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河畔的思想淬炼：在波恩完成一场哲学的沉浸式体验

波恩，一座浪漫的城市，一个淬炼思想的“战场”——在莱茵河畔的静谧与厚重中，我曾在经典的文本里深耕，在哲学的叩问中跋涉，寻找属于自己的学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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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畔的明珠

第一次听说波恩，是在北大导师的课上。他说，从波恩大学图书馆的窗子望出去，能看见七峰山的轮廓——传说那里住着格林童话里7 个小矮人的原型。

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蕴深厚：中世纪的莱茵河畔孕育着神秘主义传统，大施莱格尔（A. W. Schlegel）曾在此授课并传播浪漫主义思想，贝多芬出生于此，尼采、马克思、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也都曾在这里求学。

然而，选择去德国读博其实充满了偶然。2015—2016 年，我通过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赴柏林交换一年。正是那一年的经历，让我决定留在德国深造。

在洪堡大学神学院交流期间， 最触动我的是那里的藏书，以及同学们身上那种安静而执着的气息。走廊海报栏上，总贴满学生自发组织的研讨班通知。那时的我没有多想未来的工作，只是单纯觉得，心里还有许多未解的困惑。

2016 年春天，我开始写博士研究计划。拿着自己的初稿，我也曾拜访慕尼黑大学的教授。她推荐给我一篇关于奥古斯丁意志起源的论文， 我找来读后，了解到该文作者专攻奥古斯丁意志哲学，且在波恩大学任教。我把计划发给他， 很快得到回应，随后便顺利来了德国。

如今回想，整个申请过程充满了偶然——或许正因如此，德国的博士教育才格外珍视“自主”。人总要在摸索中才知道哪里更适合自己，哪些人真正理解你的问题。重要的不是抵达，而是在路上渐渐认出属于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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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中磨炼

在德国研习人文社科，最大的障碍始终是语言。若没有扎实的语言根基，课堂与交流便如隔雾观花。我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大四才开始学德语，心态急躁，只求速成应试，却疏于真正的沉淀与练习。

初到德国的两年里，语言成了横亘在学术生活之前的鸿沟，听课吃力，表达困难。直到在语伴建议下参加了一次德语集训，才终于跟上日常的语速，渐渐找回对话与思考的节奏。

语言是学术的基石，必须在实战中锤炼。我的“战场”便是研究所与图书馆，在阅读、写作与讨论中反复磨砺表达。德国的博士培养极重自主，学校不设发文要求，教授也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他们虽会在方向上把关，却很少主动联系学生，一切靠自觉。

因此，高度的自律成了必须——我为自己设定节奏，过段时间便向导师提交10 余页文稿。导师的批注往往细致入微， 有一次因引用与论述不符，他严肃地指出问题， 让我从此对每一个脚注都心存敬畏。

在与导师的交流中，他常就我写作的部分推荐关键文献，并纠正理解上的偏差。正是这些点滴的积累， 让我逐渐把零散的思考凝结成章，最终搭起博士论文的框架。

德国的博士路径清晰而自由：提交研究计划，寻得导师认可，而后全力完成论文与答辩。这种模式与美国结构化的培养不同——不需修课，不强制教学，让人能全心投入自己的课题。优势是深度聚焦，风险则是视野容易受限。

为此，德国在教职资格评审中要求学者拓展另一方向，以促进知识的贯通。博士答辩时，除自身领域外，也须应对两个相关领域的提问。我为准备康德“根本恶”与谢林自由理论的考题，提前大半年组织读书会，系统啃完原典。这段经历，与其说是应付考核，不如说是一次被迫打开的、珍贵的知识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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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基石

德国博士培养体系中，Kolloquium（学术研讨会）是极为重要的常规环节。我的导师会定期邀请领域内不同专家前来作报告，同时也鼓励门下的博士生、硕士生乃至本科生进行汇报。

我记得在波恩参加的第一次研讨会，报告人是海德堡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延斯·哈尔法森（Jens Halfwassen）。虽然如今已记不清具体问了什么，但我仍记得自己鼓足勇气提出了一个问题。

后来轮到我第一次在组内作报告，主题是奥古斯丁与摩尼教关于自由意志的论争。那也是我首次全程用德语进行学术报告，紧张得几乎大脑空白，说话也断断续续。报告结束后，师兄非常直率地给出了严厉的批评——从文献选取、问题展开到论述结构，他的指正让我受益匪浅。

除了师门的研讨会，我还和几位国际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面向非德语母语者的读书会，旨在激励彼此写作、锻炼德语，成员来自韩国、智利、马来西亚和美国。

每两周一次的讨论，让我们逐渐了解到彼此的研究：尽管我专攻奥古斯丁，却也借此接触到“生活方式”理论、康德的义务学说，以及托马斯主义的当代发展等议题。

其中一位智利同学已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正在攻读第二个博士，他常给予我们这些“新手”许多方法论上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他纯粹出于对学问的热爱，在博士期间还自学了俄语，并重修古希腊语与拉丁语。

