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凡：22岁被日军抓捕宁死不屈，被捆双腿绑于汽艇后面活活拖死！

一

1919年农历三月，浙江宁波鄞县江六村，陆家老宅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这是陆亨逵（又名陆成林）的长女，父亲给她取名“慧卿”，寓意聪慧美好。

这一年，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消息传到宁波时，陆慧卿还在襁褓中。她的父亲陆亨逵是个开明商人，经常往返于宁波上海之间，带回来各种新思想、新消息。

陆家是当地望族，家境优渥。陆慧卿的童年是在江六村的青石板路、小桥流水间度过的。她最喜欢跟着祖母去河边洗衣，看乌篷船在河道里穿梭，听船夫哼唱江南小调。

“慧卿，快来认字。”母亲沈氏是大家闺秀，识文断字。她教女儿读《三字经》《千字文》，也讲花木兰、梁红玉的故事。小小的陆慧卿托着腮帮子问：“娘，女子也能像男子一样上阵杀敌吗？”

母亲摸摸她的头：“古有花木兰，今有秋瑾女侠。只要心中有志，女子何尝不可？”

二

1927年，陆慧卿八岁。父亲生意越做越大，决定举家迁往上海。他们住在闸北区，这里是上海华界，工厂林立，工人聚居。

从宁静的江南水乡到喧嚣的大上海，陆慧卿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她看到黄包车夫在烈日下奔跑，看到纺织女工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工厂，也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气扬的身影。

父亲送她进了上海启秀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课程里有国文、算术，也有英文、圣经。陆慧卿成绩优异，尤其喜欢国文课。老师是位进步青年，常在课堂上讲国家危亡、民族复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消息传到上海，学生们群情激愤。十二岁的陆慧卿第一次参加了学生集会。她站在人群中，听高年级同学演讲：“东北沦陷了！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

她攥紧了小拳头，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情绪。那天回家，她把早餐钱省下来，捐给了东北义勇军。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闸北方向传来隆隆炮声。陆慧卿从睡梦中惊醒，看见窗外火光冲天。

“日本人打进来了！”父亲冲进房间，抱起她和弟弟们就往楼下跑。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日军进攻。闸北成了主战场，陆家所在的街区多次遭日军炮击。

陆家被迫搬到法租界避难。但陆慧卿没有闲着，她跟着学校的救护队，到前线抢救伤员。第一次看到血肉模糊的士兵，她吓得脸色发白，但咬咬牙还是冲了上去。

“小姑娘，你不怕吗？”一个满脸硝烟的士兵问她。

“怕。”陆慧卿老实回答，“但你们更不怕，我为什么要怕？”

她给伤员包扎伤口，喂水喂饭，听他们讲战斗故事。一个十九岁的小战士对她说：“等我伤好了，还要回前线。不把日本人赶走，誓不罢休！”

这句话深深印在陆慧卿心里。她开始思考：我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四

1932年下半年，陆慧卿转入上海务本女中（后改名务本中学）。这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很多老师都是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

在这里，陆慧卿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她读鲁迅的《呐喊》《彷徨》，读巴金的《家》，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书中的思想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她前行的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这八个大字，“同学们，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人占了东北，现在又打上海。如果我们再不奋起，就要当亡国奴了！”

陆慧卿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扉页，每天都要看一遍。她不仅自己省下早餐钱支援抗日，还动员家人、同学一起捐款。周末，她带着同学们走上南京路，向市民募捐。

“先生，请为抗日将士捐一点钱吧！”

“阿姨，前方将士在流血，我们在后方不能无动于衷啊！”

有些路人冷眼相对，有些则慷慨解囊。一天下来，募捐箱沉甸甸的。陆慧卿和同学们把零钱换成整钞，通过地下渠道送到前线。

五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到上海，各大中学校纷纷响应。

12月20日，上海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十六岁的陆慧卿走在务本女中的队伍最前面，高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牌。

队伍行至南京路时，遭到国民党军警阻拦。警察挥舞警棍，水龙带喷出冰冷的水柱。

“同学们，冲过去！”有人高喊。

陆慧卿和同学们手挽着手，迎着水龙向前冲。冰冷的水柱打在身上，刺骨的寒。她的棉袄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但脚步没有停。

“抗日无罪！”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口号声、水声、警笛声混成一片。陆慧卿被水柱冲倒在地，又爬起来继续前进。那一刻，她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恐惧，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抗日！抗日！

游行结束后，她浑身湿透回到家里。母亲吓了一跳：“慧卿，你这是怎么了？”

“娘，我参加游行了。”陆慧卿一边换衣服一边说，“日本人要亡我们的国，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母亲看着她，既心疼又骄傲：“你长大了。”

