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东京审判检察官私人档案

转自：《作家文摘》；来源：《新京报》

今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两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部分成员 （前排左起：桂裕、倪征燠、向哲濬、吴学义、郑鲁达、张培基；后排左起：周锡卿、刘子健、杨寿林、鄂森）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

东京审判的全程见证者

2025年12月，从加拿大多伦多出发，段宇豪抵达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家小拍卖行。他小心翼翼地将拍品搬到后备箱，便返程。那是一摞重达17磅（逾15斤）的档案，差不多四五千页，段宇豪以4万美元拍得。资料原主人是美国人大卫·尼尔森·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参与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之一，曾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往中国取证。

段宇豪拍得的萨顿检察官私人档案。受访者供图

段宇豪在南京出生长大，“外公是新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对他来说，南京大屠杀不单单是课本里的文字，更是身边人的亲身经历。17岁那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后，段宇豪聚焦并入手有关中国远征军、飞虎队、南京大屠杀的藏品。

此次段宇豪发现，萨顿是少有的几乎从头到尾跟完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之一，并直接参与了对二战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审判。“甚至可以说他是最了解日军侵华罪证的检察官。”目前，段宇豪正在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洽，打算将这批从民间打捞起的史料捐赠给纪念馆。

庭审大厅

这沓尘封七八十年的档案保存得当，段宇豪的感受是：像是“自萨顿之后便没人翻阅过”。在涉及萨顿的公开档案中，作为检察官，关于他的内容总是不带个人立场的，而私人信件的珍贵之处在于，可以触摸到笔者的喜怒哀乐。

段宇豪收藏的老照片：一战时期，英国人在山东招募华工，前往东线战场。受访者供图

“像这样的藏品，当时大部分的检察官和法官都把它捐给了当地著名的档案馆，或者自己母校的图书馆。”他们在参加东京审判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场注定要记入史册的世纪大审判——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0余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判决书长达1212页，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军事审判。

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正式开始，而在同年1月，萨顿就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之一。直至1948年下半年庭审快结束，萨顿才彻底返回美国老家。“大多数法官、检察官中途就走了。”

未对细菌战追责的遗憾

萨顿曾两度前往中国取证，接触了上百名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证人，并亲自陪同出庭证人搭专机往返中日两国。

1947年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左一 吴学义，左二为鄂森，左三倪征燠）

在与著名历史学家、时任金陵大学副校长贝德士的通信中，萨顿提到，1946年4月，他审问了南京沦陷期间时任日本驻上海和南京的全权代表冈崎胜男，对方称，松井石根将军（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二战甲级战犯）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无可辩驳。在段宇豪看来，这意味着，松井石根完全知情手下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与后来他在庭审中辩称的“不知情，被冤枉”相悖。

在萨顿呈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份报告里，他引用了贝德士的证词，大意为，在南京，日本军官曾打着劳工队招工的幌子，骗来200个中国男子，然后将他们全部处决。

2025年年初，段宇豪于南京淘到的“南京审判”重量级资料。受访者供图

这批档案中，还有萨顿与中国官员的通信，表明他在中国调查取证期间，受到不少中国官员的鼎力相助。“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现在大体上知道了。”这些官员同样值得被历史铭记。其中一封信，是萨顿感谢时任卫生署署长金宝善的。金宝善帮助萨顿找到了一个证人——深耕传染病研究的美国博士伯利士医生。

伯利士医生十分笃定地告诉萨顿，根据他的经验，在湖南常德发生的鼠疫，是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后果。“那从这封信就能看出来，当时萨顿本人或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搞细菌战是知情的。”看到此处，段宇豪难掩遗憾——东京审判中并未对细菌战进行追责。

1946年，南京大屠杀核心证人许传音写给萨顿的信，也在这批萨顿的私人文档里。受访者供图

审判内外的细节隐情

萨顿的文档里，还高频次提及东条英机的名字：1949年，萨顿在美国的一本法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东条英机的审判》的署名文章，尽管这篇稿件仅两三页，但他为此写了好几十页的稿子。为了更好地还原审判细节，萨顿还与其他同盟国的法官、检察官通信，了解他们当下的见解，“其中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为这一场审判做出的妥协”。

段宇豪拍得的萨顿检察官私人档案。受访者供图

除了沉重的历史，这沓文档里还充斥着大量私人化的墨迹，其中包括隔着太平洋的亲情。萨顿的弟弟在来信中提到，母亲出了车祸，加上年事已高，情况不乐观，希望萨顿尽快回家看看。但公务缠身的萨顿一拖再拖，直至向首席检察官写信申请了探亲假，在美国待了仅一个月，又赶赴东京处理工作。萨顿年幼的女儿也会在信里袒露对父亲的思念，里头还夹着她为爸爸制作的贺卡。

家人总是问他审判何时结束，萨顿有时会细细道来一些隐情，比如审判以英语和日语为主，但苏联的法官不会英语，只好请俄语翻译将内容转述给对方，这便拉长了审判时间。

萨顿手稿。受访者供图

萨顿在1946年收到的信。受访者供图

段宇豪查询到，此前萨顿或其后人已将大部分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材料捐给了他的母校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但为何这批私人档案会流入拍卖？他分析，可能缘于这批档案中存在大量的手写文件和信函，里头涵盖大量的私人内容，“当时信件里许多人还在世，捐出去会导致一些私人细节流出。这些东西是他女儿去世后才流到拍卖市场的”。

段宇豪还在努力寻找萨顿的后人。“萨顿的外孙现在还在弗吉尼亚州，目前已经找到他和他妻子的联系方式。他们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他特别想知道，萨顿生前是否曾跟孙子提过在日本或者中国的经历，“看能不能做一些小调查，口述的历史也许可以和信件当中的内容互相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