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跨国寻证，12名中外证人站上法庭，东京审判用“法的定论”捍卫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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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江苏南京，二月兰（又名“紫金草”）遍地盛开。这种不起眼的小花，茎叶纤细，花瓣淡紫，却有着惊人的生命力。

80年前的春天，日本东京市谷法庭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木槌重重落下。那些泛黄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尸横遍野的现场照片、红十字会掩埋记录，被中国检察官团队郑重呈交法庭。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浩劫，首次被置于国际法庭的聚光灯下。

在长达1200余页、多达60余万字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模糊。

“老天爷让我活着，

就是要为这段历史作证”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一扇扇厚重的铁红色大门肃然矗立。它的设计灵感源自当年南京的城墙城门。1937年南京保卫战期间，全城13座城门经历了惨烈战斗，其中尤以中山门与光华门为最。（张哲 摄）

历史的重量，往往由最微小的个体生命承载。2026年清明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的遇难者名单墙前，97岁的夏淑琴与92岁的刘民生老人手持白菊，默立致祭。89年前的寒风与刺刀，早已刻入他们的骨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的经历并非冰冷的数字，而是中国检察官团队竭力搜集、反复核实的“活证据”。

2026年4月，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向记者讲述了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37年12月，8岁的夏淑琴生活在南京新路口5号。城破之日，日军闯入家中，短短数小时内，一家九口中七人惨遭屠戮。夏淑琴与4岁的妹妹被长辈塞进被子里，日军用刺刀隔着被子猛刺，夏淑琴连中三刀，重伤昏迷，妹妹侥幸躲过一劫。随后的14天里，姐妹俩靠家中残存的炒米、锅巴与缸中冷水度日。每当院外响起日军皮靴的“噔噔”声，她们便趴在地板上屏息装死。夏淑琴的伤口化脓无药可医，乡邻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烧成灰，敷在她的创口上吸脓。至今，夏淑琴身上的三道疤痕仍清晰可见，那是日军暴行留在她身体上的永久印记。

这份惨痛记忆，被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完整记录。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调查小组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陪同下来到南京，通过走访安全区外籍人士、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查阅档案资料，调查和搜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证据。马吉在东京审判出庭作证时，讲述了夏淑琴一家的受害经过。

然而，铁证并未阻挡日本右翼分子的污蔑。2000年，71岁的夏淑琴得知日本右翼学者在出版物中称其为“假证人”，她毅然提起名誉侵权诉讼。这场官司从中国打到日本，历经九载春秋、多次开庭，最终，夏淑琴取得中日两国法院的全部胜诉。

“我是命大活下来的，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要为这段历史作证。”夏淑琴的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背负的使命。1994年，夏淑琴成为战后首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如今，夏媛已接过“历史记忆传承人”的接力棒，让证言在代际间延续。

虽然当时未成为东京审判的证人，但幸存者刘民生同样坚持一遍遍讲述日军暴行。大屠杀期间，3岁的刘民生随全家逃入难民区。日军借口排查便衣兵，将人群强行分列。父亲抱着他，母亲抱着妹妹，隔着过道站立。“我年幼哭闹，一名日军端着刺刀过来，朝我腿上就是一刀。”在刘民生的家中，他卷起裤脚，向记者展示右腿上那道未消退的疤痕。当年，父亲被卡车带走后，押至中山码头集体枪杀。家庭的破碎彻底改变了刘民生的人生轨迹，却也淬炼出他对生命尊严的朴素捍卫。

开展与时间赛跑的跨国寻证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特辟专区呈现东京审判中的“中国贡献”。其中，中国检察官团队的珍贵合影与他们曾使用过的打字机、相机等旧物静静陈列。（张哲 摄）

证据的搜集，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跨国战役。国际检察局成立之初，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举证期限紧迫、档案散佚、语言壁垒等重重困难。以向哲濬、倪征燠、裘劭恒、高文彬等为代表的中国检察官团队仅13人，与美、苏代表团及庞大的日美辩护律师团相比，力量悬殊。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南京大屠杀的定罪，必须依靠“原始、直接、可交叉验证”的证据链。