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陆慧卿兴奋地对弟弟们说：“中国有救了！蒋介石答应抗日了！”

她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中国地图，指着东北、华北说：“你们看，我们的祖国就像一张桑叶，被日本蚕食得残破不全。如果我们再不团结抗日，就要亡国灭种了！”

弟弟们听得入神。在姐姐的影响下，他们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而且不约而同地改姓“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上海再次成为战场。

陆慧卿没有随家人撤离，而是选择留下。她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雪影社”，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她到清凉寺难民收容所当义工，给逃难来的同胞分发食物、药品；又到上海女青年会主办的难童教养所当老师，教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识字、唱歌。

1938年春天，陆慧卿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改名。

“从今天起，我不叫陆慧卿了。”她对同志们说，“我叫朱凡。朱，红色，代表红军，代表共产党，代表革命；凡，平凡，我要做红色队伍里平凡的一兵。”

同志们鼓掌叫好。从此，“朱凡”这个名字，将响彻苏常太抗日根据地。

七

1939年秋，二十岁的朱凡告别上海，奔赴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临行前，她把一张姐弟合照交给四姨：“如果我回不来，请把这张照片交给父母。”

四姨含泪点头：“孩子，一定要活着回来。”

朱凡笑了笑，转身踏上征途。这一去，就是永别。

苏常太地区河网密布，芦苇丛生，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场所。但斗争环境极其残酷：日伪军频繁“扫荡”，土匪武装横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朱凡先是在陆家市小学当校长，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白天，她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晚上，她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教唱抗日歌曲。

“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朱凡在黑板上写下“国家”两个字，“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救国救民。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她还深入到花边洗烫作坊，组织女工争取权益。当时女工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工资微薄，还经常被老板随意开除。

朱凡带领女工们与老板谈判：“我们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提高工资，不能随便开除工人！”

老板威胁要叫警察，朱凡毫不畏惧：“你叫吧！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破坏团结抗日，你就是汉奸！”

在朱凡的努力下，女工们终于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工资也有所提高。她们亲切地称朱凡为“朱先生”“朱大姐”。

八

1940年，朱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不久，组织上任命她为中共横沔（今沙家浜）区委书记。横沔地处阳澄湖畔，是苏常太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也是日伪“清乡”的重点。

朱凡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不仅要发动群众抗日，还要与各种反动势力周旋。当时横沔一带有个土匪司令胡肇汉，手下有几百号人，经常骚扰百姓，有时还勾结日伪。

“朱书记，胡肇汉又来了，说要‘借粮’。”民兵队长报告。

朱凡想了想：“我去会会他。”

同志们劝阻：“太危险了！胡肇汉杀人不眨眼。”

“千条万条，抗日第一条。”朱凡说，“胡肇汉虽然坏，但毕竟是中国人的武装。我们要争取他抗日，至少不能让他投靠日本人。”

她单枪匹马去见胡肇汉。土匪窝里，胡肇汉跷着二郎腿：“哟，来了个女共产党，胆子不小啊。”

朱凡不卑不亢：“胡司令，现在国难当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手下有枪有人，应该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欺负老百姓。”

“打日本人？我凭什么听你的？”

“就凭我们都是中国人。”朱凡正色道，“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你作为中国军人，难道不觉得耻辱吗？”

胡肇汉被说得哑口无言。虽然最终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但此后他收敛了许多，不再明目张胆地祸害百姓。

九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伪军对苏常太地区发动大规模“清乡”，企图消灭抗日力量。

7月，形势急剧恶化。日伪军调集重兵，在根据地周围筑起竹篱笆封锁线，设立检问所，实行“保甲连坐”，妄图困死抗日军民。

上级指示：为保存有生力量，在苏常太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外来民运工作干部，可以相继撤离。

名单上有朱凡的名字。同志们劝她：“朱书记，你先撤吧。你是女同志，又是领导，目标太大。”

朱凡摇摇头：“我是区委书记，怎么能先走？群众还在，我就不能走。”

她选择留下，继续坚持斗争。白天，她化装成农妇，穿梭在芦苇荡中；晚上，她召集党员、民兵开会，布置反“清乡”工作。

“同志们，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朱凡对大家说，“但千难万难，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切都不难。只要我们和群众在一起，日本人就奈何不了我们。”

她告诉同志们一个秘密：在芦苇荡深处，有一个“水上堡垒”——几条小船连在一起，上面搭着芦席棚，可以住人，可以开会，敌人来了就划船转移。

十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朱凡穿过封锁线，来到辛莫区辛庄的一个尼姑庵。今天要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反“清乡”的具体任务。

尼姑庵很隐蔽，三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相通。朱凡提前到达，检查了周围环境。陆续有同志到来，都是各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民兵队长。

