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年六月，天热得像是要把地皮烤裂，空气里全是干燥麦秸被晒透后的焦苦味。我手里攥着那把磨得发亮的弯镰刀，手心里的血泡破了又磨，脓水和血水黏在木柄上，每一次挥刀，掌心都像是有细针在扎。可我不敢停，甚至不敢抬头去看站在田头的大哥。
大哥李大山打着赤膊，黑红的脊梁上全是白花花的盐霜，脊椎骨凸起如一条嶙峋的石梁。他手里的镰刀快得像一道白光，身后的麦子齐齐整整地倒下去，码成一条笔直的线。
从清晨到晌午，他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只是每当我动作稍微慢下来，他那冷硬如铁的眼神就会扫过来，像是重重的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
两天前，县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口大队部。村支书骑着飞鸽自行车把那张薄薄的红纸送到我家院子时，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可那张纸在大哥手里只停留了不到半分钟。他甚至没有擦干净手上的泥，就随手把通知书压在了灶台边裂了缝的黑瓷碗底下。
“家里欠着二叔家三千，信用社还差二千。今年麦子贱，一斤才四毛两分钱。”大哥吸着旱烟，烟雾呛得我直咳嗽，“割完这季麦，去镇上砖窑拉板车。一个月五百，管两顿饭。”
我不服，红着眼睛冲他吼：“我考了全县第十八！老师说我能考大学！”
大哥当时猛地站起来，带翻了身后的长条凳。他一双眼睛熬得通红，指着院子外那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麦浪：“上大学？想念书，自己拿镰刀去挣！挣不出来，就趁早把心思给我掐死在肚子里！”
就这样，十六岁的我被他赶进了这片火海一样的麦地。
骄阳悬在正头顶，连一丝风都没有。麦芒顺着领口钻进后背，和黏腻的汗水混在一起，又刺又痒，钻心地疼。我眼前开始发黑，金色的麦浪像水波一样在我视线里晃荡，耳边嗡嗡作响，全是知了不知疲倦的尖叫。
“呲啦”一声，钝刀滑了。我身子一歪，镰刀尖狠狠擦过了左脚脚踝，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浸透了那双已经磨出脚趾头的解放鞋。
我疼得闷哼一声，单膝跪在干硬滚烫的泥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大哥在前面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脚，他回过头，冷冷地看着我脚下的那滩血，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眼神极硬。他没走过来，只是用搭在脖子上的烂毛巾狠狠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石头：“没出息。连把镰刀都使不好，还想去省城坐办公室？地里的草都割不齐，到了外头也是个饿死的命。”
说完，他转过身，手里的镰刀挥得更狠，麦秆倒伏的声音像是一阵阵急促的喘息。
我的眼泪砸在滚烫的土里，瞬间就被吸干了。我恨他，我恨他的冷血，恨他的粗暴，恨他用这片穷山恶水做牢笼，要把我也一辈子困死在泥土里。
就在这时，一双粗糙却温热的手从后面架住了我的腋窝，把我整个人往上提了提。
“别跟你哥硬顶嘴了，快起来，地上烫。”
那是嫂子翠芬。
嫂子当时进门才两年，她是邻村嫁过来的，身形单薄，脸色总是带着常年劳作的蜡黄，但那双眼睛生得极好看，清澈又安静。大哥脾气暴躁，村里人都怕他，可大哥在嫂子面前，连嗓门都会不由自主地放低半截。
嫂子头上包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花布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满是心疼的眼睛。她飞快地看了眼走在前头的大哥，低声对我说：“赶紧把身上的血擦干净，不然容易招苍蝇。”
正午十二点的时候，大哥挑起两捆沉甸甸的麦子，肩膀上的扁担被压得咯吱作响。他冷冷地扫了我一眼，对我说：“我去场上把麦子摊开晒上，你看好地里的麦捆子，别让别人偷了了。等下午日头偏了，我借队里的板车来拉。”
他甚至没叮嘱我一句去阴凉处歇歇，挑着麦担，步子迈得又大又急，一晃一晃地朝着村口的大路走去。
看着大哥那宽阔却有些微驼的背影渐渐走远，我浑身脱力，顺着一捆麦子软绵绵地滑坐下去，喉咙里干得冒烟，脚踝上的伤口一跳一跳地抽痛。
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天地间仿佛只剩下热浪翻滚的声音。
嫂子直起身子，朝大哥离开的方向警惕地望了望，直到那个黑红色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土坡后面，她才猛地转过身，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赶快起来，快跟我来。”
我愣愣地看着她：“嫂子，去哪儿？我哥让我看着……”
“别管他！”嫂子手上的力道出奇的大，她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架着我的胳膊，把我往田埂深处拉。
在几亩地的交界处，堆着一个足有一人多高的老麦草垛，那是去年打场剩下的陈麦草，风吹日晒下，外层早已经变成了灰黑色，厚重而密实，投下一小片巴掌大的阴凉。
嫂子推着我的肩膀，眼神里透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急切与果决，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咬着耳朵对我说：“往草垛后钻，你哥看不见！”