中国检察官团队与国际检察局调查小组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实地勘查了屠杀现场，还搜集了慈善团体的埋尸记录等证据。最终，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专案时，起诉方共有12名中外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

纪念馆研究馆员张国松指出，东京审判采用了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非常注重证据和法庭上的交叉质证。虽然前期调查积累了不少证据，但很多证据不符合法庭质证要求。中国检察官团队，包括检察官、顾问、翻译、秘书等，做了大量具体而关键的前期和辅助工作，成功找到了证人和大量证据。

1946年初，中国检察官翻译兼秘书高文彬在翻阅《东京日日新闻》时，敏锐地捕捉到1937年12月刊登的“百人斩”杀人竞赛新闻。文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在进攻南京途中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经过，其中一人砍杀106人，另一人砍杀105人，并配有两人手持军刀、笑容狰狞的照片。团队立即组织专业翻译，逐字核对原文，最终两名刽子手被逮捕引渡到中国受审。

检察官调查取证工作的严谨性还体现在证人的全面性：一是外籍人士作为第三方，提供了客观的证言，如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金陵大学的美籍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拍摄南京大屠杀现场影像的美籍牧师约翰·马吉；二是中国幸存者与救助者，如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参与难民救助的许传音；三是日方相关证人，通过第三方、受害方、加害方证人的证词相互印证，形成了牢固的证据链。

庭审期间，国际检察局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进行了激烈交锋。以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为例，加拿大检察官诺兰在交叉质询中步步紧逼。松井石根起初以“生病不知情”推诿，但在严密证据链的追问下，最终承认其部队存在“强奸、抢劫、暴力”行为。国际检察局通过比对松井石根作战日记与前线行动轨迹，成功论证了“指挥官责任”原则的适用。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松井石根绞刑。

“比起情绪化的控诉，法庭更需要的是经得起质证的证据。”张国松说，检察官团队正是凭借对证据裁判原则的坚守，让这场审判成为国际法历史上的里程碑。

张国松指出，东京审判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核心意义在于其作出了法律的定性与定论。它首次以国际法庭判决的形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和全面界定。之所以作为“专案”，是因为它被视为日军侵华暴行的缩影和象征。

法庭基于大量的调查和证据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这一估计并不夸大其词，而是可以通过埋尸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证据加以证实的。这些组织掩埋的人数多达15.5万人……而且，这一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焚烧的、被扔进长江的以及被日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此外，判决还认定，纵火持续了6周，南京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毁，在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近2万起强奸案，以及大规模的抢劫。这一定性，将日本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谓“铁证如山”。

数字时代守护真相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影像的照片墙。（张哲 摄）

历史的真相不仅存在于法庭卷宗里，更在代代相传的记忆与不断更新的史料中。2026年4月，《方圆》记者走进纪念馆，肃穆的氛围扑面而来。石壁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幸存者照片墙上，灯箱依次排列，展示着登记在册的百位老人面容。纪念馆讲解员董浩介绍说，目前登记在册且健在的幸存者仅余21位。亲历者的逐渐凋零，让记忆的抢救与传承成为与时间赛跑的使命。

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纪念馆自2022年起系统推进“历史记忆传承”工作，不仅将幸存者的二代、三代、四代亲属认定为历史记忆传承人，更将拉贝、马吉、威尔逊等国际见证人的后代纳入其中，目前已有38位国际国内传承人共同守护这段历史。他们从家族长辈手中接过日记、影像与口述录音，让跨越国界的见证得以延续。

