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凯：从劳合社到DFC，霍尔木兹危机背后隐秘的金融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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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围绕当下仍在持续中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外界主要聚焦于伊美之间的“封锁”与“反封锁”行动。然而，现代海上通道的“可通行性”不只是在军事层面，还与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紧密相关——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率先拉响警报的就是海运保险市场。由于战争险停摆、费率飙升、承保收紧，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在商业层面上就已经被“关闭”。

在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IPP访问学者廖凯看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事保险危机，本质上是“美国优先”政策在盟友关系、情报共享和金融权力三个层面叠加作用的结果。依托英美安全合作和情报体系，伦敦劳合社作为全球领先的保险与再保险市场，长期掌握海上战争险定价权。但如今，“美国优先”动摇了市场对这一体系稳定性的信心。同时，美国又在以DFC为主体推出政府背书的再保险机制，试图借危机切入原本由伦敦主导的战争险市场。这可能会使海上保险从风险定价工具转变为美国重塑航运合规秩序的入口。对中国而言，这既意味着关键能源航道可能面临新的保险门槛和金融筛查压力，同时也提示了发展自主航运保险、再保险和海事风险定价能力的紧迫性。

廖凯

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IPP访问学者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不足48小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过境量骤降81%，从1月的平均每日1030万载重吨，降至3月1日只略高于100万载重吨。到3月4日上午，大型油轮过境活动“实际上为零”，只剩少量小型船舶和本地沿岸交通。

最初造成商业航运停滞的，并非伊朗在航道内布雷或实施物理封锁，而是Gard、Skuld、NorthStandard等主要船东责任保险协会（P&I Clubs）成员相继发出72小时战争险取消通知，将伊朗水域、波斯湾及相邻水域排除在战争风险保障之外。由此，霍尔木兹海峡在被完全物理封锁之前，已经先在金融和保险意义上被“事实关闭”。

2026年2月28日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期间，多家主要船东责任保险协会（P&I Clubs）通知暂停波斯湾战争风险保障。

现代商业航运依赖船体与机械险（H&M）、船东责任险（P&I）和货物险共同构成的信用链条。银行不会为缺乏保险的船舶和货物提供融资或信用证，货主不会把高价值货物交给无赔付保障的船舶，船东也无法独自承担船舶损毁、人员伤亡、油污清理和第三方索赔等巨额责任。因此，保险不是航运的附属品，而是船舶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制度门槛。只要战争险和P&I保障断裂，即使海峡没有被物理封锁，商业航运也会自动收缩。这正是本次危机的战略意义。

本文认为，这场保险危机并非偶发的市场失灵，而是“美国优先”政策在盟友关系、情报共享和金融权力三个层面叠加作用的结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与公开表态动摇了英美情报共享的预期稳定性，使伦敦市场的信息可见性受到质疑。而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位于伦敦的全球性保险与再保险市场）战争险体系，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英美安全合作提供的信息生态。一旦这一前提受到质疑，承保人便可能从“提价承保”转向“取消或暂停报价”。美国随后以DFC为主体推出400亿美元美国主导的再保险机制，则进一步显示其试图借危机将海上战争险的部分定价权从伦敦金融城转向华盛顿。

现代商业航运高度依赖保险，一旦保赔协会等机构认为航线风险不可控，拒绝承保或大幅推高保费，船东、货主和金融机构便会主动避开相关海域。图源：《印度时报》

一、劳合社：战争险的定价中枢

要理解这场保险危机的结构性根源，须先理解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它不是一家普通保险公司，而是三百余年来将战争风险转化为可定价金融产品的市场平台，也是战争险定价的中枢。

（一）从咖啡馆到全球市场平台

劳合社的历史始于1688年伦敦塔街的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因聚集船主、商人和水手，成为海运情报的自发交换中心。劳埃德雇人从码头取回最新船讯，并于1734年创办了《劳合社名录》（Lloyd’s List）。这份出版物延续至今，是全球最古老的持续出版期刊之一，也是航运情报的权威来源。

劳合社是一个会员制的保险市场，通过各承保辛迪加为全球海运、船舶和贸易提供高质量的特殊风险转嫁服务。图源：经济学人

今天的劳合社是一个保险市场平台，结构类似证券交易所。它提供规则、资本监管框架、品牌信誉和交易场所，真正承担风险的是内部独立运作的承保辛迪加（syndicate）。每张保单并非由劳合社统一承保，而是在劳合社市场上由不同辛迪加按比例分担，形成“联合认缴”（subscription）机制。