会议刚开始不久，外面突然传来狗叫声。

“有情况！”负责警戒的同志冲进来，“日本人来了！”

原来，叛徒出卖了会议地点。日伪军已经包围了尼姑庵。

“大家从后门走，分散撤离！”朱凡果断下令，“我掩护！”

同志们不肯：“朱书记，你先走！”

“这是命令！”朱凡拔出手枪，“快走！能走一个是一个！”

她冲到前院，朝天空连开三枪，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同志们趁机从后门撤离，跳进河里，游向芦苇荡。

日伪军冲进尼姑庵时，只看到朱凡一个人。她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把枪扔进井里。

十一

朱凡被押到日军据点。审讯室里，日军军官上下打量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

“你的，什么的干活？”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问。

“抗日。”朱凡平静地回答。

“同伙的，在哪里？”

“不知道。”

日军军官使了个眼色，两个日本兵上前，用皮鞭抽打朱凡。鞭子像毒蛇一样在她身上游走，衣服被打烂了，皮开肉绽。

朱凡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说！同伙在哪里？地下党的名单在哪里？”

“不知道。”

日军又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胸口。皮肉烧焦的气味弥漫在审讯室里，朱凡疼得昏死过去。

冷水泼醒后，日军军官换了一副面孔：“朱小姐，你还年轻，何必为了共产党送命？只要你交代，皇军保你荣华富贵。”

朱凡抬起头，嘴角流着血，却露出轻蔑的笑：“日本鬼子，你们的日子不长了。中国人民一定会把你们赶出去！”

日军军官恼羞成怒：“八嘎！用刑！”

更残酷的刑罚开始了。日军用军刀一片片割下朱凡胸前的肉，每割一刀就问一句：“说不说？”

朱凡的回答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十二

1941年7月底的一天，昆承湖上阴云密布。

日军把奄奄一息的朱凡拖到湖边。她浑身是伤，几乎站不稳，但眼神依然坚定。

“最后的机会。”日军军官说，“交代，活；不交代，死。”

朱凡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必胜！”

日军军官一挥手，几个日本兵用麻绳捆住朱凡的双腿，另一端系在汽艇尾部。

汽艇发动了，在昆承湖上疾驰。

朱凡的身体被拖在水面上，激起长长的浪花。鲜血从她的伤口涌出，染红了湖水。

汽艇冲进芦苇荡，在茂密的芦苇丛中横冲直撞。折断的苇杆像无数把尖刀，刺进朱凡的身体。但她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昆承湖在呜咽，芦苇荡在哭泣。二十二岁的朱凡，用生命践行了她的誓言：“为了抗日，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十三

朱凡牺牲的消息传到沙家浜，乡亲们悲痛欲绝。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划着小船在昆承湖上寻找英雄的遗体。

“朱书记——”

“朱大姐——”

“朱凡同志——”

呼喊声在湖面上回荡。男女老幼，上百条船，在芦苇荡里搜寻了三天三夜。

但朱凡的遗体始终没有找到。有人说，她被湖水带到了远方；有人说，她的身体化作了芦苇，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

只有那被鲜血染红的湖水，见证了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勇敢。

十四

朱凡牺牲后，她的故事在苏常太地区广为传颂。人们称她为“江南的赵一曼”，把她的英勇事迹编成歌谣，在群众中传唱。

新中国成立后，朱凡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刻在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烈士墙上，也刻在了家乡宁波的烈士陵园里。

1964年，现代京剧《沙家浜》上演。剧中机智勇敢的地下党员阿庆嫂，就是以朱凡等多位沙家浜女英雄为原型塑造的。阿庆嫂的那段唱词，成了经典：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这唱词里，有朱凡的影子——那个在茶馆里以老板娘身份作掩护，周旋于敌伪之间的女地下党员；那个在芦苇荡里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女区委书记。

十五

今天，在朱凡曾经战斗过的沙家浜，建起了朱凡烈士广场。广场中央，一座三米多高的红色芦苇雕塑巍然耸立，“跟党走、初心红”六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红色芦苇，象征着被朱凡烈士鲜血染红的芦苇荡，也象征着永不磨灭的芦花红精神。

在宁波鄞州区江六村，朱凡的故居被修缮保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都有中小学生前来祭扫，听老人讲述朱凡的故事。

朱凡没有留下后代，但她有千千万万的“后人”。那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那些在和平年代奋斗的人们，都是她的精神传人。

她牺牲时只有二十二岁，正是青春年华。如果没有战争，她可能会成为一名教师，一名医生，或者像母亲期望的那样，相夫教子，平安一生。

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充满荆棘却光辉灿烂的路。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幸福，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朱凡用她的鲜血，染红了昆承湖的芦苇；用她的生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一种青春叫牺牲，有一种伟大叫平凡，有一种永恒叫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