近年来，新的史料不断重见天日。一批珍贵的“萨顿档案”（指美国助理检察官大卫·萨顿，1946年曾两次前往中国，调查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正由民间藏家与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展开联合研究。这批文献详细记录了检方对日军暴行证据的全面梳理过程，为还原东京审判庭审细节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从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到21世纪的金陵城，守护历史记忆的接力棒已交至当代人手中。”张国松感叹，“我们接触那些历史亲历者的后人时，总是充满敬意。前辈们为正义和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而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把历史的真相和法的定论呈现给国人，也传播至世界。这也是驳斥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维护正确‘二战’史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周峰介绍：“纪念馆从去年开始谋划，准备建立‘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这个计划已经被列入江苏省、南京市规划。目标是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照片、音像、图书、画册等，按照图书馆要求进行归类保存，并建立一个数字化的知识库和语料库。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扎实的史料研究、文献中心建设、创新的国际传播和青年教育，把东京审判所代表的‘法的定论’和历史真相一代代传承下去。”

“从当年向哲濬、倪征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据理力争，到今天南京检察人在本土阵地上的默默耕耘，变的是时代与工具，不变的是对证据的敬畏、对程序的恪守、对正义的执着。”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蒋晓春表示，“我们始终以检察履职捍卫历史之重，充分挖掘纪念馆教育资源，通过组织参观、沉浸式党课、爱国主义观影等形式，将抗战精神融入队伍建设和检察履职全过程，时刻提醒人们不忘民族屈辱，珍惜今天的和平发展。”

80年来，30万人被屠杀这段历史因法律人以证据为刃的坚守而得以昭雪，也因一代代法律人、学者与传承人的接续守护而永不褪色。

80年来，花谢花开，一如那段记忆，从未被遗忘。如今，被称为“和平之花”的二月兰再次盛开，一丛丛、一簇簇，从城墙根到纪念馆的和平公园，开进每一个驻足凝望的人心里。

花语无声，却道出了最深沉的人心所向：中国安，世界安。

幸存者说

夏淑琴：以后要多替我出去讲一讲

“以后要多替我出去讲一讲，讲给更多日本民众听！”2025年7月，夏媛在启程前往日本前，外婆夏淑琴这样叮嘱她。

1994年，夏淑琴与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一起赴日本进行交流，做了近20场控诉日军暴行的证人发言，成为战后首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31年后，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接过“接力棒”，受邀到日本替外婆讲述她的经历，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首次在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惨案。

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夏淑琴一家九口生活在南京新路口5号。1937年12月的一天早上，夏家正吃着早饭，日军突然闯入家中。短短几个小时内，夏淑琴的外祖父母、父母、2个姐姐和小妹妹均被日军残忍杀害。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被长辈塞进被子中侥幸存活。然而，日军听到被子里有哭声，用刺刀对着被子刺了好几刀，有3刀刺中了夏淑琴，夏淑琴也因伤势过重而昏迷，直到妹妹的哭声把她叫醒。此后的14天里，姐妹俩靠家里剩的炒米、锅巴和水缸里的冷水度日。后来，慈善机构“老人堂”的人救走了姐妹俩。

在替外婆讲述那段历史时，夏媛多次红了眼眶。夏媛说，外婆从未主动对家里人讲述过去，但她陪同外婆接受过多次采访，每次听外婆讲述这段沉重的回忆，她都会格外心疼外婆。

夏媛是被外婆带大的，在她眼中，外婆勇敢、坚强，只要是自己能解决的都要靠自己。夏淑琴和妹妹后来跟着舅舅一家生活。当时的生活很艰难，她每天要挖野菜、做家务，还要帮人洗衣服补贴家用。夏淑琴没有上过学，但为了认字，她工作之后每晚坚持去上夜校。虽然她会写的字并不多，但能看报纸，她还会把报纸上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新闻剪下来留存。

夏淑琴常说，自己侥幸活下来，是老天爷让她活着为这段历史作证，所以她要不停地讲，讲给更多人听。从1994年起，夏淑琴多次前往东京、大阪、广岛等地，一遍遍讲述自己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亲身经历。

据夏媛回忆，外婆第一次去日本前很紧张：能不能去？该不该去？会不会有人对自己不好？在种种顾虑之下，夏淑琴仍然决定走出去。当她真正站在日本的土地上进行讲述、看到那些认真听讲的日本民众时，她才意识到，日本的普通民众其实是渴望和平、渴望知道真相的。