围绕辛迪加运作的，还有管理代理人、经纪人、再保险人、P&I俱乐部和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共同构成高度专业化的风险分散生态系统。劳合社是全球最大的专业保险市场之一，其2025年总承保保费达到579亿英镑，控制约45%的特殊险市场。

（二）联合战争委员会的风险协调机制

联合战争委员会（Joint War Committee，下称“JWC”）是覆盖整个伦敦海上保险市场的战争风险协调机制。该委员会由劳合社与国际保险承保人协会共同组成，汇集了来自劳合社辛迪加与伦敦公司市场的高级承保人，是整个伦敦市场在战争风险问题上形成集体判断的制度接口。

JWC通常委托独立安全顾问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并发布“高风险区域清单”（Listed Areas）。一旦某海域被列入该清单，进入相关区域的船舶在融资、租船及保险实践中通常需要补充或扩大战争险覆盖，各承保主体随即据此信号自主调整费率与承保条件。

鉴于伊朗局势，联合战争委员会在3月3日发布了JWLA-033号通函，修订了“高风险区域清单”（Listed Areas）。图源：www.MaritimeCyprus.com

换言之，JWC本身并不直接承保，也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但其风险认定在市场中具有事实上的标准效力，往往成为触发整个海上战争险重新定价的关键节点。伊朗战争爆发后，JWC迅速将拥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等）纳入高风险区域清单，理由是这些地区可能成为伊朗打击目标，局势“高度不可预测”。清单一经发布，市场集体跟进，这正是JWC作为制度接口的实际效力所在。

（三）私营情报网络与官方体系嵌合

劳合社数百年来形成的定价能力，不仅依赖资本规模与承保经验，更依赖支撑JWC判断的底层信息机制——私营情报网络、英国官方海事安全体系与盟友情报环境三者的嵌合。

首先，伦敦市场自身拥有高度发达的私营情报网络。它整合经纪人与船东的即时反馈、自动识别系统（AIS）船舶轨迹、港口代理与船长报告、海事安全公司评估、独立风险顾问意见、卫星与开源情报，以及历史索赔数据，并通过伦敦金融城高度集中的专业市场，将这些信息快速转化为费率、条款、免责条款和追加保费。

伦敦麦吉尔·帕特纳斯经纪公司（McGill & Partners）海上保险负责人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坦言：

“伦敦海上战争险行业内部存在一套高度相互关联的情报网络，我认为这种网络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但伦敦市场的私营情报网络并不是孤立运行的。战争险定价涉及导弹部署、无人机活动、海军行动、护航安排、港口安全和交战方意图等高度敏感信息，仅靠船东、经纪人、AIS轨迹、港口报告和商业情报公司并不足以作出完整判断，因此必须依托英国官方海事安全体系提供的上游信息环境。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UKMTO）正是英国海军体系与商业航运之间的重要接口，它长期向船员、航运公司和地区当局提供经过核实和佐证的安全信息，并鼓励船舶在其自愿报告区域内提交日报和异常情况报告。

这些信息有助于承保人判断某一袭击是真实军事升级、局部事件还是心理战，并据此调整战争险费率、免责条款和承保范围。这种商业情报与官方安全体系的合作并非近年才出现。一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就曾直接使用劳合社的信号站追踪全球船舶动向，并掌握从中立国驶往欧洲大陆的船舶货物信息。这说明，劳合社的商业情报价值早已被国家安全体系纳入利用，二者之间的关系有长期历史积淀。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UKMTO）近日发布通报称，在2026年2月28日至4月27日8时（协调世界时）期间，共接报涉及阿拉伯湾、霍尔木兹海峡及阿曼湾海域航行船只的安全事件38起。图源：Navy Lookout

在英国官方海事安全体系背后，还存在更高层级的盟友情报环境。五眼联盟并不会公开、直接地为劳合社某一张保单提供情报，但它长期支撑英国对海上威胁、导弹部署、舰艇活动和区域军事风险的判断。伦敦保险市场则通过英国政府、皇家海军、UKMTO、商业海事安全公司、经纪人网络和独立顾问，间接受益于这一信息环境，并将其转化为风险模型、承保判断和价格信号。伦敦的定价能力，部分来自对地缘政治危险的特殊可见性。这种关系很少公开展现，但它真实存在。

