1979年初，邓小平与在美华侨和美籍华人亲切握手。

廖承志没有辜负邓小平对他的期待。在廖承志的呼吁和推动下，新时期以来，各地围绕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基本上得到平反纠正，许多问题也陆续得到解决。

为了解决归侨、侨眷最关心的华侨房产问题，在落实保障归侨、侨眷的合法经济权益方面，除大规模地清理退赔“文化大革命”时期查抄的涉侨私人存款和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及其他私人财物外，落实华侨私房政策，退还被挤占、没收的侨房，是其中一项主要工作。在廖承志的积极呼吁、推动和有关地区、有关方面的努力下，清退被挤占华侨私房的工作在全国逐步推进，并取得了较大成绩，落实清退被侵占的各类华侨私房近4000万平方米。

为了恢复华侨大学和一系列各类补习学校，为国内外华侨子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廖承志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正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国务院侨办通过实际行动，重新获得了国内外侨胞、侨眷的信任和支持。廖承志与世界各地的华侨保持联系，帮助他们在国内进行投资，奉献乡梓，成果显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仅华侨为建设家乡公益事业，修建医院、办学校，建立小型发电站、工厂，捐赠拖拉机、汽车等，就捐款了十多亿元。

华侨回国投资者显著增加，不但使国家增强了经济实力，增加了就业机会，也使华侨获得实惠。到北京办事的华侨经常找廖承志说说心里话，对他表示衷心感谢，廖承志总是说“不要谢的啦！我是照宪法办的嘛！”

继续兼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廖承志和日本关系颇深，他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廖承志生于日本东京，当时其父母廖仲恺、何香凝在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廖承志早年在日本上学、生活11年，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参加中共东京特支革命活动，后被日本当局拘捕并驱逐出境。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长期负责中日两国关系工作。他既是对日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对日政策的坚定执行者。1963年10月，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他一直担任会长。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完成中日建交正式手续，使中日友好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具有法定基础的大事，其间经历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日建交后，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廖承志积极运筹和参与，以特殊身份作出了特殊贡献。

到了1978年，中美建交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这一形势使环绕福田赳夫首相周围的“台湾帮”深感大势已去，继续抵制日中缔约已没有能站得住脚的理由。1978年3月，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访华时，福田赳夫首相委托团长矢野绚也向中国政府转达他“决心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立场。邓小平后来通过廖承志阐述了中方的四点意见。廖承志同来访的保利茂、二阶堂进、竹入义胜、矢野绚也等老朋友促膝交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8月12日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廖承志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陪同。廖承志不仅应邀出席，还忙着安排两国总理互发贺电，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热烈祝贺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审阅记者报道《中日友好的新起点》，忙得不亦乐乎。

10月22日，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访日，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出发前，他特意交代外交部，“此次访日要带上廖承志这个‘日本通’。”廖承志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历程才告完成的，意味着日本战后外交的一次重大选择；而邓小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这次访问不仅受到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也为世界所瞩目。因此，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廖承志自然全力协助。

10月23日上午，日本政府在迎宾馆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一结束，廖承志就陪同邓小平来到首相官邸，对福田赳夫首相进行礼节性拜访。此前，廖承志多次把他对福田赳夫的研究情况汇报给邓小平，并介绍福田赳夫在中日关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因此，邓小平真诚地对福田赳夫说：“几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现在终于实现了。十分高兴和首相结识，这次是第一次见面，可是相知已久。有机会见面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福田赳夫称赞邓小平的决断作用，谈起这一条约来之不易。邓小平风趣地说，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中国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引起会场一片笑声。邓小平邀请福田赳夫访华，福田赳夫首相欣然答应。

随即，他们一同来到首相官邸一楼大厅，走进铺着红地毯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会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邓小平、廖承志与福田赳夫首相、园田直外相亲切握手，会场上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日期间，在廖承志的陪同下，邓小平还广泛会见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朝野各界人士。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形势的发展，中国方面决定组织“中日友好之船”回访日本。1979年5月，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之船代表团600余人，乘万吨巨轮“明华号”，满载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撒下了中日友好的种子。其参加人数之多、代表范围之广、接触面之宽及活动形式之大众化等都是史无前例的，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廖承志在日本题词时所说的那样：“乘船绕一周，友好达千秋。”

20世纪80年代，是中日关系历史上最为融洽的一段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交往频繁。廖承志经常陪同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各界友好人士。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曾说：“如谈论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廖承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正当党和人民委以他重任，祖国统一大业期待他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6月10日，廖承志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邓小平十分悲痛。6月23日，他亲临北京医院，向廖承志的遗体告别。6月24日，邓小平又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廖承志追悼大会，寄托了他的无限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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