如今，97岁高龄的夏淑琴因身体原因，已经很难再“走出去”，讲述历史的重任则交给了她的后辈。

自2022年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启动“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夏媛和她儿子李玉瀚等13人成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他们接过了讲述历史的“接力棒”，既传承着家族的历史记忆，也传承着先辈们共同的血泪史。

被选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时，李玉瀚才12岁，是13人中年龄最小的。李玉瀚快上一年级时，有纪录片导演来到家中拍片。在拍摄过程中，夏淑琴讲述了夏家惨案的发生经过，这是李玉瀚第一次知道太婆的经历。后来，在夏媛的补充讲述下，李玉瀚越来越了解这段历史，他也想像妈妈一样，替太婆把这段经历讲给更多人听。成为纪念馆里的一名小讲解员后，他参与多项志愿服务，和母亲一起以实际行动承担和履行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

夏媛觉得，只有不断地讲述过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战争的残酷，人们才会更加期盼和平。“哪怕每次讲述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我也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夏媛还说，外婆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官方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听到日本政府来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和他们的家属道歉。夏媛也想告诉那些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历史就是历史，再怎么去抵赖，也抹杀不了。只有直面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刘民生：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虽然我那个时候还不怎么记事，但有些东西是深入脑海里，忘不掉的。”在回忆南京大屠杀时，92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生掀开了裤腿，向记者展示他右腿腿肚子上的伤疤——这是当初年幼的他印象最深的伤口，也是他人生中最为悲痛的伤痕。

1937年11月前后，南京时局动荡，硝烟渐起，3岁的刘民生跟着家里人逃进难民区。然而，日军借口排查便衣兵，强行闯进难民区，将青壮年男性和妇女老人分成两排。

刘民生说，那天父亲抱着他，母亲抱着妹妹，隔着过道面对面站着。“在室外站的时间过长，我年幼哭闹，一名日军端着刺刀过来，朝我腿上就是一刀。”

这一天，刘民生的父亲被抓走了，家里人起初以为他只是被抓去当搬运工，干点苦力活，没想到，他们再也没有等到父亲回来。后来他们才得知，和父亲一起被带走的人都被押到中山码头杀害了。父亲的逝去让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陷入了极度的经济窘迫，南京大屠杀也彻底改变了刘民生的人生轨迹。

刘民生家门口是一家牙刷厂，母亲就在厂里做工，将一根根猪鬃毛穿过兽骨做成牙刷，贴补家用。然而，家里的生活还是非常艰难。刘民生约8岁时，被爷爷送到孤儿院，每天只能吃上两顿饭，主食是碎的玉米和蚕豆，卫生条件也很差。10岁生日那天，爷爷从孤儿院接他回家，之后他再也不愿意回到孤儿院。于是，他跟着堂叔跑货运，去安徽芜湖老板家当学徒。新中国成立后，他去过炼焦厂、化肥厂工作，后来在南京市青龙山林场成为高级维修电工。

苦难的过往让刘民生十分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他爱养花，窗台上十几盆花在南京的春日里明媚绽放；他爱看电视，爱看与历史相关的电影、电视剧，篮球、足球比赛更是他的心头好；他像年轻人一样喜欢网购，对新鲜事物始终保有好奇心。

从2014年起，刘民生几乎每年都会到纪念馆参加祭告活动，但他注意到，出席活动的幸存者越来越少。截至记者发稿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

刘民生说：“我知道，我活着就是给历史提供一份有力的证据，让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看到，还有我这么一个‘活证据’。现在，我的头脑还比较清晰，意识没有混乱，对过去的事情还能够轻松讲出来。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有更多的媒体来采访我，让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刘民生也希望，中国的青年要铭记这段历史，以史为鉴，主动把国家建设好，让国家更加强大，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享受和平的美好生活。

（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下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金陵城里，二月兰谢了又开》

编辑丨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刘亚 黄莎

视频拍摄、视频制作丨张哲

通讯员丨孙庆辉高子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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