正如美国海事权威人士约翰·康拉德（John Konrad）指出：

伦敦之所以能在失去大量航运子市场的情况下仍牢牢掌控全球保险定价权，答案在于更好的情报。

因此，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外交摩擦以及情报优先事项变化，即使未必已经导致正式的情报共享降级，也会改变市场对“信息可见性”的预期。对于战争险市场而言，关键不只是风险本身有多高，而是承保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够理解风险。若承保人认为自己仍能获得足够信息，就会倾向于通过提高保费、缩短期限和增加免责条款继续承保；一旦他们认为风险变得不可见、不透明，就可能选择拒绝报价或取消承保。也就是说，在海上战争险市场中，情报预期的动摇本身就会转化为定价和承保行为的变化。

二、盟友关系裂变与市场信心崩塌

战争险市场并不天然害怕战争，战争本来就是其承保对象。在过去三百年的战争、海盗事件和各种危机中，劳合社的常规反应是提高保费、缩短保险期、增加免责条款，从高风险中获取高收益。正是凭借这种“危险可定价”的能力，伦敦逐步成为全球海上战争险的中枢。

那么，这次为何不同？

问题在于不确定性升高。战争险定价的前提，是承保人能够判断风险边界——谁是打击目标、袭击有何规律、护航安排是否可靠等。这套判断能力长期依赖一个隐性前提：伦敦承保人能够通过英美安全合作、五眼情报生态和长期同盟信任，间接获取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体系中的关键信息。

“美国优先”动摇的，正是这个隐性前提。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达沃斯将“美国优先”解释为“汉密尔顿主义”的回归，主张通过关税和产业政策重建本国产业能力；白宫经济顾问米兰（Stephen Ira Miran）则进一步把安全保护伞、美元和情报界定为美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认为盟友长期受益却分担不足，应当重新承担成本。这一框架的关键含义是：安全、情报和市场准入不再是美国无条件提供的免费品，而是可以被重新定价，乃至作为谈判筹码使用的战略资源。

这种逻辑已在单边关税、未协调盟友便发动战争、对英国施压并威胁重谈贸易协议等政策中显现。本次危机中，英国既未参与初期战争行动规划，也未立即授权美军使用英国基地，所谓“特殊关系”已出现裂痕。对战争险承保人而言，关键在于市场是否开始怀疑信息不再完整、军事保护不再无条件。一旦这种预期形成，承保人便会从“提价承保”转向“暂停报价”或“拒绝承保”，因为当风险无法被量化时，市场宁愿退出。

正因伦敦市场收缩源于同盟、情报与安全预期的动摇，美国才获得介入空间。DFC机制的迅速推出，也显示其更像是借市场空窗有备而来，而非单纯临时救火。

三、DFC切入：从救市到抢市

在劳合社市场信心动摇的窗口期，美国以罕见的速度完成了战略介入。

3月3日，特朗普下令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为所有过境波斯湾的海上贸易提供政治风险保险；

3月6日，DFC正式宣布建立约200亿美元的滚动再保险机制；

3月11日，安达（Chubb）被确定为首席承保商；

3月20日，承保范围扩展至责任险（War P&I）；

4月初，Travelers、Liberty Mutual、伯克希尔·哈撒韦、AIG等六家美国保险公司相继加入，总规模扩容至400亿美元。

4月3日，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与安达保险（Chubb）宣布，Travelers、Liberty Mutual等六家美国保险公司加入霍尔木兹海峡海事再保险机制，使总承保规模由200亿美元扩大至最高400亿美元。图源：DFC

这一介入已超出短期危机管控。DFC本身就是服务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金融工具。此次机制又以美国政府财政承诺为后盾，由财政部参与推进，并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协调安全信息，由美国头部保险公司参与。因此，它实质上是基于“美国优先”的国家化再保险机制，意在切入原本由伦敦劳合社市场主导的海上战争险领域。多家伦敦媒体随即警告：若此类机制制度化，海上金融中心的重心可能从伦敦转移至华盛顿。