另一位智利同学在高中任教多年后来德读博，出于兴趣同时在修读古典学本科，但也因如此广泛的学术热情，他用了8 年才完成博士论文，最近刚刚毕业。

对我而言，与同门的交流是博士岁月中最珍贵的部分。我们不仅一起读书讨论，也常相聚用餐、玩音乐，结下深厚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博士训练最打动我的，正是这种专注向学、真诚交流的学术氛围——它让研究不再是孤独的跋涉，而是一场有伴同行的思想旅途。

除了与校内同门的日常交流，我也始终关注系里发布的各种学术活动通知。正是这些信息，让我有机会前往列支敦士登参加为期一周的“自由意志”专题研讨课。

此外，我还陆续走访了巴黎的奥古斯丁图书馆、图宾根大学以及维尔茨堡的奥古斯丁研究中心，并与这些机构的教授建立了持续的联系。

正是在与各地学者的面对面交流中，我得以更直接、更真切地走进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些在书页间静止的理论，忽然在对话中有了温度与脉络；那些独自思索时缠绕的疑问，也在跨地域的学术对话中渐渐清晰。

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研究视野的打开——让我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重新认识自己的课题，也重新定位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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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是“武器”

坦白说，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对“学术”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只知道埋头苦读，却常常感到茫然无绪。究其原因，是缺乏真正的方法论自觉。常听人说“文科好读”——书谁不会看？文章谁不会写？又有人说哲学之类无非是“大师悟道”，全靠高人点拨。

这类看法， 恰恰暴露了对话语背后的学科方法与规训的无知。方法，是一个学科的骨骼。在德国学习的几年，让我对人文学科的基础有了切身的体会。

首先，是语言训练。德国文科博士毕业通常要求掌握一门古典语言。这不是形式主义——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实则是进入一个新的思维世界。即便在翻译工具日益发达的今天，AI 也无法替代亲历原文时那种细密的思维爬梳。

学拉丁语那年，我们跟着西塞罗追问何谓人的尊严，随着塞涅卡体会老之将至的澄明；在古希腊语的波澜壮阔中，我们读懂了英雄返乡的史诗不仅是路途，更是精神的溯源。

其次，是方法规训。在洪堡大学交换时，他们设有专门的“方法论”课程，系统讲授历史批判法的运用。

文本分析不是随感而发的读后感， 而是依循具体路径的考察，比如通过版本比较辨析文本类型、理解哲学文体如何承载思维风格；又比如如何把握一个文本的“历史境况”。唯有掌握了这些分析工具，研究才称得上学术。

最后，是写作锤炼。波恩大学设有校级博士论文写作课，跨学科讨论常带来意外启发。而我的导师更会在每次见面时反复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你的论文核心论点是什么？”第二， “能否用两三句话概括你的研究？”

这些问题迫使我不断厘清自己的思考坐标——我的问题处于何种脉络？与前人对话在何处展开？我究竟贡献了什么？

德国有句谚语：“写作是最好的老师。”写作未必只为发表，更是在字句推敲中反复审视、雕琢自己的思想。我第一次投稿时，花了大量时间打磨文章，到后来甚至不再纠结能否被接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意识更清晰了， 论述更坚实了，而这一切，本就是学术给予人最真实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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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摇滚

在德国的4 年，学术之外，音乐构成了我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我组建了一支乐队，而这段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德国校园文化中特有的“信任”。去租用波恩大学的排练室时，办公室的老师甚至没有查验我的证件，便将钥匙交给了我，允许我们在课余时间自由使用。

与学生生活不同，组织乐队需要大量的协调与沟通——联系演出场地、寻找赞助、策划宣传，这些实践让我在学术之外迅速成长。学术并非生命的全部，那些难以用文字承载的激情、冲动与本能，在音乐中找到了表达的出口。

音乐为博士生涯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存在，也反过来滋养了我的理论研究：理解一首歌的节奏、律动与呼吸，让我对“生命经验”背后的生成机制有了更直接的体悟。

在人工智能不断重塑知识形态的今天，传统人文学科的范式必然面临挑战。知识不应只是被传授的客体，人文研究也不能止步于挖掘与阐释——它应当走向沉浸与体验。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必须走出书斋，进入生命每一个鲜活的维度。而这，正是德国4 年音乐时光教会我的事。

4 年的时光既短促又悠长。当接过博士学位证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开窍”，不过是终于推开了那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

博士论文的完成不是终点，而是学术生命的真正起点：那些在波恩积累的阅读、争论与沉思，都将在未来漫长的探索中持续产生回响。

莱茵河畔的岁月教会我的，不仅是严谨的治学方法，更是一种与智慧共处的生活可能。波恩赠予我的这份浪漫底色——对思想的虔诚，对未知的好奇，对精神生活的执着，将成为我未来道路上不竭的源泉。

来源：本文系原创，原载于《留学》杂志2026年第8期，原标题为《莱茵河畔的哲学殿堂》，作者贺腾系波恩大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