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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后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在河内，她获红毯、仪仗队和军乐团迎接；而在堪培拉，停机坪无红毯、无仪仗队，澳总理阿尔巴尼斯未安排正式双边会晤，仅作短暂交谈。同为日本防务伙伴，接待规格差距悬殊，澳方的顾忌何在？
答案源于东京审判的有效法律约束。东京审判将日本战争罪行纳入国际法判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至今有效。日本1951年签《旧金山和约》接受审判结果，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也承诺反省战争伤害，这些均具法律约束力。
但高市上任后屡屡挑战这些承诺：以首相身份供奉靖国神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战后近六十年首次），还在《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当天，让自卫队舰艇过航台湾海峡。这些行为叠加，凸显日本正系统性剥离战后法律约束，这是相关国家需重新评估的变量。
澳方谨慎，源于其东京审判中的特殊身份——当年审判11国法官中，澳方威廉·韦伯任庭长，澳是审判主持者。高市参拜供奉韦伯判处绞刑战犯的神社，若澳方给予高规格礼遇，政府无法向国内选民交代。澳社会对战争历史认知固定，防务合作可推进，但绝不為历史修正主义背书。
高市此行核心是推进日澳“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合同。但1942年日军轰炸达尔文港，二战时两国曾激烈交战，尚有老兵在世，澳方购买日舰本就需向国内交代，再给高市高规格礼遇，政治代价过大。因此澳方态度明确：订单照签，绝不为否认历史的行为包装。
此外，阿尔巴尼斯政府刚修复对华关系，4月27日澳外长黄英贤访华并与王毅对话。澳铁矿石、天然气等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对华关系不容折腾。若為日澳军购给高市支持，会影响中澳关系修复，澳需平衡多方面利益，不会付出此代价。
高市出访前后，中方已形成成熟反制机制。经济上，年初管制日本军工关键原材料出口，20家日本军工企业被列入名单，掐住其军工扩张命脉；军事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实现全天候部署，4月舰艇编队绕行琉球群岛形成闭环，以实际存在释放信号；法律上，中方明确东京审判的基石地位，警告日本勿走军国主义老路。
高市想靠军购打开防务外交大门，却只得到澳方“收订单、省礼遇”的回应。这表明，澳方虽与日本开展军购合作，但在战后秩序和历史问题上绝不含糊。高市的困境已然显现，否认历史、扩张军事的道路上，愿与她并肩的国家只会越来越少，历史债无法靠生意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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