此外，DFC机制最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其对申请船舶提出的资格审查要求。申请方须提供船名、IMO编号、运营方、船旗、船员信息、受益所有人、注册船东、货物来源与目的地、货物所有人，以及船舶融资方等详细信息，并由DFC及跨部门伙伴进行制裁筛查（sanctions screening）和“了解你的客户”（KYC）审查。这意味着，每一艘进入这套机制的船舶，都将接受美国政府的制度性信息审查。保险入口由此变成了信息采集机制。

正如《金融时报》首席商业专栏作家约翰·加珀（John Gapper）指出：

“如果美国关于船舶动向和危险的军事情报只被筛选后提供给特朗普选定的保险供应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给劳合社制造更大的麻烦。伦敦的战争险承保人依赖私营情报网络来获取信息。若美国保险公司既拥有更高等级的海事情报，又获得官方背书，伦敦市场将很难与之竞争。”

四、对中国的影响和机会

（一）筛查门槛与天价保费

DFC机制的地缘政治筛选逻辑，对中国影响尤为直接。美国参议员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在致DFC的公开信中指出，DFC拟支持的能源出口对象并不清晰，并追问其是否会承保运往中国的能源出口，因为中国是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的最大目的地。她进一步警告，如果DFC机制意在支持所有能源出口以压低美国和全球能源价格，那么“北京将成为这一方案最大的直接受益者”。

这实际上点破了DFC机制的战略悖论：若全面覆盖中国相关航运，政治上难以接受。若通过KYC、制裁筛查、保费定价和船货资格审查将中国关联船舶排除或边缘化，DFC便不再只是危机救市工具，而可能沦为美国在关键海上通道上对中国能源运输链条“卡脖子”的战略工具。

（二）资本流动的结构性重组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海上保险可能从风险定价工具，转化为美国重塑航运合规秩序的入口。劳合社长期在战争险、能源险和政治风险险领域发挥全球定价基准作用，其费率和承保意愿本身，就是市场风险判断的重要信号。

若DFC机制从危机应急走向常态，美国主权再保险便可能成为海事战争险的新型背书，使亚洲航运融资银行、贸易融资方和大宗商品贸易商在高风险航道上，更多考虑美国设定的保险资格、制裁筛查和KYC标准。这虽不等同于正式制裁，却可能形成隐性门槛，影响船东的船旗选择、融资安排和货物承运，也影响银行开立信用证时对保险资格、货物来源和受益所有人的审查。

（三）压力与机遇并存的战略窗口

如果说DFC机制对中国构成直接压力，那么“美国优先”系统性损害盟友利益这件事，却在另一个维度为我国打开了战略窗口。

单边关税冲击盟友出口、伊朗战争绕开盟友单边行动，甚至将马岛主权问题作为对英施压的筹码，美国正在把最亲密的盟友推入不得不重新计算对美依赖成本的处境。当英国、欧盟乃至更多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主导的保险、清算和融资体系的可靠性，它们就有了更强的动机寻找替代性安排。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融资、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在航运保险领域建立独立定价能力，这些过去被许多国家视为政治敏感的选项，正因美国单边主义的扩张而变得更具现实吸引力。受损于美国政策的国家未必会全面倒向中国，但它们在参与中国主导的区域性金融和贸易安排时，政治阻力将明显降低。

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停靠在中国山东省的一个港口。 图源：路透社

霍尔木兹危机同时也为我国提供了发展自主金融基础设施的历史契机。这场危机清楚显示，谁掌握关键航道的保险定价权，谁就掌握贸易通道的实际准入权。

我国目前在航运保险、再保险和海事风险定价领域仍高度依赖伦敦市场和西方P&I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脆弱性。DFC的介入提示了一条可行路径：我们可发挥海南自贸港，特别是“中国洋浦港”在船籍登记、航运金融、保税燃油、船舶SPV和海事服务上的制度空间，逐步建立国家背书的航运保险与再保险体系，推进航运融资和能源贸易人民币计价，并在国际海事金融规则制定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本文作者

廖凯，现任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IPP访问学者。他于2018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拥有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史硕士学位和瑞典马尔默大学欧洲研究学士学位。廖凯曾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任职副研究员，并在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和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积累了研究经验。2024年至2025年，他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

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发表了多篇关于美军战略、国际军事事务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论文。此外，他是海南省拔尖人才，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他还主持了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参与撰写了多篇智库报告，得到各级决策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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